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发展权视角的思考

新闻自由及其法律保障问题,历来是我国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新闻自由既是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又与言论、出版自由存在概念上的细小差别。在我国,新闻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独立权利,包含了两项最基本的内容,即公民的表达权和知情权。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宪法及相关法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新闻自由法定化的必然性及其实现路径,并论证了对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批评权和传播权等基本权利进行法律保障和制约的具体方式。     

媒体侵权之预防

新闻自由本身是媒体的一种特殊权利,是新闻行业不断发展前进的保障,但任何自由的行使都存在一定的界限。如果自由的行使超过一定的界限,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则构成媒体侵权应依法受到制裁。新闻自由与新闻侵权的矛盾是权利之间和权利与在一定程度上的权力之间的冲突。对新闻侵权予以明确、合理的法律规定是非常必要的,有助于新闻媒体在自身权利的范围内进行新闻活动,预防媒体侵权。媒体应当采取避免新闻侵权的方法,同时积极地应对新闻官司。     

杰斐逊与美国新闻自由的确立

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最博学、最勤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之一。自由是他终其一生追求的理想。从《独立宣言》的发表到权利法案的通过乃至自由条款中新闻自由的确立,杰斐逊都成绩斐然。本文正是以新闻自由为主线,考察他作为思想家,其"至上论"新闻自由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哲学意蕴及主要内容;作为政治家,他是怎样践行和确保新闻自由的,进而体会杰斐逊是怎样将思想与行动(政治实践)紧密结合的。杰斐逊是他那个时代最为真诚的新闻自由主义者。杰斐逊的新闻自由思想实际上与他的民主理论和哲学理念一脉相承,是杰斐逊民主理论的集中体现。     

从新闻分类角度谈新闻自由的保护与合理限制

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满足公民知情权的一项特殊权利。其不同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它不仅是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特殊表现,同时又具有其特殊的内涵。从社会学新闻角度和新闻职能角度出发,新闻自由的合理限制规则应包含报道事实与建议评论相分离规则和四类报道性新闻合理限制规则。     

新闻自由与新闻侵权的法理学思考--从权利与权力的视角出发

新闻自由与新闻侵权的矛盾是法学与新闻学共同关注的边缘性学术课题,就法学领域来说,学者们大都从宪法学和民法学的角度予以探讨,而笔者发现:新闻自由本身是一种特殊权利,新闻侵权中所侵犯的对象表现为权利和在一定程度上的权力。所以,如果从法理学的角度入手,我们则不难看出:新闻自由与新闻侵权的矛盾是权利之间和权利与在一定程度上的权力之间的冲突在舆论领域的表现。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是民主与法治的基本要素,是民主国家追求的基本价值。其中,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推动着民主社会的良性运转;司法公正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的必备要素。但现实中传媒与司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上演,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成为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     

正确认定新闻自由与名誉侵权的关系——从公权和私权冲突与协调的视角

侵害公民和法人名誉权的案件 ,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发生比较多、影响比较大、易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案件 ,也是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本文从公权和私权冲突与协调的视角论述了何为新闻自由、对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认定、正当的舆论监督同名誉权的界限以及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 ,以有利于正确处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该类案件 ,科学认定名誉侵权 ,既防止某些人以法律赋予其新闻自由权为借口侵犯公民、法人的名誉权 ,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 ,又要防止有些人动辄以名誉侵权为由提起诉讼 ,从而限制新闻自由。通过合理的界定 ,达到既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又保证公民享有新闻自由权 ,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是法治社会的两项重要准则。它们在各自发挥作用的同时，似乎又不自觉得“侵入”了彼此的领地，使得传媒和司法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表面上的“张力状态”。在和谐社会语境下，我们要抛弃那种通过实质性地限制这一方或那一方的权利以解决彼此冲突的思想，而应当在了解各自基本属性的基础上，理顺两者的界限，使“张力状态”变得“张弛有度”。     

从伊拉克战争再看西方新闻自由的有限性

新闻自由是新闻学的一个基本论题 ,伊拉克战争使这个问题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同传统的战争相比较 ,今天的战争是处在媒体信息战条件下的战争。战时的媒体要服从战争进程和战争目的的需要。从伊拉克战争透视西方媒体的作为 ,使我们看到西方的新闻自由也必须适应战争需要 ,随时作出自我牺牲 ,是相对的有限的自由。     

新闻自由关系论纲

新闻自由关系是新闻传播者、新闻受众和政府构成的新闻传播关系的总和。新闻自由关系叙明了新闻传播者与政府的支持与对抗关系，以及新闻传播者与受众的关联与冲突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新闻自由的事实基础和逻辑起点。     

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探源与评述

在清末思想界,新闻自由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以其办报之多,专论、见解之深刻,成为当时新闻自由思想的集大成者。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前期、"五四"运动前期。其中第二个时期是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表现最为充分的时期。     

浅析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的形成和发展

在当代西方社会 ,经过数百年民主制度的培育 ,新闻自由的理论已经根深蒂固。本文综合了西方著名新闻理论家的观点 ,系统阐述了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的形成和发展 ,并指出了西方新闻自由的局限性     

新闻自由权权利之源探析

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体现，是传统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延伸和发展。新闻自由权的权利主体包括新闻媒体和公民。天赋人权是一切人权理念的真谛，自然权利是新闻自由权最原始的权利基础；人性尊严是新闻自由作为个体性权利基础；新闻自由作为一种民主权利则演绎的是公民及媒体对监督政府而产生的制度性权利基础。     

真理还是神话：西方新闻观的真相

西方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自由”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新闻也不可能孤立于社会意识形态，而是受到更严格的法律、文化和社会的限制；西方媒体并没有所谓真正的独立性，它只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中部分人的利益，只会成为所谓“主流社会”的工具；新闻的真实性或客观性是新闻的本质属性，但并不是新闻本质属性的全部。西方敌对势力宣传西方新闻观，鼓吹抽象的、绝对的新闻自由，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反对党对媒体的领导，打开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突破口，搞乱人们思想，颠覆国家政权。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

长期以来，新闻自由在我国一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认识上存在着种种误读。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以及中国近期已正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新形势，要求我们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以便积极而审慎地发展社会主义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与人格权的冲突与利益衡量

新闻自由与人格权对建立一个民主与法制、文明与和谐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缺一不可的,由于权利的相互性以及新闻传播的特点所决定,在新闻活动中两者经常发生冲突,而我国现行法律中对解决冲突的相关规定失之于模糊;利益衡量是一种法解释的方法论,强调民法解释取决于利益衡量的思考方法,其最大功用就在于对相互冲突的多元利益进行权衡和取舍。因此,引入利益衡量理论,不失为解决新闻自由与人格权冲突的一条途径。     

也说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是“搜集、发布、传达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采访与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是公民了解国内外大事,获取各种信息,发表意见,参与社会生活的一项民主权利。西方媒体目前存在很多缺陷,带有明显的政治霸权色彩,而我国的新闻自由又混淆了“宣传”和“报道”的界限。要使我国的新闻发挥应有的效益,应增强公民的监督意识,建立“事后审查”制度,重新为新闻媒体定位,并做到行业自律。     

域外回应权制度及其启示

回应权制度起源于法国,旨在实现新闻自由与名誉权保护之间的平衡。法、德、美三国回应权制度在功能定位、权利主体、行使条件、媒体义务、法律责任方面各具特色。相较于诉讼方式,回应权制度具有规制适度、成本低廉、针对性强等优势。我国应当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域外立法例科学内核,适时构建富有本国特色的回应权制度。     

新闻报道对司法权的理性监督——从新闻媒体对梁丽案的报道说开去

新闻媒体对梁丽案案件事实不统一、有分歧的报道以及导向性评论给办案的司法机关很大的舆论压力,这凸显了当前我国新闻自由与司法权的冲突。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独立同为民主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由于业务要求和价值追求的不同,我国媒体的新闻监督开始干扰司法独立。为解决这一问题,新闻媒体内部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同时加强对新闻媒体行为的外部监督和制约;司法工作人员应当做到依法办案,增强对抗外界干扰的能力。     

理解、自律、宽容、沟通——媒体与司法契合的制度构建

我国目前尚没有制定《新闻法》规范媒体的行为,这使得媒体在报道司法活动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冲突.虽然两者具有一致性,但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一直无法达到平衡.文章通过分析媒体与司法冲突的表现与原因,试图从立法机关、媒体和司法机关三方面入手,构建媒体与司法和谐关系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