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尔曼新修辞学的论式系统

佩雷尔曼新修辞学恢复了古典论式理论的荣耀。新修辞学论式系统是对不确定条件下推理形式的分析,虽然这些推理形式是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但笛卡尔时代以来一直被逻辑学家和知识理论家所忽视。论式是新修辞学论辩理论的核心。在新修辞学的论式系统里,亚里士多德“更可取的”topoi被用作与价值和价值层级相关联的推理前提——论证的出发点,因而与涉及推理形式的其他辩证推理发挥不同功能。新修辞学的论式在论辩中既生成说服力,也展现合理性;既与听众及其文化环境相联系,也通过论式的相反形式与论辩攻防相联系。新修辞学的论式,尤其是“准逻辑”论式与法律论证关系密切,对法律论证的辨识、结构分析、论证构建和批评有重要意义。     

裁判可接受性的“理想”与“现实”——源于听众理论的启示

与其说提出裁判可接受性是司法裁判的一个规范性要求,不如说它所揭示的实质是司法的信任危机。虽然司法机关采取了包括司法大调解等诸多改革举措,但并未根本上化解这种危机,反而陷入了进一步恶化危机的困局。要突破这种困局,走听众指向的司法改革道路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即将听众的价值纳入到司法改革制度空间,从而在整体上推动改革的发展。     

司法视域下“被遗忘权”的逻辑推演与论证建构——以我国首例“被遗忘权”案的分析为切入点

以我国首例被遗忘权案的分析为切入点,将被遗忘权置于司法的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二阶结构中来进行阐述,不失为一条在司法视域下探讨被遗忘权的有益进路。在内部证成结构内,通过对首例被遗忘权案判决的逻辑梳理与检视,可发现其中概念与结构的逻辑缺陷,厘清被遗忘权案的逻辑推演。在外部证成结构内,判决应进行利益正当性法律保护必要性权衡被遗忘权与其免责事由三方面的论证建构。其中,利益正当性应作应然与实然的分析;法律保护必要性可通过公共利益矫正正义常识等后果主义论辩来证成;被遗忘权与其免责事由可通过重力公式来权衡。两级证成最终为被遗忘权案件的判决提供既具有规范性同时又保有可辩驳性的论证框架。     

经济法解释论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立场阐释——以“知假买假”惩罚性赔偿争议为切入点

经济法规范的杂糅性质导致其独立性备受质疑,不过经济法学者在法律条款解释适用过程中已经尝试为其注入经济法解释论逻辑。“知假买假”惩罚性赔偿问题的学术论争揭示出不同部门法解释论及其背后的方法论立场差异。民法学者的否定态度坚持了个体利益、意思自治、自己责任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立场,经济法学者的支持态度体现了从整体出发、为整体利益服务、落实整体责任的整体主义方法论逻辑。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自觉应用不仅促成了“知假买假”问题上的最低学术共识,而且有助于为经济法体系中体现不同部门法特性的实体规范之适用提供独特的解释论内涵,使私人实施和公共实施之经济法解释范式创新获得解释论层面的支撑,经济法的独立性危机可望纾解。     

美国法律解释方法再研究——以意图主义与新文本主义之争为中心

意图主义和新文本主义之间的论争贯穿了美国法律解释理论发展的始终。20世纪90年代之前,意图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解释方法,体现了一种阶层式的分权观。伴随着法律现实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和形式化分权观带来的学术批判,新文本主义解释方法逐渐兴起。在90年代,双方对谢弗伦二阶审查法进行了符合自身理论需求的解读,并以此为载体展开新一轮论争。对这场论争需要加以反思。当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不将正当性诉诸自身的实效,而是某种民主分权原则时,就会走向一种基础主义的版本,走进自身所批判的理论困境。应当破除对基础主义的迷信,从法官解释制定法的制度条件、经验工具和解释后果等因素重新审视作为方法的解释理论所内含的实践理性,从而沟通法律解释的理论与实践。     

程序性制裁之“程序性”分析——以程序性制裁内在区分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程序性制裁进行内在的逻辑区分,主要从为何对程序性违法施以制裁及为何对之施以程序上的制裁进行讨论。笔者通过"新程序性主义"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区分的原因,试图找出对程序性制裁这一法律制度的理论支撑,最后运用前述区分提出对程序性制裁局限性的一些见解。     

论事实认定的认知规范结构——以审判主体信念为中心

事实认定的认知规范结构,指事实认定者在展开证据推理活动时内在的、应然的认知路径结构。唯有遵循理性的认知规范结构,事实认定者的信念方能获得证成。大体而言,“证据”与“解释”是建构事实认定之认知规范结构的两个核心锚点。解释性证据主义理论阐释了“证据”与“解释”在认知证成中的一般性关系,也为建构事实认定的认知规范结构提供了理论支撑。通过深入分析认知规范结构,有助于揭示事实认定的认识论原理,推动证据规范建设和司法实践改良。     

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理论架构——以布坎南的思想为主轴

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由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所创立。布坎南通过对集体政治决策形成过程中悖论的反思,发现了建构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理论出发点,由寻求能够产生稳定政治结论的多数决策机制转向寻求可以防止对少数意见歧视的多数决策机制,即“一致同意”的集体政治决策机制。为了使“一致同意”具备现实可能性,布坎南划分了“宪政政治”和“普通政治”的双层结构,将“一致同意”的集体政治决策机制限定在“宪政政治”层次,并以此作为“普通政治”层次运行的合法性基础,进而构建了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核心——契约主义新宪政理论。这一理论基于个体主义的规范性前提,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论证了国家、政府及其代理人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最终源于社会个体对于初始宪政契约的“一致同意”。     

政治私约主义的正当性困境:政治宪法学批判——以《清帝逊位诏书》的法学解读为中心

不同于启蒙哲学的政治公约主义,当代我国的“政治宪法学”研究兴起的是一种“政治私约主义”.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于围绕《清帝逊位诏书》法学解读提出的“私约建国论”.私约建国论的宪政理念在于,否认暴力革命的建国正当性,诉诸于统治精英的政治妥协和非暴力的和平改良,以期对抗民族分离主义的政治主张.但是在政治正当性上,政治私约主义难以对抗政治公约主义,私约建国论不仅难以经受内部的代表性质疑,也无法对抗外部的分离主张.这一宪政理念源自于清末民初的立宪派思想,植根于英国政治的“辉格史观”.其理论困境的根源,在于否定和放弃了原本存在的宪政共识,因此难以获得普通认同的正当性根据.要摆脱政治私约主义背后的寡头政治原则,需要将政治正当性奠基于革命建国这一共同接受的宪政共识.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论电子政务的理论基础——以“价值支配科技”的基本观念为核心

电子政务是一把双刃剑 ,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可能损害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法治价值。为此 ,必须确立“价值支配科技”的哲学理念 ,认真审视普遍存在的电子政务泡沫 ,整合现代信息化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法治国家理论 ,为我国电子政务的良性发展构建系统的理论基础。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论原旨主义内部的理论分支——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Heller案为例

Heller案是新旧原旨主义直接交锋并以新原旨主义为裁判依据的案件。原旨主义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原初意图;原初理解;原初公意。在非原旨主义者的批评下,原旨主义已经不再是内在一致、统一的理论,然而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原旨主义的理论意义,虽然原旨主义不能作为宪法解释的终点,但可以作为起点。     

解读“彭宇案”判决理由——以证据规则和民事诉讼理论为视角

"彭宇案"存在不同的解读视角。从证据法角度出发,对认定彭宇侵害事实的判决理由进行分析论证后可以得出结论:本案法官对辩论主义、主张责任、经验法则等审判实践中至关重要的诉讼法理论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同时在心证素材的组织和运用方面存在结构性的缺陷,判决结论的说服力和实质妥当性因此受到极大削弱。公众的责难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虽然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但法官职业素养亟待提高却是不争的事实。     

被误读的“思想/表达二分法”——以法律修辞学为视角的考察

"思想/表达二分法"是著作权法中一项极富特色的裁判规则,它关乎的是成本收益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取舍,而不关乎思想与表达在事实层面是否可分,学界对此的解读往往混淆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没能揭示其扮演的真正角色及所发挥的修辞功能。作为一项价值法则,"思想/表达二分法"无法向我们提供统一普适的裁判标准,它依赖法官在个案中基于具体情势自由裁量,正是法官的创造性努力,定纷止争的目标才得以实现。     

清代物权关系构建的基本路径与价值追求——以“业”的概念的再解读为起点

以源自罗马法的所有权概念概括中国古代的物权关系并不完全恰当。通过对清代固有词汇业的再解读及清代典、一田二主等习惯的考察,可以发现清代社会自发形成的物权法律关系具有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构建和价值追求:以一物多权为基础,权利要素具有可重叠性和平行性;基于政府控制、文化导向、社会基础等原因,以实用价值、社会共享为基本价值追求。这样的物权制度下形成的社会分配、流转秩序同样精巧完整,其思路与价值对当代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后果主义道德评价的社会合作理论——以“囚徒困境”为视角

后果主义的分析路径是研究道德评价的合理途径。在社会合作的理念下,通过比较分析囚徒困境与道德评价两种模型,可以发现,对囚徒困境解决方式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可以确立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即最大收益原则与共同受益原则。最大收益原则与共同受益原则分别表现在效益式的后果主义理论与公平式的后果主义理论之中。通过普遍模仿验证的后果主义道德评价理论,有可能将二者结合起来,更好地实现社会合作理念。     

专家证言、新科学理论与法官角色——以美国法中的Daubert标准为中心

在专家证言的可采性判断标准上,Daubert标准替代＂普遍接受＂标准成为发展方向。Daubert标准在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的同时,也赋予其艰巨的＂守门人＂角色。Daubert标准将决定权中心从专业界移至法官。Daubert标准对多种因素的弹性考量给新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提供了机遇和可能,但是一切要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和＂守门人＂职责的履行。     

行政法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价值补充——以对“社会效果”的考量和运用为中心

价值补充是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典型和专属方法。在为价值补充时,关注适法的社会效果,在我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坚实的现实基础。行政主体在具体化不确定法律概念时对社会效果的考量,一方面应关注社会公众的普遍价值观和道义性诉求,另一方面还应斟酌预测具体化结论可能导致的舆情反应。行政主体应在综合权衡上述因素的基础上,勉力实现具体化结论的法治化和妥当性。     

司法谦抑主义与香港违宪审查权——以“一国两制”为中心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司法并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可供遵循,因此,要在不断反省中逐步累积经验和方法。目前一国两制在司法实践层面,如发生的马维騉案、吴嘉玲案、中铁刚果案,都暴露了其中潜在的宪法性危机。宪法性危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香港违宪审查权的定位密不可分。从一国或两制的角度对香港违宪审查权分别进行理解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法律结果,虽然不同的结果都处于制度空间之内。只有以一国为前提并以两制为根基,有机结合两者才能准确定位香港违宪审查权的宪法角色。人大释法不仅不与香港法治相冲突,而且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当然,司法谦抑主义方法对于香港法院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都至关重要。以司法谦抑主义为主线,通过适当灵活的机制一方面使香港法院可以在普通法制度下独立行使审判权,另一方面又可以维护国家层面的主权统一。这对于香港的法治以及普通法制度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