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

本文探讨了俄罗斯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首先,就个人所得税改革对税基和所得额的影响进行讨论;其次,考察了个人所得税的名义和实际累进性;第三,给出了经验分析结果。最后对全文进行简短总结。基本结论是所得税制选择累进税率只有建立在真实可靠的税基之上,才能更好地针对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来确定税收负担。对居民总所得课征所得税的再分配性质应给以肯定。扩大免征点作为提高所得税累进性的路径是可行的,但具有阶段性,因为它会对预算造成损失。     

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为什么如此不公

拉美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具体表现在基尼系数上,拉美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虽然在70年代显著下降,但80年代又开始上升,90年代的下降幅度不大。笔者认为,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地产制,其土改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的收入分配结构;自然禀赋和地理位置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笔者同时认为,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其他原因包括: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具有自然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城乡差别难以缩小,税收制度不合理,宏观经济不稳定,金融市场不健全,受教育的机会不均。     

东亚主要经济体收入分配的比较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当前流行的收入分配理论及其衡量方法,比较研究了东亚各类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情况。在加深对东亚经济发展多样性认识的同时,论证库兹涅茨的有关收入分配“倒U型曲线”的理论是不完全符合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情况。     

阿根廷的功能性收入分配及相关影响因素

本文从功能性分配的角度对阿根廷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功能性分配与规模性分配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企业主收入占较大份额、雇员工资收入占较小份额的初次分配格局在阿根廷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改善与恶化总是交替出现,无法形成一个稳固的趋向合理的态势.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水平的增速差异是导致阿根延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直接原因.功能性分配和规模性分配的联系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只有在提高工资性收入的同时缩小个体收入的差距才能促进整个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对收入分配的各种构成和变化进行全面把握和深入解析,并制定出更加行之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是研究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相关性的意义所在.     

制度、政策与收入分配——拉美收入分配问题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长期以来,收入分配不公一直是困扰一些拉美国家的重要问题.由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政治分化和社会矛盾激化,成为影响拉美地区社会和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拉美地区如此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由来已久.在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诸多制度因素中,最根本的因素当属生产要素占有制度.拉美地区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最初产生,即与该地区历史上由大地产制造成的土地占有高度不平等存在密切关系.对生产要素占有的不平等决定了不同阶层政治地位的差异.拉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和地区间的分布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是导致如今拉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重要原因.集聚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确使主要拉美国家的经济得到较快增长,但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发展失衡却明显加剧.第一,工业集聚在形成现代化都市的同时,农村地区却被进一步边缘化.第二,即使在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同样带来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第三,没有收入再分配的工业化.在经历80年代"失去的lO年"之后.尚未摆脱债务危机阴影的拉美国家开始进入全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由此也引起了新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有强烈的反民族主义、反民众主义倾向.继大地产制之后,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了拉美历史上第二次对生产要素的大规模重新分配.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改变了生产要素的分配,也彻底改变了经济的运行方式.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对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就业、税收、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资产价格等产生影响.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更加严重.中国与拉美国家都处于深刻全面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之中,尽管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但中国和拉美国家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客观因素并无差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可从拉美国家在处理收入分配问题的教训中得到一些启示:一是必须高度重视生产要素占有的公平;二是发展和改革模式至关重要;三是政府必须干预收入分配.     

哥斯达黎加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

哥斯达黎加的贫富分化问题不如大多数拉美国家那么突出,这不仅是哥斯达黎加政治和经济制度独特发展进程的结果,而且与其种族构成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成因直接相关。20世纪50～70年代,哥斯达黎加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社会公正,使利益的分配趋于公平。但近20年来,哥斯达黎加在经济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所恶化,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通过分析哥斯达黎加两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现社会公正需要稳定而持久的经济增长作保障,但仅靠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政府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智利的收入分配与社会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智利在减贫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已成为拉美地区贫困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智利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不公现象仍较为突出。本文考察了近20年来智利收入分配形势的变化趋势和特点,分析了社会保护政策在减贫中的结构性作用;针对近年来实施的有条件现金转移计划,以非缴费型社会救助养老金和智利团结计划为两个案例,分析了社会政策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     

拉美国家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局限性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为发挥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拉美国家在税收、教育、社会开支、社会改革、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等方面制定了多项政策,但政策的分层化、排斥性、非公正性和局限性,影响了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发挥。拉美国家的收入再分配形势一直呈现恶化的趋势,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再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     

拉美地区收入分配状况新趋势探析

长期以来,拉美地区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之一,但从21世纪初起,这一地区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本文在全面考察这一地区近10年来收入分配状况的基础上,认为这种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得到进一步改善,使一部分低收入者的劳动收入水平得到相应提高;二是社会支出中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增长较快,使非劳动收入成为一些贫困家庭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三是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降低了生育率,从而既减轻了家庭负担,又提升了经济活动的参与能力并增加了家庭收入。     

拉美六国要素替代弹性与收入分配研究

劳动收入份额普遍下降是发展中国家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日益恶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将直接加剧各国或地区发展局势的不稳定。探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尤为必要,亦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途径。要素替代弹性既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也是探讨要素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鉴此,本文选取1991—2014年拉美六国的面板数据,在控制一系列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变量并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对要素替代弹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的提高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偏向型技术进步是连接上述两者的主要渠道,同时经济规模、教育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社会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也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要素替代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的权衡及有关方面提出相关启示。     

经济转轨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评析--以俄罗斯为研究案例

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转轨初期俄罗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构。论述了俄罗斯的国家创新体系与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互动关系:俄罗斯的国家创新体系重建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深化的内在客观必然要求,俄罗斯的国家创新体系绩效有助于该国经济转轨的深化。制约俄罗斯国家创新体系绩效原因:一方面是经济转轨危机削弱了俄罗斯的创新资源;另一方面是俄罗斯的系统配置能力较低,技术市场发育滞后从根本上阻碍了各种知识流动和要素循环。俄罗斯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的重构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针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失效,俄罗斯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举措。本文揭示了经济转轨中俄罗斯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继承性、过渡性、不完整性、低效性、从属性、被动性和滞后性。     

论制度转型中的俄罗斯政党

20世纪 90年代是俄罗斯政党从萌芽、雏形逐渐发展走向稳定的重要时期 ,普京上台后呼吁建立有效的多党制 ,使其成为社会团结的纽带和改革的政治支柱。第三届杜马选举和“政党法”颁布标志着俄政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以“中左右”三党主导、中派强势、极端力量受挤压的多党制格局显现。当前总统制政体、公民社会的成熟性、政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是影响制度转型时期俄政党发展的三大因素。俄罗斯正处于建立相对稳定的多党制的初级阶段 ,政党政治是被纳入“权威民主”制度内的政党政治 ,政党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政权与社会间主要的政治媒介 ,政党在过渡时期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限。     

俄罗斯与波兰转轨绩效的动态比较

俄罗斯与波兰是两个颇具典型意义的转轨国家,二者先后以“休克疗法”启动转轨,却形成了不同的转轨绩效变动曲线。可见,单纯用转轨模式说明不了转轨绩效差异的成因。从转轨的内涵出发,我们认为转轨的特性表现为整体性、自觉性、剧烈性和长期性,是制度演进与制度建构的统一。在这种特殊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进展不单单表现在制度安排的变化上,它还体现为制度环境的建设,受制于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耦合程度,即新的制度结构的组合行为能力。因此,在转轨绩效的动态变化背后,实际上有三个主要变量,即社会经济状况、制度安排、制度环境。它们自身的演进规律与不同的改革措施相结合,决定了各个时期三者的单独状态特别是彼此的关系,进而决定着转轨绩效。     

试论俄国的新教运动

在俄国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过新教运动。大约从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起,由信奉新教的德国移民把新教传播到俄国南部。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新教运动得到快速发展,并开始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扩展。这使得沙皇政权和东正教会大为恐慌,因为它与东正教旧礼派一样对沙皇政权和东正教会的统治造成了威胁。对于沙皇政权来讲,精神的力量是其政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沙皇政权利用东正教会加强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在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沙皇政权开始对新教徒采取镇压政策。到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在东正教会与沙皇政权的联合绞杀下,俄国的新教运动失败。这使得新教运动在俄国社会锻造一个像西欧一样的中产阶级的努力付诸东流。     

创新经济:经济转轨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新取向——以俄罗斯为研究重点

在经历了1999～2003年的不稳定不规则的经济增长之后,俄罗斯经济面临着转轨以来又一个"十字路口".面对俄罗斯经济发展步入十字路口的重要关口,俄罗斯各界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和方案.争论中达成的基本共识是,进入新世纪,随着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深化,资源经济的潜力已经发展到极致,发展创新经济成为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所有经济转轨国家的必然选择.创新经济是发展技术创新、人力资本、高新技术和信息技术为重点的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是经济增长模式从数量型外延式发展模式到质量型内涵式发展模式的内在的必然要求,它是对传统的短视的资源经济的否定.创新经济是俄罗斯经济转轨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必然选择,创新经济应成为所有经济转轨国家的共同选择,应成为经济转轨新阶段的范式.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好创新经济与资源经济的关系,经济转轨国家未来创新经济发展道路的实现途径很重要.     

俄罗斯汉学的发展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中俄两国是最大的邻国,有着世界陆地上最长的海岸线,边界长达4 500公里。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为礼仪之邦。加强中俄两国的文化研究,是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只有俄罗斯人懂得汉语,理解中国的文化载体,才能了解中国,才能成为中国的朋友,才能进行良好的沟通,加强文明间的对话,才能减少偏见,消除隔阂和误解。俄罗斯的汉学家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国际汉学界独树一帜。对俄罗斯汉学历史进行梳理和总结,不仅有益于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各领域合作,更能全面认识中俄关系,进一步促进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国际汉学的研究与发展。     

中俄收入分配制度变迁比较研究—兼论对于中国的启示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十几年来，俄罗斯的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复杂的制度变迁，俄政府一直致力于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进行了包括退休养老金制度、社会保障税制度、所得税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其中一些制度安排可以为当前的中国所借鉴，比如通过合理的税收来调节收入差距，重视收入信息管理系统和先进税收征管手段的使用，重视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保障法制化，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方式等。     

俄罗斯外债问题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道路,并迅速积累了巨额外债。近年来,俄罗斯外债余额递减,但规模仍然庞大,外债结构亦日趋合理。俄罗斯外债危机后的外债重组任务艰巨,解决外债问题,可以考虑以货抵债、以股抵债和外债资本化。综观俄罗斯国内外形势,从总体上看,俄罗斯外债形势仍不容乐观。2003年是俄罗斯的偿债高峰年,其1 301亿美元巨额外债的偿还进程举世瞩目,对世界各国的外债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俄农业改革比较

中俄两国农业改革的基本内容,都是打破原有的高度集中管理的农业集体化经营模式,建立新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形式.中国废除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保留了土地公有制.俄罗斯则实行大规模的农业私有化改革,改组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立了股份公司、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个体农户经济等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但是,由于两国的国情有着明显的差异,农业改革的战略思想不同,改革起步的程序各异,改革的方式方法和切入点截然不同,两国农业改革的效果大不一样.通过对两国农业改革的比较,总结出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