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犯罪未遂与不可罚不能犯之区别

在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认为不可罚不能犯都属于未遂犯，而不把两者加以区分，只是将迷信犯作为例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并从修正的客观危险说中的假定事实说角度加以分析，将两者做出基本的区分。     

不能犯新论

传统观点将不能犯仅看作是犯罪未遂的一种类型 ,所有的不能犯均构成犯罪 ,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不能犯实际上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构成犯罪的可罚的不能犯 ,即不能犯未遂 ;另一类是不成立犯罪的不可罚的不能犯。文章进而就中外刑法理论有关不能犯性质的观点进行了比较 ,并对如何区分不能犯未遂与不可罚之不能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能犯的可罚危险判断

不能犯,是指行为不能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现实侵害的状况。不能犯应否构成犯罪,是不能犯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将不能犯全部作为不可罚的非罪的观点与将所有的不能犯均作为犯罪的观点处于对立的两极,而这样的两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是最极端的观点,也不认为将迷信犯作为犯罪合理(成罪的场合),或者将所有的非实害犯均当作非罪的理论观点与立法例合理。依据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进行事前判断,同时考虑行为人的特别认识作为危险的判断标准是合适的。划分一般的未遂犯与可罚的不能犯相区别的主张,对不能犯在处罚上轻于一般未遂犯是合理的。     

论不能犯

不能犯是否可罚,因所持学说不同,各国做法不一。不能犯与普通未遂的区别在于有无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我国立法应明确规定不能犯。     

试论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之区别

不能犯未遂是犯罪未遂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迷信犯作为一种不可罚的行为与不能犯未遂具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对不能犯未遂问题的正确理解，有助于我们准确界分罪与非罪行为。本文认为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在行为危险性、犯罪故意方面、认识错误方面以及法律后果上具有重要区别。认识这些区别有利于我们在理论和实务中对相关行为做出正确的判断。     

论不能犯与能犯未遂的区分标准

不能犯作为犯罪未遂的一种类型,具有行为的危险性。但由于行为人主观的认识错误致使行为不可能达到既遂,因此既遂不能是不能犯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其与能犯未遂的重要区分标准之一。既遂不能的原因可以分为手段错误和对象错误两种情况。     

不能犯未遂与不能犯辨析及完善路径——以张筠筠、张筠峰运输毒品案,赵长锁盗窃案为切入点

不能犯未遂自德国刑法学者提出以来一直是刑法理论中颇具争议的领域,刑法学者对该问题相当关注。两大法系对不能犯未遂观点悬殊,即便在大陆法系,也存在不同主张。与外国的不能犯学说相比,我国不能犯未遂在理论根基适当、判断层次合理,有助于发挥刑法的规范机能、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判断标准简明、实务操作性强等方面存在优势。应当完善犯罪未遂定义,明确犯罪既遂概念,改进未遂犯处罚方式,使我国不能犯未遂理论更加完善。     

论工具不能犯——以故意杀人罪为例

在我国,工具不能犯是犯罪未遂的类型之一,具备主观罪过和客观危险性,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是随着刑法学的发展,逐渐有学者对此结论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关于不能犯归属的争论烽烟四起,主要观点是有罪说和无罪说的对立。有罪说认为工具不能犯是犯罪未遂的类型之一,具有危险性;无罪说否认工具不能犯构成犯罪,不认为该行为具有危险性。在对于如何判断危险的有无方面,存在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基本对立。从我国通行的刑法理论出发,对几种基本的学说进行讨论,得出结论:当前在判断危险性的有无上仍应坚持具体危险说。     

渎职罪中的"结果犯"存在未遂

我国刑法渎职罪罪状叙述里规定的结果要素或情节要素,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应属于构成要件,是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而非区分既遂未遂的标准.但特定情形下:排除刑法第13条"但书"情形、具备一般未遂犯的条件、具有追求较大危害结果的确定性故意,行为人以法定结果发生为追求目标,即使最终未实现该法定结果,也可以成立犯罪未遂.     

论不能犯行为危险性之认定

不能犯作为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中犯罪未遂的一种类型,行为的危险性是其本质特征和实质处罚根据。可以说不能犯的认定过程就是危险的破译过程,而何为危险、应在何种立场上对危险性进行判断,则存在非常激烈的对立。基于行为无价值的立场,有必要对不能犯危险性的认定进行重构,即以具体危险说为基础通过构建双层危险说来对不能犯进行认定。     

论不能犯的基本问题

不能犯也叫不能犯未遂，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费尔巴哈在其著作中率先提出的。从此。不能犯就成为刑法理论中的问题．整个刑法学界对此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当今各国的刑法理论中关于不能犯的含义丰富、复杂．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操作十分困难。然而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不能犯从被提出时起就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就不能犯的概念、种类以覆对于不能犯的处罚依据着手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我国刑法中的不能犯。     

从我国犯罪概念的定量性探析犯罪未遂问题——兼谈知识产权犯罪未遂形态

根据我国犯罪概念含有定量因素的特点,数额犯和情节犯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由于知识产权犯罪均属于数额犯或者情节犯,故知识产权犯罪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     

试论我国刑法中不能犯条款之增设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以行为的实行行为能否构成犯罪既遂为标准 ,把犯罪未遂形态划分为能犯未遂与不能犯两种类型。不能犯在我国刑法中并不是一个法定的概念 ,而只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本文从刑事立法发展、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理论研究、司法实践等角度来论述在我国刑法中设立不能犯条款之必要 ,并通过对国外不能犯立法例的介述 ,提出我国刑法中不能犯条款的立法建议。     

危险犯预备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探析

危险状态对于危险犯的价值定位如何,对于研究危险犯预备行为的刑事可罚性问题具有前置性意义。基于对危险状态是危险犯既遂标准的认可,从危险犯自身的停止形态、社会危害性、刑事政策以及刑罚目的实现等方面最终认定危险犯的预备行为应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     

论数额犯的未遂形态

根据犯罪数额与法定刑的对应关系,可以将数额犯分为数额基本犯与数额加重犯。数额基本犯不存在未遂形态,数额加重犯的未遂行为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其应当以犯罪论处。因此,数额加重犯存在未遂形态。     

论数额犯的未遂形态

我国刑法分则罪状是以一人犯罪既遂模式加以规定的。在数额犯中,＂数额＂不是界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尺,也不是数额犯刑罚发动的内在动因,＂数额＂是数额犯犯罪构成要件中量的规格,是一种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成立层面起到区分罪与非罪的作用。数额犯存在未遂的犯罪停止形态,这并非是由＂数额＂本身所规定,而是由刑法总则中关于未遂犯罪的一般规定以及《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所决定的。     

从我国犯罪概念的定量性探析犯罪未遂问题——兼谈知识产权犯罪未遂形态

根据我国犯罪概念含有定量因素的特点，数额犯和情节犯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由于知识产权犯罪均属于数额犯或者情节犯，故知识产权犯罪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     

基本犯罪未遂的结果加重犯之犯罪形态议——以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为切入点

结果加重犯的既遂和未遂的认定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特别是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未遂而加重结果出现的时候如何认定犯罪的形态更具有重要意义。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的认定分歧也导致此问题的认定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野。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都很难在实践中起到统一作用,从法益的侵犯、主客观相统一以及结果加重犯的构成、司法实践来看,采取相对的双标准说更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不能犯理论之我见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一直缺乏对于不能犯理论研究的重视.不能犯有着独立的存在价值,从立法层面对其加以规定是极为必要的.从不能犯的内涵、立法意义入手,进一步探讨我国刑法增设不能犯条款的立法依据、立法体制、立法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