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公正风险：何种社会？哪些风险？

人工智能导致的社会风险根源于人工智能社会的不公正。为了更加全面认知人工智能的社会公正风险，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形态：从“生产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深度自动化生产的社会，这可能导致劳动向下聚集、劳动能力弱化、劳动“分体化”等生产公正风险；从“分配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但个体性、空间性、时间性分配严重不均的社会；从“认知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虚拟与现实结合的社会，可能导致理性认知剥夺、自控能力剥夺、自主选择剥夺的认知公正风险；从“发展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可能导致能量争夺、权责失衡和消极反抗等发展公正问题，进而弱化社会追求公正的动力。导致人工智能社会公正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资源有限性与人类和人工智能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核心诱因在于人类社会固有的不公正问题、最大障碍在于现有治理手段难以直接作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责任主体。对此，需要合理划定人工智能发展的能耗标准和比例、着力解决传统社会中的不公正问题、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穿透人工智能的“责任黑箱”。     

人工智能时代的广义绿色治理:内涵演进、多重张力与范式构建北大核心

绿色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人类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广义绿色治理包含当前对生态和谐、系统协调、发展可持续等核心价值的关切,在此基础上也涵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边界。人工智能则伴随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逐步深度嵌入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人工智能的介入将绿色治理对“人地关系”的思考拓展到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状态的寻觅。人工智能嵌入广义绿色治理的过程中面临“智能代理”的行为责任归属与提升人类行为效果之间、人工智能运用限度与人类自我实现价值之间、人工智能系统自主“封闭运作”与他者“开放诉求”之间三个方面的张力。面对这三方面张力,需探索可开源治理主体、可持续治理过程、可多元治理手段、可共生治理客体、可分享治理结果的广义绿色治理系统范式构建。     

现代化与幸福——关于文明生存的若干断想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作过一个关于人类的简短论断：“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的确，人类有史以来，无论生命个体还是生命群体，所有劳碌奔忙的底蕴，似乎都难以离开“幸福”两字。这也是人之为人——以有自觉的理性意识，不断寻觅生存优化——区别于其他生命的特质之一。谁叫我们是人类呢?不追求幸福，人活着干什么?     

关于人工智能时代素质教育的若干思考

人工智能的兴起,使其能在智、体、美多方面赶超人类,同时知识以数据、算法等形式加以呈现,知识的认知和获取都发生一定程度上的转向,这对传统教育是个巨大挑战。文章以后现代主义为视角,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素质教育的新内涵,认为全人格教育将是人工智能时代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全人格是人类区别于人工智能的重要特征,全人格教育是深化素质教育和体现教育终极价值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时代,年轻人的职业选择

数字经济时代,新的区域分工正在形成,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县域来说,人工智能训练师、云客服等数字职业能够盘活当地人力资源,尤其是为女性就业带来更多可能性,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江华最近在陕西一个县城调研时发现,当地有180人干起了人工智能训练师,负责“教”机器人识别各类数据。在这些人工智能训练师中,女性的比例超过六成。     

破解“世界之问”的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这一系列“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变革与挑战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了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使命、教学方式以及管理模式都将发生变革,同时面临着"人权"伦理、"责任"伦理、"隐私"伦理等方面的挑战。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不忘立德树人初心,始终坚守为学生成长发展服务的立场;二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尊重学生个性发展;三是建立科学的规章制度,恪守安全稳定底线。     

论人工智能时代法律正义的正当分配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面临人工智能歧视、主体自由失落和人文精神衰退等现代性困境。为此,必须从法律实用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增强主动性,重视前瞻性"未来法"的建设。传统的"个体正义"在这一时代面临挑战,人的"类本质"和人工智能的"类特性"催生出"类正义",助力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实现法律正义的正当分配迫切需要重拾正义的平等、互惠和理性等内在本质,保持开放包容心态,尊重正义观的多样性,以破解现代性难题,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能否与人类产生情感交互

正人工智能是要有IQ和EQ的。为什么要让人工智能有EQ?原因在于情感投入会让人觉得人工智能更有温度,不会想到它对人类的威胁,而是对人类的帮助。人工智能(AI)是2018数博会的热点话题,不管是在展会上还是各论坛上,人们都对AI愿景表现出十足的兴趣。本届数博会专门设立的"‘人工智能’高端对话:AI生态加速未来"论坛,更是座无虚席,台上演讲的嘉宾,都是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负责人,这些明星企业家用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与畅想,向大家描绘了一个充满活力与情感的AI未来。     

论源于人性的人工智能监管难题

人工智能的监管包括法律层面的规制、伦理层面的引导和公共管理层面的治理,但所有的监管都不能回避人工智能的"类人性"问题。因为,人工智能问题的起点是人性,来源于人性的"做人难"会不断地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赫舍尔的《人是谁》一书揭示了来源于人性的"做人难"及其主要表现:人用思维行动却难把握情绪;人用价值判断却难自我认同;人难以承认现状却要服从现实。在"后人类"阶段,当人类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比拟上帝"造人"时,其深层动机是展示"智慧";当人类利用人类基因工程比拟上帝"造人"时,其深层动机是突破"有限性"。人工智能时代来源于人性的人工智能监管难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类人"决策能力的"统治性"监管难题;二是来源于"类人"自主性认同的"冲突性"监管难题;三是基于"类人"情感与意义追寻的"重叠性"监管难题。为促进人类和"类人"的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监管理论要思考监管对象的新特性。只有从人性的"做人难"来思考人工智能的监管难题,才能有效解决"类人"社会化、组织化后所形成的"人机共生"困境。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人类社会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看起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社会历史现象背后究竟有无规律可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既是“终极之问”,更是“历史之谜”,在人类思想史上曾经长期困扰着人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中国方案

人工智能的发展启动了资本逻辑，在带来巨大贡献和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这就必须要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在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过程中，面临着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人工智能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人工智能的伦理与道理规约缺位、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体系尚待完成四种现实困境。这必然要求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中国方案的出场：一是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二是价值引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新发展理念，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价值观上的认同；三是道德规约，用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准则与伦理规范来约束人工智能的设计、实验、推广和使用的全过程，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道德上的约束；四是全球治理，构建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利益共同体，构建全球参与、共同维护、共同保障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安全共同体，推动各国“深化交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政策过程中的人机合作

人类社会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由于政策过程的技术化以及符号的可计算假设,人工智能可以进入政策过程中并推动决策的优化,但是政策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与情境化又超出了人工智能所能独自解决的范围,最终政策过程将走向人与人工智能的合作。政策过程中的人机合作从多层面展开,包括程序化运作与情境性创新之间的合作、技术知识与经验知识的融合、总体规划与技术操作的合作以及为高速计算的实现而合作。但是,政策过程中的人机合作也存在风险,这需要人类承担更多的责任来进行引导和防范。     

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新探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仅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智能化跃升,而且使其在智能化推进中逐步呈现出新的规律。在教育规律的生成层面,人工智能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优势”的基础上,从思维、认知、评价及实践层面为其提供了智能化变革基础。其中,思维基础体现为大数据思维、计算思维与沉浸思维的创新;认知基础体现为信息加工基础上的注意力形塑、计算模型基础上的感知自动化、数字记忆基础上的信息性增强及数字图像基础上的话语具象化;评价基础体现为评价指标多元化、评价方式系统化、评价活动精准化与评价结果动态化;实践基础体现为教育活动的数据化、实时化、可视化与智能化。在教育规律的支撑层面,人工智能不仅变革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范畴,而且激活了其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运行中的支撑作用。其中,信息计算实现了思维的计算化转向,虚拟展现带来了外化的数字化革新,数字化沉浸激活了情境的沉浸性机能,信息性创构丰富了创造的可能性意蕴,智能交互激发了交往的智能形式变革。在教育规律的呈现层面,人工智能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表现为信息智能供给与共同需要的矛盾律、“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智能助推律、“全员全程全方位”的沉浸育人律、激发教育系...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人力资本消费略探

每一次新的科技革命的到来都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进而对劳动力的素质和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大学生人力资本消费产生了重大影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四唯”人才评价机制、后福特制和消费主义以及大学生获取职场竞争优势、建构并表达消费认同的需要是人工智能时代影响大学生人力资本消费的重要因素。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人力资本消费水平,政府应发挥在人力资本产品生产与消费方面的基础性支撑作用,社会应建立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提供差异化的服务产品,大学生应贯彻人力资本消费优先理念、坚持终身学习。     

高校图书馆智慧服务中人工智能运用分析

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很多高校图书馆运用高新科技来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提升信息化水平是高职院校“双高”建设的十大任务之一。高职院校图书馆明确人工智能技术的价值内涵与优点，对创建智能化图书馆具有重大的含义。目前，如何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图书馆服务中的应用水平，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本文详细介绍了人工智能在图书馆智慧服务中心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对方法，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分析了人工智能运用于图书馆服务的优势及必要性。     

人工智能与人的解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关于人工智能的争论也多了起来。人工智能可以解放人的劳动、释放自由时间,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不平等、失业等诸多挑战。究竟应如何认识人工智能与人的解放,是机遇还是挑战?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技术,技术的本质是服务人、解放人,所以人类须尽早谋划、规范和引导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应对未来的机遇和挑战。     

论人工智能在证据推理中的辅助性定位北大核心

当前,人工智能正逐步介入到司法证据推理之中,并引起广泛关注。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仍属于“弱人工智能体”,长于形式逻辑推理,但仍无法实现对人类认知思维的完整模拟,在司法证据推理之中处于辅助性地位。结合司法人工智能在海量数据筛选定位、算法高效一致运行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证据信息提取、证据语言转化、法律思维模拟、司法经验学习等方面的短板,应将人工智能的辅助范围明确为证据材料使用提示、证据信息缺失预警、证据推理前置性指引和后置性纠错。同时,人工智能在司法证据推理中应遵循智能审判实质化、算法公开、算法平等和机器有限制约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梯度性人工智能辅助体系,让人工智能分梯度地介入不同类型案件、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据推理工作之中。通过人工智能和人类法官的优势互补,进一步释放司法工作的公正性、效率性红利,助力新时代司法审判新篇章的开启。     

人工智能专业推进“三教”改革的协同机制研究

为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越来越多的学校进行了教师培训、教材改革以及教法改革，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对高职院校来说，“三教”改革是建立在各学院的专业基础上，是打破传统教学模式，改进一成不变教材的有力措施，但是也是需要教师主动求新、求变的。尤其是人工智能专业的“三教”改革，更应该与时俱进，做好教材、教法以及教师的全面改革，让人工智能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不仅在社会上能谋求好工作为社会做贡献，还能在学习和就业中获取满满的成就感以及自信心。     

马克思“人的本质”之智能进化与法律应对

“人的本质”问题是哲学上的最高问题。至今的法律皆为以人类为中心、为人类所服务的法律，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把握是建构优良法律的必然诉求。智能时代的到来，不仅在身体层面解放了个人的劳力，更是一步步地走向了类人化，能够呼应人的心理、情感等需求。由此所带来的人的劳动本质、需要本质、共同体本质、社会联系、社会关系等改变，亟需法律做出适当的调整以应对。未来法到底是人法还是人机共同体法，不只取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根本上而言在于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使用态度。如何处理阶层分化、社会共同体乃至人类中心主义变化的难题，究其根源又基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