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商誉权的法律属性

商誉是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形态的财产,属于知识产权范畴.商誉权是商誉主体对其创造的非物质形态的财产——工商业信誉所享有的权利,具有财产性、无形性、专有性和地域性,符合知识产权的本质特征.     

论商誉权的侵权责任法保护

现实生活中许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商主体的商誉受到损害,但是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规定商誉权,因而当其因商誉受损导致财产的减少,社会评价降低等后果时,无法得到法律的充分救济。本文试图从我国商誉权立法现状出发,指出我国商誉权立法的缺陷,力图构建商誉权的侵权责任法保护体系。     

商誉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研究

近年来,商誉损害赔偿纠纷越来越多.商誉损害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关于商誉损害赔偿的数额,尚无具有可操作性的计算标准,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较难把握.司法实践中商誉损害赔偿额一是在综合考虑基础上酌情确定,二是以商誉权人消除影响所需费用作为赔偿额的确定依据.应根据商誉损害的不同情况具体分析,然后确定应适用的计算标准.同时,确定商誉赔偿数额的其他方式如法定赔偿额制度等.     

论我国商誉权的法律保护

商誉是顾客对企业商品或服务的信赖，体现了顾客对企业的认可。拥有良好商誉的企业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具有抵抗风险的能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侵犯商誉权的侵权行为时有发生。一些企业采取非法的手段侵犯他人的商誉权，甚至利用他人的商誉为自身谋取利益，损害他人商誉。侵犯商主体商誉权的侵权行为不仅使商主体的财产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而且扰乱了市场秩序。在我国商誉权保护的法律实践方面，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导致商主体的商誉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完善相关立法对我国商誉权的保护至关重要。     

论商誉权

作者首先对商誉权的法律属性做了分析研究 ,指出 :商誉权虽然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 ,但与传统的知识产权相比 ,又具有非确定的地域性、非法定的时间性、非恒定的专有性等显著特征 ;作者进而提出了完善我国商誉权制度应着重考虑的几个问题 ,即商誉权的法律地位、商誉权保护的法律方式及侵害商誉权的法律责任等。作者还就商誉侵权的认定及其民事救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浅析商誉的知识产权保护

商誉的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从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来看的,商誉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的一种综合优势,是企业持续发展的软实力,但对于企业商誉却缺乏强有力的保护,中国目前的商誉体制仍旧不完善。因此,本文以商誉的知识产权保护为内容,通过分析商誉的特征及组成,探究其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并借鉴国外经验,从知识产权方面进行制度设计,以加强对商誉的专门保护。     

关于商誉侵权行为构成中几个问题的辨析

在知识经济时代,商誉已成为现代企业市场竞争的无形资本和重要支柱,目前商誉侵权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我国相关立法滞后,法律至今没有明确承认商誉权。本文结合在相关领域的学理思考和实务经验,以商誉侵权行为的构成为线索,从竞争法的视角,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目前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通行观点作一梳理、分析,提出与受害人不具有同业竞争的媒体、消费者或公众,应可以作为商誉侵权行为的实施主体等观点。     

论商誉权的资本能力

我国《公司法》认可了知识产权的资本能力,但商誉权作为知识产权之一种,其资本能力却被《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所否定.这与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承认商誉权出资的现状、《公司法》修订放宽知识产权出资要求的趋势以及承认商誉权出资的国际惯例均不相符.商誉权在会计学上具有评价可能性,在法律上具有转让可能性.它与作为其客体的营业相伴随,与其他财产同财产权之间的关系一样,体现了权利载体与权利之间的应有关系,其资本能力应获得我国法律的承认.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中实际损失的司法认定

传统的民商事法律领域的实际损失通常是指权利人现实利益的减损,即直接经济损失,通常不将间接经济损失称为实际损失。从现有知识产权法律规则与司法实践来看,知识产权法意义上的实际损失既包含直接经济损失,也包含间接经济损失。目前司法实践确认的间接损失包括销量的损失、维权费用的损失、重新投放广告恢复市场声誉的损失等。为充分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价格侵蚀损失虽没有明文规定,在有可靠证据支持的范围内赔偿权利人价格侵蚀部分的损失,具有正当性。     

民法典视野下我国商事习惯的司法适用

商事习惯作为制定法之后的补充法源,既是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是重要的司法裁判依据。分析既有裁判文书可以发现,在民商合一路径引导下,我国司法实践并未将民商事习惯的适用约束机制同质化,商事习惯表现出独立于我国《民法典》第10条的适用路径。然而,商事习惯识别标准的模糊、填补商法漏洞的不足以及与民法规范适用顺位的分歧,影响了商事习惯司法功能的发挥。从我国审判实践出发,应将“习惯”理解为事实上的习惯;在此基础上,商事习惯的识别标准应坚持外观性标准和合理性标准。在适用顺位上,商事习惯应优先于民法任意性规范和旨在保护法律关系中弱者的民法强制性规范,以满足商法体系法源的自足性。与此同时,应借助商事习惯填补因商业创新和矫正我国《民法典》对商事活动特殊性关照缺失而产生的商法漏洞,以此助推良好营商环境的塑造。     

论我国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我国应建立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 ,并可以引进巨灾风险证券化等制度 ,以更有效地分散风险。对于突发性环境侵权行为的责任保险应作为商业保险看待 ,对于持续性环境侵权的责任保险应作为政策性保险看待。我国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应采取分步走的策略 ,即先承保突发性的环境侵权行为 ,待条件成熟时再承保持续性的环境侵权行为。针对环境侵权的危险性、突发性、持续性等因素 ,应采取强制投保和自愿投保相结合的方式。在给予受害人赔偿时 ,应实行责任限额制。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与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之比较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与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是并行的两种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制度,两者既有共同之处,亦存在着很多差异。为了厘清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与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多个角度对两者的联系、区别及其冲突与协调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商事主体入典的法例考察与模式选择

商事主体立法史表明,完全融入民法典或分立嵌入商法典的立法方案都不足以适应商事主体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易变性,商事主体单行法模式几乎成为当今两大法系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共同选择。我国编纂《民法典》在定位商事主体时,应打破传统民商分立或民商合一的立法思维与理论禁锢,选择民法典总则一般性规定与商事特别法相结合的商事主体立法范式。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定位与司法认定

商业秘密在刑法中与在民商法、经济法中有不同的定位,基于刑法谦抑性,应对刑法中的商业秘密进行严格解释。刑法与民法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目的看待损失的,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认定的依据应以侵权获利额为原则,业秘密罪中常见的犯罪形态,在本罪的行为模式中,外的个人也有构成单位犯罪的可能。特殊情况下可参考许可使用费。单位犯罪是侵犯商个人的侵权行为与单位的行为具有对向性,单位之     

“商法通则”三大基本制度研究

目前,法学界对于"商法通则"的制定问题已经展开了讨论,但是,其中大部分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诸如是否要制定"商法通则",以及:"商法通则"的基本框架结构的层面上,而较少涉及"商法通则"所应规范的基本制度的研究.在"商法通则"所应规范的基本制度方面谈一些自己的意见,仅供立法者和研究者参考.     

论药害侵权及其民事救济理论与制度

药害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产品侵权。严格责任作为一种特殊产品侵权的归责原则已经发展成为药害侵权的基本归责原则。药害事故的频繁发生带来了民事诉讼方面的变化，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倒置以及集团诉讼地位的提升成为药害侵权诉讼的主要特征。当前，我国药害侵权民事救济立法与司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采取相应措施逐步加以完善。     

我国新《商标法》背景下商标侵权案件损害赔偿的司法适用

我国现行商标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存在着判罚数额低,法定赔偿被过度适用,商标侵权赔偿的酌定情节泛化等问题。在我国新《商标法》出台后,确立了商标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应坚持四步骤的赔偿计算方法,使得法定赔偿成为最后的衡量依据。在商标侵权案件的归责原则上应确立过错推定原则为主,以过错责任为辅的二元归责原则,即在商标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上以过错推定责任为依据,在适用商标惩罚性赔偿时,适用过错责任。在惩罚性赔偿适用的证明标准方面,应适用比一般民事侵权案件更高的证明标准,以防止权利滥用。最后,在商标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和衡量方面,先要对商标的价值进行评估,进而对不同种类的商标适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在补偿性赔偿的基础上如果侵权人主观恶意明显且证据足以达到"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时便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以最大限度地弥补被侵权人的损失,同时防止侵权人未来侵权行为的发生。     

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在我国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区分而论,就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又分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直接侵权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间接侵权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侵权责任可分为停止侵权和损害赔偿,停止侵权使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损害赔偿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