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讯问策略之认定问题探 析简

讯问策略的运用可极大地提高侦查效益．但其中含有的一些欺骗、引诱、威胁等性质的策略的运用颇具争议。法律应当对欺骗、威胁、引诱等性质的讯问策略保留一定的容许度．主要原因在于讯问主客体之间固有的对立关系、提高侦查效益的需要以及讯问策略谋略性的必然体现。而国外对此类讯问策略也是依据一定的标准给予此类讯问策略一定的容许度。我国目前的相关解释对于威胁、引诱、欺骗的法律界限问题仍未详细规定。对于非法欺骗、引诱、威胁及其他非法讯问策略的认定，应坚持以下标准：不能限制或剥夺被讯问人的自由供述意志，不能导致虚假供述．必须符合公序良俗原则．必须恪守司法诚信原则．且在普通社会大众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     

试论许诺在侦查讯问中的适用

"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策略方法是否具有适法性在学界一直具有争议,近年来关于应对"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策略方法具有一定容许度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许诺的实质也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利益诱导,其与引诱的区别何在,在我国侦查讯问中能否适用及如何使用值得探讨。     

禁止“威胁、引诱、欺骗”与讯问策略

2012年修订的《刑诉法》依旧保留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的规定,形式上仍然强调了所有含有"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方法都将作为非法讯问方法予以禁止,但实则不然,从立法沿革的角度上看,适度"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方法是一种讯问策略,而且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策略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运用时需注意保持"度"的把握。     

浅谈讯问谋略与非法讯问的界限

讯问谋略是侦查过程中一种重要的诉讼技巧,有助于获取口供这种重要的证据。它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智谋性和策略性特征。由于"谋略"天然带有威胁、引诱、欺骗的成分,且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讯问谋略的界限,因此讯问谋略很容易演变成非法讯问。新《刑事诉讼法》在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中并没有明确排除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式获取的口供,因此,应正确厘清讯问谋略与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式进行的非法讯问的界限。要防止讯问谋略演变为非法讯问的措施,应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明确排除威胁、引诱、欺骗方式获取的口供,严格执行并完善讯问过程中的录音录像制度,引入辩护律师的讯问在场制度,加大对违法方式取证的侦查人员的惩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视野下的侦查讯问策略北大核心

侦控方与辩护方之间关于证据可采性问题的针锋相对由来已久,其中侦查讯问策略的运用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糊冲突就是一个具体而实在的缩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和完善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侦查讯问策略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具有不可缺少的必要正当性,二者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威胁、引诱、欺骗"的性质归属方面。我们很难在这一模糊地带划分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直线标准,因此必须保证裁量权这一平衡支点,以是否侵犯相关人宪法性基本权利为标准,在整体原则适用的规范制度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裁量的过程中,须进一步明确侦查讯问的规范限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不断补充和细化裁量标准,并尝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判例制度,使得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更具可操作性。     

以引诱、欺骗方法讯问的合法化问题探讨

我国立法对以引诱、欺骗方法讯问采取了泛道德化的否定立场,虽然立法对由此获取的供述网开一面,但这种否定立场仍强化了侦查讯问及至整个刑事司法的秘密化倾向,不利于对引诱、欺骗讯问方法进行合理规制。犯罪的本质决定了讯问方法的道德低标准性,以引诱、欺骗方法讯问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各国也在一定限度内赋予其合法性。我国应以不会引起虚假供述作为将引诱、欺骗讯问方法合法化的标准,并以对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对律师开放讯问录音录像和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谨慎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作为配套措施。     

论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规则

因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在受讯问时,有受暗示性较强、依从性及内化性较强、更容易作出虚假供述的特征,因此对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应有特殊的法律规则进行规范。具体而言,应当建立对精神障碍嫌疑人进行适合讯问的评估制度,对于可以在适当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讯问的精神障碍嫌疑人,在讯问时应让适当成年人在场对嫌疑人进行保护并监督讯问行为。另外,基于精神障碍嫌疑人对抗讯问的能力较弱,应限制适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通常情况下具有一定容许性的讯问策略,其他讯问策略也不得超出精神障碍嫌疑人的承受能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视野下的侦查讯问策略

侦控方与辩护方之间关于证据可采性问题的针锋相对由来已久,其中侦查讯问策略的运用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糊冲突就是一个具体而实在的缩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和完善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侦查讯问策略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具有不可缺少的必要正当性,二者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威胁、引诱、欺骗"的性质归属方面。我们很难在这一模糊地带划分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直线标准,因此必须保证裁量权这一平衡支点,以是否侵犯相关人宪法性基本权利为标准,在整体原则适用的规范制度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裁量的过程中,须进一步明确侦查讯问的规范限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不断补充和细化裁量标准,并尝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判例制度,使得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更具可操作性。     

论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规则

因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在受讯问时．有受暗示性较强、依从性及内化性较强、更容易作出虚假供述的特征，因此对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应有特殊的法律规则进行规范。具体而言．应当建立对精神障碍嫌疑人进行适合讯问的评估制度，对于可以在适当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讯问的精神障碍嫌疑人．在讯问时应让适当成年人在场对嫌疑人进行保护并监督讯问行为。另外，基于精神障碍嫌疑人对抗讯问的能力较弱，应限制适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通常情况下具有一定容许性的讯问策略．其它讯问策略也不得超出精神障碍嫌疑人的承受能力。     

论“威胁、引诱、欺骗”在侦查讯问中的存在理性与适度运用

无论是从侦查讯问的对抗性特征及实践效果看,还是从国外侦查讯问的立法和实践看,在侦查讯问中运用"威胁、引诱、欺骗"手段均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但要注意"度"的把握。     

侦讯中非法威胁、引诱、欺骗的界定——以正当期待为框架的分析

长期以来,对讯问中非法威胁、引诱、欺骗策略方法理解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2012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保留了讯问中禁止威胁、引诱和欺骗的条款,从而使这一问题更为棘手。就研究现状而言,无论是法律文本还是学术研究均是一种以讯问主体为中心的解释框架,这种解释框架会遇到诸多障碍和难以克服的问题,需要另寻方向和出路。以讯问对象的正当期待作为分析这一问题的框架是一种新的视角,可以设立讯问策略方法合法性判定的基准。正当期待是指处于讯问程序中的讯问对象因侦查机关的先前行为而对自身正当利益产生的某种期待,并且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满足上述期待。非法讯问策略的概念可以进一步阐释为:某种讯问策略意图引导犯罪嫌疑人对自身法定权利及其实现过程产生错误认识。讯问策略的使用不得错误调整讯问对象的正当期待。在此框架下,具体规则的展开则更为明晰和确定。     

精神折磨的构成要件及禁止规则刍论

在我国立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精神折磨的规制存在不足。在非法讯问中,精神折磨不亚于肉体折磨,其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威胁、引诱和欺骗,其构成要件包括方法、主观、意志三要件。精神折磨禁止规则适用非法心理操控、精神剧烈痛苦、违背供述自愿性三要件标准,鉴于其抽象性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其他配套措施支撑。     

两个《证据规定》有关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和适用

威胁、引诱、欺骗所取得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但应与侦查策略区分,对于程序违法的言词证据,应当区别对待。排除实物证据,应根据行为的违法程度以及证据的客观性是否受影响,综合考虑。实务中＂排除＂与＂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基本可以作等同理解。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中必须主动排除非法证据。     

心理强迫在侦讯中的应用及其风险防控

"心理强迫"是"生理强迫"基于"保障人权"司法精神的转型,是侦查机关为了获取口供,通过言辞等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活动施加影响,使之破除供述障碍的一种侦查方法。作为一种讯问手段,它具有天然的策略性和欺骗性,这就使得其在应用时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因此,明晰其在法律规制上的合法性边界,将"心理强迫"控制在法律容许的"度"的范围内就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具体可以从统一对"非法方法"的裁量标准,落实录音录像制度,规范讯问的时间长度,建立对讯问活动的评估机制四个方面,来构建心理强迫在讯问实践中的风险防控机制。     

论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以犯罪嫌疑人权利及其保障为视角

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是讯问方法的载体,讯问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具体的讯问行为。羁押状态与非羁押状态下的犯罪嫌疑人权利存在差别,可分为完整享有和不完整享有权利。侦查讯问行为直接影响或侵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从法律规范层面看,侦查讯问可分为指令性、禁止性和允许性讯问行为。在侦查讯问中,应大力提倡指令性讯问;应从犯罪嫌疑人权利、亲权是否受威胁、侵害界分讯问中的威胁、引诱、欺骗行为是否合法;选择性施行律师在场、检察机关介入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等制度以抑止禁止性讯问行为;从讯问时限、语言和尊重嫌疑人人格等角度规范讯问中的允许性行为。     

对症心理需要引导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

新《刑事诉讼法》新增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使侦查讯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侦查讯问人员只能以提升合法手段获取供述的能力,最大限度地获取自愿供述为讯问出发点。而侦查讯问实践中积累的许多巧妙运用讯问策略方法引导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实战经验,恰恰可以为提升获取自愿供述能力提供借鉴。     

欺骗方法取得供述可采性的合理范围

实践中为有效查明案情,有时需要采用法律禁止的欺骗方法进行讯问。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实践对待欺骗方法取得供述的态度截然相反,而完全禁止欺骗方法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必须设置合理可行的法律来规范欺骗方法的运用。     

侦查讯问之殇:“求真”话语下的法治困境——基于讯问策略的分析

从讯问策略的角度看,侦查讯问存在着法治上的困境,一方面策略的使用有可能会造成有罪虚假供述。另一方面由于讯问策略具有一定的反规范性倾向,在求真的话语下寄希望于对策略本身进行细致的法律规制是不现实的。在刑事司法一体化的视角下,侦查讯问是同时具有查证和求供的复合功能系统,一旦系统内的功能平衡被打破,求真困境就会出现。走出困境需要改善刑事司法系统的其他环节从而倒逼讯问功能系统实现平衡,减少对可能导致虚假有罪供述的审讯策略的依赖。这些环节在侦查讯问之外,包括法治路径和能力路径。     

论职侦案件询问初查对象及其合理规制

询问初查对象与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所区别．具体体现在是否具有强制性、适用的程序规则以及被调查人的身份和权利。部分检察机关通过询问初查对象即获取了被调查人的口供，并存在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自由的现象，其询问活动也没有按照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要求进行。为了询问而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自由超过二十四小时属于非法羁押，通过初查询问规避法律限制性规定，则会架空《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讯问的规制。应当明确侦查机关可以传唤初查对象到案接受询问，但不得超过十二小时，询问初查对象所获材料不能作为被告人供述使用．如果询问初查对象过程中存在应当排除所获供述的非法取供行为．侦查机关之后讯问所获得的口供也应当排除。     

同一律在侦查讯问中的运用

侦查讯问中，正确地运用同一律，有助于围绕讯问主旨合理地设置问题，对犯罪嫌疑人的回答（或供述）进行监控，可及时地识别、驳斥犯罪嫌疑人的诡辩。运用时应当注意：把握好运用的条件，问题要有确定性，发问要简明，不能违反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