试析司法确认对克服人民调解协议效力局限性的不足

受制于人民调解协议效力有限性的影响,在我国息诉止讼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民调解制度发展完善受到制约。新颁布的《人民调解法》规定了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人民调解协议效力有限性问题,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人民调解协议效力有限性问题:一、法律对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二、从制度设计和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上来讲,对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应当允许当事人有条件地反悔。三、司法确认制度的启动条件限制了当事人对人民调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的机会。四、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结果限制了人民调解协议通过司法确认途径获得强制执行效力的机会。     

对完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考量

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实现了诉讼与非诉讼的无缝对接,是一次重大的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其司法运行过程中亦暴露出诸多问题,如何完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建设法治中国,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加强宣传着力引导 推动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

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该法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作用、地位及法律效力进行了明确。2011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了《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司法确认程序。这是今后人民调解协议的依据。其对促进人民调...     

《纠纷化解在诉前》专题报道之一 诉前司法确认之定西样本

调解——反悔——上访——再调解——再反悔——再上访……很多简单的矛盾纠纷,就这样在周而复始的反复中一拖再拖,矛盾不断激化,最后成为信访重点督办案件。2007年1月,甘肃省定西市中级法院联合定西市司法局创设了非诉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制度,结束了当地长期以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调而难结的历史。非诉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制度改革推动人民调解制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同时也减少了法官和当事人的讼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改革的先行者定西市中级法院,还是将定西经验上升到立法层面的最高人民法院,都面临着程序问题的瓶颈。改革者希望,非诉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制度的建立和推广,能够成为法院诉讼文书和司法统计改革的契机。     

“三调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传统渊源

古代官民调解联动解纷方式是"三调联动"事实上的传统渊源: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联动在古代表现为州县中的州县官调解;公安机关委托调解、法院委派委托调解与古代的"官批民调"相似;司法局(所)对人民调解协议的行政确认、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与古代官府确认民调协议、在诉讼中采纳民调意见等做法相似;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的各种联合调解与古代官民共同调解相似。"三调联动"诸多因素的古今相似反映出国家与民间调解联动解纷具有某种规律性,这一规律的根本机理在于社会和谐的共同追求、化解疑难纠纷中情理法的综合适用。     

关注

行政调解活力亟待激活 调解属于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包括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种类型。今年1月起,新颁布的《人民调解法》正式实施,明确赋予人民调解协议法律效力。     

对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的思考——以四川省为例

四川省人民调解工作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仍然存在着调解经费保障不力、调解员队伍结构尚待优化、调解协议的公信力有待提高,调解手段的创新性有待提升等现实问题。因此应准确定位人民调解工作性质,在"大调解"工作体系构建中确保人民调解的自主性和多元化,建立合理的经费保障机制,动员与培育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人民调解工作。     

司法ADR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稳定与和谐是中国走向法治现代化的标志,人民调解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不健全以及与诉讼机制的脱节,导致人民调解未能充分发挥社会效能,其司法资源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故此,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探索人民调解与诉讼机制的有效衔接形式--司法ADR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制社会的内在需要.     

“和谐”与“规范”视角下的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时代需求。通过对各国调解制度的分析与比较,有利于我们借鉴各国的成功经验,从而更好地建构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人民调解制度需要从加强立法,规范调解行为;建立专业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完善审前准备程序,实行调解前置;妥善解决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的预警去完善。     

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很有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和特色的民主法律制度,是新时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最好的方式之一。新时期社会的发展向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这使得我国人民调解工作出现了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必须做到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资金保障,转变思路,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的建设,制定明确的人民调解工作程序,明确调解协议的效力。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效力研究

在我国的纠纷解决方式中,法院审判和调解的法律效力得到了以监狱、公安机关和法院本身为代表的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以及行业调解等以非国家名义作出的调解协议、仲裁裁决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具有多大程度的法律效力,则取决于法院对他们进行司法审查后,是否用外在于它们的法院执行力进行支持和确认,这也是人民调解协议、仲裁裁决等法律效力偏弱的原因。因此,如何在相关试点及调研的基础上,完善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效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论人民调解制度的重构——基于人民内部矛盾新变化的视角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颇具中国特色的民主法律制度,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之一。当前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仍存在着一些缺陷,在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必须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组织的定位,注重组织建设,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的素质,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程序,明确调解协议的效力,从而使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民间纠纷变化对人民调解制度的挑战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历史悠久,在中国法制建设中有着其独特的功能和地位,对纠纷解决以至于社会治理影响深远,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下降。目前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对人民调解的对象——民间纠纷作出明确界定,因此对民间纠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人民调解法的顺利实施,而且有助于防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司法机构相互推诿案件,对保护公民权利具有重大意义。     

执行和解制度研究

执行和解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执行程序中的运用,由于立法的纲要性,导致了理论上的良好意愿和实践中混乱、对权利人显失公平的不平衡局面,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赋予执行和解协议以执行力,而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经过司法审查确认其效力为执行和解的效力提供了新的途径。     

美国社区调解制度的特点及启示

美国社区调解制度是以解决婚姻家庭纠纷和社区邻里纠纷等人际纠纷为目标的非司法纠纷解决机制的典型代表。研究美国社区调解制度对于改造和完善我国的社区人民调解制度,实现我国司法纠纷解决机制和非司法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沟通和相互补充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公安部门委托人民调解制度

委托人民调解是公安部门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借助社会力量调处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微违法案件的客观需要,是公安部门积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举措。探索委托人民调解制度的功能定位、适用范围、程序规范、法律效力等问题,对不断发展与完善委托人民调解制度,释放公安行政效能,发挥人民调解独特优势,构建大调解格局等具有重要意义。     

治安调解和人民调解的界分与衔接

现阶段,治安调解和人民调解在界分上因为实践中的交叉、混合而存在争议,又在衔接上存在对接机制不完善、运用不协调等问题。通过充分吸收、借鉴部分地区实务中的做法,化用包容性评价设计二阶层的纠纷调解流程,可以解释公安机关调解不涉及治安案件的民间纠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探索治安调解和人民调解衔接的具体措施,从而减低对警力资源、司法资源的不必要占用,提高解决纠纷的便捷性,促进社会和谐,维护治安秩序。     

人民调解立法：民间自治性质不能变

通过立法规范和保障人民调解工作,体现了我们国家对人民调解这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重视。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人民调解法草案,草案以宪法、民事诉讼法为依据,以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实行以来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系统规范了人民调解的组织、人员、程序、协议等内容。     

论人民调解的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

人民调解作为我国重要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之一，近些年存在着弱化的现象，这其中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有制度性原因，人民调解本身在新时期的定位不清晰也导致其发展缓慢。重振人民调解需要从扩大人民调解的影响入手，坚定其“民间性”、完善相关制度，并注意在农村和城市的不同侧重点。     

谢觉哉人民调解思想探析

谢觉哉人民调解思想形成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发展于建国初期，是我们党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其内容涉及到人民调解的意义、方法、方式、依据、误区以及调解与审判的关系等。研究谢觉哉人民调解思想，对今天我国人民调解的实践及其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