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罪探析——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延伸思考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新增设的一个走私罪罪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走私罪罪名体系,突破惩治走私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有罪不能罚”、“应罚而无适当罪”的现实困境,其立法意义十分重大。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罪名的认定问题

如何区别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中的"货物"与"物品",应以是否用于销售作为标准;行为人一次性走私不同对象,应遵循"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按其犯罪行为所触犯的数罪中最重的犯罪论处;应从立法上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罪名进行完善.     

走私制毒物品罪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现行刑法的走私制毒物品罪是从先前的《关于禁毒的决定》承继而来,较之先前的立法作了较大的改善。但遗憾的是,它仍然在罪名、罪状以及刑罚的设置上留有一些立法的缺陷,而学界对此鲜有论述。不完善的刑法规定只是我们注释刑法学的出发点,但它不应成为科学的理论刑法学研究的归宿。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若干问题刍议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走私类罪中与人们日常生活关联性最大,也是最受人们关注的一种犯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属于经济犯罪,其发案率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贸易制度愈加完善、透明,关税水平逐步下降,贸易壁垒有所消除。在这样的背景下,走私犯罪案件越来越少,其牟利空间愈加稀薄,但查获犯罪风险却不断上涨。因此,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犯罪对象、定罪标准、量刑尺度等问题急需立法完善。     

走私毒品罪相关问题研究

走私毒品罪是我国最早进行禁毒活动的内容之一,早在鸦片战争以前我国就开始了对走私毒品犯罪活动的打击。时至今日,随着国际交往的加深,新形势下的走私毒品犯罪又重新成为一个困扰我国的难题,如何从实体法角度认识该行为,以为实践提供一定的助益,就成为当代刑法学者的重要研究课题。     

云南边境打击走私制毒物品面临困境及对策思考

“制毒物品”虽不是毒品,却是制毒的基本原料和配剂,在非法制造毒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天然毒品的提炼,还是人工合成毒品的生产都离不开它。因此,加大打击“制毒物品”犯罪,防止流入非法渠道,是解决毒品问题困扰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在1997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时对走私制毒物品罪进行了规定,为打击走私制毒物品犯罪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实践中,由于毒品犯罪形式的多样化、科技化,当前打击走私制毒物品犯罪工作仍面临着较大困境,应从战略、战术两个层面提出应对之策。     

对一次走私不同种类物品的刑法思考

本文从法律行为理论出发,认为对在同一次走私活动中走私不同种类物品的行为应当以数罪认定,虽然是一家之言。,犹望引起理论界对传统行为理论的思考。     

走私文物罪的成因及预防对策

作为文物大国,我国一直是文物犯罪的高发地。走私文物罪是文物犯罪的重要类型之一,其犯罪手段隐蔽,犯罪性质恶劣,造成的危害后果难以挽回。文物的独特价值决定其本身无法复制和仿制,文物一旦被偷运出国门,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损害不可估量。由于暴利驱动和犯罪方法的不断升级,走私文物犯罪集团作案手段的智能化和国际化,使得我国文物保护的任务日益艰巨。因此需要我们不断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强化管理、扩大宣传、密切国际合作等,寻求有效的防控文物犯罪、特别是预防走私文物行为的综合对策。     

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刑事职业禁止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禁止令和《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从业禁止,标志着刑事职业禁止作为一种预防再犯的措施被引入我国刑法典。现阶段我国在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中职业禁止适用率低且立法上存在一定的不周延性。我国有必要在刑法分则和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中明确刑事职业禁止的规定,在比例原则和合宪性理念前提下,扩大适用范围至单位犯罪,构建复权制度,以促进我国对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水平的提升。     

我国走私废物罪的构成分析及立法建议

走私废物罪是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废物运输进境的故意犯罪，其主体主要由那些因其经济行为产生废物以及那些利用和清除废物的企业所构成，主要侵害的是国家有关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管理制度，应将其归类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之中。走私废物罪与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存在牵连或者具有相似的特征，定性处理时需特别注意。根据犯罪对象的不同，走私废物罪可以分解为两个罪名。走私废物罪需要设立一个相应的后续罪名与之相衔接。走私废物的重要部分都是以有组织的形式实施的，应当将其列为有组织犯罪。     

对间接走私犯罪证据的相关问题研究

作为一种“隐性走私”犯罪，间接走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极大，而其中，间接走私犯罪具体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又为海关侦查机关的证据取证带来了困难．为此，有必要对间接走私犯罪进行证据学的分析，从而为刑事过程中追究这类走私犯罪提供有力支持。     

海外代购行为的刑法规制——兼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立法完善

海外代购行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刑事犯罪,应准确把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犯罪对象、定罪标准、量刑尺度等问题,厘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并完善相关立法。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既遂和未遂形态

《刑法》第 347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是指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律、法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从这四种行为的外观形式看 ,它们在时间上都有一定的延续过程 ,存在有很多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因此 ,这四种行为均须以实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才构成既遂 ,到底这些行为发展到何种程度才构成既遂 ,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论刑事推定的适用——以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物品罪为例

刑事推定体现了经验法则与逻辑理性、利益衡平与诉讼效率以及法律强制与自由裁量等价值和意义。推定的适用包括表见成立和反驳两个环节,分别有其条件和法律效果。同时,应正视推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对其应有所规制。我国《刑法》对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罪做了特别规定,即在认定该罪名时存在法律推定的适用问题,适用范围仅指对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来源和用途非法的推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未经处理”之含义考探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的"未经处理"只能解释为"未经刑事处罚",将非刑罚处置措施、行政责任或者其他法律责任视为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行为的处理方式是缺乏法律根据的。但是如此解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使得刑罚过于严厉、影响刑法用语的统一性等,但是对于这些问题,非刑法解释所能为之,只能够通过刑事立法予以解决。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规范限缩

持有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原理是行为对法益的抽象性危险。《刑法修正案(九)》设立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不满足持有型犯罪的基本特征:"持有行为与实害结果的密接性",存在对法益保护原则稀释。究其原因,在于宏大反恐背景下对于安全价值的过度倾斜。罪状中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含义不明确以及本罪的"恐怖主义活动"属性,导致了实然上规制范围的非理性扩张和制裁程度的加重。基于法教义学的叙事逻辑,在我国现实的刑事立法下,理应对本罪的处罚边界进行规范性限缩,具体路径包括:构成要件要素的规范解释、"正当目的"的出罪机制以及"最后适用性"的潜在限制。     

试论走私犯罪的立法疏漏及其完善

1997年<刑法>对走私犯罪的组织结构、体系安排、罪名设置、罪刑配置等都作了较大的调整,值得充分肯定.但走私犯罪体例安排仍欠协调、走私犯罪构成要件设计有偏差,如犯罪构成要件设计偏重犯罪目的、走私犯罪的模糊用语表述导致其立法权旁落,以及处理走私货物、物品与运输工具于<刑法>无据等问题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针对上述问题,应当通过调整走私犯罪立法体例、增加走私特定违禁品罪、增加特定犯罪目的为选择构成要件等加以解决.     

"入世"后走私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入世"后,走私犯罪并不会因关税税率的降低和进口管制措施的放开而趋于减少,而是会在走私对象、行为方式、规模及手法等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特点.针对产生的这些新特点和原因,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控制走私犯罪的发生.     

北部湾防东地区走私问题的探析与对策

北部湾中越边境的防东地区走私活动屡禁不止,其特点是走私物品货杂量大,走私人员量大面广,走私手段多样化,妨害缉私行为时有发生。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利益性,便利的地缘性,打击不力,法律缺陷等。抓好“打、防、管、建”四个环节,提高执法队伍素质,加强中越合作等。     

关于农村公共物品供求问题研究现状的思考

以农业发展缓慢、农民负担沉重、农村社会问题突出为主要表象的“三农”问题出现,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农村公共物品供求不均衡是其中重要的方面。新农村建设时期,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物品,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供求均衡,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一环。国内学者就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求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必要的梳理,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求均衡,为实现农村公共物品完全服务于农民提供参考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