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人真的是不理性的吗——与陈和华教授商榷

犯罪学研究的犯罪人应当是理性的犯罪人。行为人选择犯罪虽然在价值理性的角度看存在不理性的成分,但是犯罪学的研究应当注重犯罪人行为的实践理性与工具理性。犯罪人对犯罪的长期后果（法律后果）低自控与低自珍不是决定犯罪人非理性的决定因素。适应性非理性应当注重对于犯罪情境的分析。当代理性选择理论强调犯罪人的有限理性,犯罪预防的落脚点在于对于犯罪人犯罪机会的控制与犯罪具体社会情境的抑制。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启示——评《风险社会》和《世界风险社会》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一种重视制度面向的社会学批判理论,其认识论基础是反思的现实主义,其理论预设是等级秩序的存在.中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始进入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透视出中国在现代化反思能力、法律系统、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互动、环境法基本原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论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与协调

个体因各自不同的判断负担,就何谓善、何谓正当乃至正义的观念以及在具体情境下该如何行为的决断上,其形成的理性多样且无穷。法律的理性则是国家在各个专门领域关于上述问题的答案以及由此确定的若干价值目标及相应路径选择,通过法律规则和原则表达。由于法律的集体主义性质和创制方式,法律的理性有限,不可避免地与个体多样、无穷的理性发生碰撞。故二者的冲突一直存在,如何协调?在关乎宪法性的根本问题和基本正义方面,个体理性应服从法律的公共理性,同时也应为个体理性质疑法律公共理性提供公开的途径,以检验法律的公共理性。此外,协调二者冲突的现实性在于:在个体理性的内外限制以及平等原则的运用客观上达到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效果,这大大缓解了个体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冲突,而确立制度上的博弈空间乃为协调二者冲突的持久之道。     

风险规制型决策视域下的科学证据问题

为应对风险社会的到来,政府需要面向未来与不确定性作出以规制风险为目的的决策.决策应该坚持科学理性与循证思维,以实证的科学证据为基础.作为科学证据证明对象的事实,不仅具有发展性与流变性,且与价值以交错互嵌的形态实现着共存或者连接.科学证据的证据规则有其特殊性.在重视科学证据优点的同时,需要警惕其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必要从同...     

再论犯罪选择

犯罪是行为人的选择性行为，是由矛盾到统一的过程。由于犯罪是由法律从外在标定的，与个体的内在需要、人格等变量不存在必然性联系，任何犯罪在特定情境中都会存在偶然性特点。犯罪者人格与犯罪行为的关系也只体现在倾向性和选择性方面，情境的随机性质，又使犯罪者人格在跨情境状态下表现为理性、非理性或相对理性等多个层面。采取何种方法满足需要、实现目的的手法选择，决定了行为的法律性质。     

民法典的形式理性

形式理性是大陆法系发达国家民法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它是强调法律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结果 ,也是使民法典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 ,形式理性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对民法典内容与结构的设置具有决定意义。     

知情同意原则下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几个问题--从一起患者知情同意纠纷案说起

知情同意原则所保护的客体是自我决定权。知情同意原则下的损害赔偿责任不同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二者不能互相否认。医方违反知情同意原则的责任是一种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该责任的构成要件可包括：(1)医师存在法定的告知义务；(2)医师未能将对患者的决定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风险／信息告知患者；(3)在告知不充分的情况下，患者由于选择了当前的治疗方案而受到伤害；(4)医师的义务违反与患者的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中，告知义务是否充分的判断应以处于同样情境的一个理性患者所需作为主要的标准；对信息“实质性”的判定应看一个与患者处于同一位置的合理审慎之人在决定是否对所建议的治疗做出同意时会对某一事实赋加重要性或将该事实作为一“决定性”影响因素加以考虑；在因果关系存无的认定上，则要考虑若患者被充分告知实情他是否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决定。     

知情同意原则下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几个问题--从一起患者知情同意纠纷案说起

知情同意原则所保护的客体是自我决定权.知情同意原则下的损害赔偿责任不同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二者不能互相否认.医方违反知情同意原则的责任是一种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该责任的构成要件可包括(1)医师存在法定的告知义务;(2)医师未能将对患者的决定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风险/信息告知患者;(3)在告知不充分的情况下,患者由于选择了当前的治疗方案而受到伤害;(4)医师的义务违反与患者的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中,告知义务是否充分的判断应以处于同样情境的一个理性患者所需作为主要的标准;对信息"实质性"的判定应看一个与患者处于同一位置的合理审慎之人在决定是否对所建议的治疗做出同意时会对某一事实赋加重要性或将该事实作为一"决定性"影响因素加以考虑;在因果关系存无的认定上,则要考虑若患者被充分告知实情他是否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决定.     

追求执法的社会效果不断提高社会容忍度

在对"李兴武案"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和社会危害性原则存在矛盾冲突,即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选择上存在冲突.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语境下,为协调二者的矛盾,达到更好的执法效果,应当切实提高刑法的谦抑性和社会容忍度.     

社会理性人：知识产权理性文化的主体要求

知识产权的理性文化=制度理性＋观念理性。构建知识产权理性文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理性。人的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决定着人的双重理性。即自然理性和社会理性。人的双重理性决定了人的复杂性和可塑性，也决定了人在塑造知识产权理性文化中的能动性。     

新时代我国环境法风险预防原则的制度建构

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国际习惯法地位逐渐清晰并巩固。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升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协调性与科学性,实现当前生态环境法治改革的逻辑自洽,亟需将风险预防原则确立为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未来的环境法典中应当明文规定风险预防原则,其展开宜采总分模式。风险预防原则的三种强度版本是相辅相成、彼此衔接的有机统一体,灵活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且发生可能性应达到“合理怀疑”程度的生态环境风险活动。协商合作型生态环境风险规制模式耦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于法律理性之中,将实体上生态环境风险共识的形成纳入程序性的法律制度过程,是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公诉权与司法权的冲突与衡平

公诉权和司法权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权力,在本质上具有同源性,都是国家权力在刑事诉讼中的变体。但同时二者又具有异质性,二者不能简单在国家的名义下而结合,这是与制度设计者或立法者的原意不相符合的。因此,必须理性地对二者的角色以及相互关系进行定位。因为这决定着刑事诉讼的良性运作乃至法治国的形成。从哲学的视角通过冲突——衡平的方法论对我国公诉权与司法权关系进行透视和分析,以异域的法制为借鉴,或许可以找到一条现实的可行路径。     

完善社会舆论与法律适用之理性互动的对策浅析

社会舆论的表达自由与独立司法体制都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渠道。自由的舆论环境,独立的司法制度都是一个社会文明与民主程度的窗口,二者共同发挥着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作用。近年来,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冲突,本文试探析在兼顾舆论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实现最大社会效果的途径,寻求二者的价值平衡点,构建二者理性互动的机制。     

被建构起来的文明史——读《疯癫与文明》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方法深入分析了人类历史中理性和疯癫的形成过程,指出理性和疯癫并不是外在于个人的、客观的东西,而是一种反身性的社会现实,它们总是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境而被不断地建构。相应地,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也是在理性对非理性的批判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也是被构建的。     

社会自治规则探讨——兼论社会自治规则与国家法律的关系

社会自治规则是社会自治组织行使社会公权力,规定自治事项,规范成员行为的重要载体和集中体现,并直接决定了社会自治秩序的建构。其可分为授权性规则和自主性规则,其中前者是法律的延伸,具有法的属性;而后者更接近公法契约,不属于法的范畴。其调整范围主要是专业类、行业类和利益类事项,不能涉及法律保留事项。就效力而言,自主性规则具有契约性和自律性,但不具有法律的强制力,只有在法院确认其合法有效后,才能强制执行。社会自治规则与国家法律之间既有互动的一面,也有监督保障的一面,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有效建构理性的国家和社会秩序。     

犯罪预防体系的第三支柱--西方国家犯罪情境预防的策略

西方情境预防的理论根基包括三个方面:理性选择理论、日常活动理论、环境犯罪学理论。情境预防的基本政策包括五个方面:提高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降低犯罪回报、减少犯罪刺激、排除犯罪借口。借鉴这一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措施,对我国犯罪预防具有积极的意义。     

风险社会中的决策科学与民主——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例的分析

在风险社会,社会管理必须具有更强的风险意识。行政决策既要具备科学根据,也要体现民主价值。以风险评估为代表的专家理性模式,是充实行政决策科学根据的主要渠道;以民主参与为代表的公众参与模式,是体现决策民主的主要渠道。风险评估应当严守科学底线,通过恰当的制度配置,确保科学评估的独立性、公正性、可靠性。公众参与风险规制,则要求实现风险评估程序启动的开放性、评估过程的透明、评估结果的公开和可审查性。     

论未成年人犯罪情境预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三省市未成年犯实证调查为分析基础

近二十年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态势有日趋严峻之势.未成年人犯罪的生成特点与单纯社会预防存在的不足决定了有必要将情境预防纳入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中,而未成年人犯罪类型集中、情境预防较少受国情差异影响则使其具备相当的可行性.     

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在办案中的践行路径

"理性、平和、文明、规范"作为一种科学的执法理念,在检察工作中如何用以指导办案实践、更好地发挥这一理论的实践价值,东海县人民检察院结合基层工作实际,通过以下路径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一、在思想层面主动确立新的科学的执法理念理念决定认识,理念端正态度,理念指导实践。做好新形势下的检察工作必然要求我们更新执法理念,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     

知识产权的制度风险与法律控制

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中,知识产权法是一种制度文明,也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制度风险。诸如文化风险、生态风险、基因技术风险、网络风险等,主要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内生性"风险。如何克服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先天性缺陷和潜在危机,提高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识别能力,寻求风险治理机制,是国际知识产权界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治理必须秉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权利观念与责任观念统一、法律控制与技术规制统一等理念,并通过传统知识保护、公共领域保留、开放存取及知识共享协议、知识创新奖励等制度的替代和补充,形成一个应对风险社会的观念体系和制度系统。这是应对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举措,也是实现知识产权制度价值目标的法律变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