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消防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消防行政主体在执法活动中可以自行选择,裁量作出行政行为的权力,其行使必须在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和幅度内。但在执法实践中,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屡见不鲜。本文从消防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涵义及其表现形式出发,分析了目前在消防行政执法过程中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存在的问题,从原则、制度、监督三个方面探究了如何控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确保消防行政执法活动的有效运行。     

行政裁量基准的理论悖论及其消解

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既是行政机关对社会呼唤执法公正的积极回应,也是行政机关抵御社会资本侵蚀实现自我保护的切实需要,体现出规则之治意识的觉醒,理应成为转型中国核心的行政裁量控制术。裁量基准的智识资源更多来自地方性知识而非行业性智慧,应当承认基层行政执法机关所拥有的基准制定权。作为一类具有规范具体化和解释功能的行政规则,裁量基准效力的外部化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现象,有关裁量基准事实拘束力和法律拘束力辨析的意义日趋弱化。对行政裁量基准诸多理论悖论及其消解的探究,能够为裁量基准课题研究的及时转向扫清障碍。     

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与现实课题

行政裁量基准通过对基层行政执法经验的提炼、细化与量化等控制技术的运用,能够为行政机关具体的裁量活动提供相对统一的行动标准,对行政裁量权的膨胀与滥用具有积极的遏制功效。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契合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情境,彰显了行政规则之治的发展趋势。但为有效克服裁量基准制度可能的负面效应,应当妥善划分不同层级行政机关裁量基准的制定权限,赋予裁量基准更为灵活的拘束力,并倡导行政系统上下互动与行政相对人适度参与的模式,从而提升行政自我拘束模式在裁量控制中的地位与作用。     

行政裁量的软法规制

行政裁量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和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最经常运用的方式,它贯穿于几乎所有行政行为的运作过程。行政裁量是防止行政执法人员机械执法,实现个案实质公正的必不可少的法律保障,但是,行政裁量如果被滥用,它又可能成为行政执法人员谋私和侵犯行政相对人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便利的手段和工具。应充分运用软法指导裁量、促进裁量和制约裁量,通过软法机制规制和保障行政裁量权的正当行使,以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行政裁量权,尽可能保证行政裁量权为善而避免其为恶。     

环境执法自动化裁量的法治挑战与制度因应

碳中和、碳达峰旨在实现国家和全球的生态环境可持续治理,也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高质量推进指明了方向。为提升执法效能,行政主体已逐步部署算法装置,用于环境违法问题的非现场治理。面对环境执法从街头官僚向算法官僚的转变过程,社会一般主体对技术裁量正当性的疑问成为了行政法治关注的焦点。况且,自动化裁量质效的提升通常基于对海量数据的训练,鉴于政府自身数据记录的局限性,引入并调度私人部门的数据存量用以形成更全面、准确的裁量模型,也是推进自动化裁量高水平演进的题中之义。此外,环境执法部门应正视裁量基准的正向价值,通过完善裁量话语体系的方式,达致生态友好型行政执法的法理情相统一。     

基层行政执法裁量权研究

基层行政执法裁量权集中体现于给予相对人权益的给付行政领域和给相对人带来不利影响的秩序行政领域.基层行政执法裁量权的运行受到案件负荷、执法资源、相对人谈判能力、行政机关自利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为此要设计出简化且公正的基层行政执法程序,理性看待信息化给基层行政执法程序带来的双重影响,可以尝试通过制定裁量基准和书面执法指南来规范基层行政执法裁量权.     

浅议森林公安行政裁量基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机关为了能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对违法行为做出处理,就必须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裁量权.森林公安在行使行政裁量权的过程中,一旦行政裁量权被滥用或乱用,必然会危害到森林公安的业务根基,损害森林公安的执法形象.大量的法律、法规为森林公安行政执法的裁量提供了依据,但并不能解决裁量具体标准的问题.行政裁量权的具体标准必须在执法实践过程中探索和总结,不断完善.     

规则控制、程序控制抑或类型化控制——基于裁量基准与执法案例对自由裁量控制的分析

在现代行政中,自由裁量权大量存在,人们探索不同的方式来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我国目前开展的裁量基准制度和执法案例制度的实践,都是为了控制自由裁量权,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两者控制自由裁量的原理是不同的,裁量基准是一种规则控制模式,而执法案例制度是一种程序控制模式,两者有效发挥作用的适用条件存在差异.为更好地控制自由裁量,应对行政行为加以类型化处理,根据不同的类型选择规则控制模式或程序控制模式,提高自由裁量控制的效果.     

同步防控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问题研究

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有着紧密联系并有可能相互演变,只有坚持两种风险一起防范、一起控制,才能达到理想效果。行政执法部门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同时面临着较高的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近年来,海关系统在同步防控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论行政执法和解的风险控制——以反垄断法等特殊执法领域为视角

行政执法和解制度是一种典型的价值与风险的共存体。风险控制是世界各国在适用行政执法和解时都高度重视的问题。我国已存在适用"行政执法和解"的情况,但在法律上只有《反垄断法》有简略规定,而且只注重了赋予行政机关可以和解的职权,倡导行政机关在和解程序适用上的绝对主导地位,很少对行政执法和解潜在的风险作出评估和控制。设置程序对风险的控制具有重要价值。从行政执法和解适用阶段来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控制风险。第一,"先决程序"控制。在拟适用阶段,为了防止行政相对人寻租公权力或者为了防止行政机关追求执法简便而简单执法,泛化和解适用,规定以行政机关穷尽职权调查不能掌握充足证据为标准。第二,"操作程序"控制。在决定适用行政执法和解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为使行政执法和解不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将操作程序过程透明化,并赋予法院对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权。第三,"后续程序"控制。在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履行阶段,为使其预期目标得以实现,防止和解协议在履行中发生偏差,对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履行设置程序保障。     

规范裁量权还要精细化条法

7月3日,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召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及行政规范性文件工作推进会,就在全市行政机关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进行动员部署。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指行政机关结合行政执法实践,对法律、法规、规章中的行政处罚裁量的适用条件、适用情形等予以细化、量化而形成的具体标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是规范和监督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合理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的一项有效措施,其核心是强调对违法行为既要合法处罚又要合理处罚。显然,上海在全市行政机关建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利于实     

行政裁量的治理——以警察盘查为线索的展开

通过立法、行政、司法和社会四个维度来控制行政裁量的四元结构,表面上穷尽了逻辑上的一切可能,但这种结构依然未能抑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本文以警察盘查为线索,分析了实践中制度挤压型的裁量偏差,以及不良互动中诱发的裁量偏差,并提出这种裁量偏差是诱发行政裁量滥用的更为根本的、深层次的重要病灶。要彻底解决裁量滥用,不是从控制入手,而是需要我们去理顺有关的制度,剔除不合理的因素或影响,通过制度性舒缓和释放来解决问题。其次,要积极引入协商式的裁量模型,通过强化相对人的服从义务意识,进一步推进行政机关的柔性执法,在塑造良好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有效规范自由裁量。     

论程序性裁量的存在及其效应——以工商行政执法程序的运作为考察对象

行政程序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合法、合理行使的有效手段,而在行政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是否也存在裁量,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试图以工商行政程序的运作为考察对象,论证程序性裁量在执法实践中广泛存在并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产生实际的影响,以期能够寻找到有效途径使行政程序的运作更加规范合理。     

裁量基准法律效力之思考

面对裁量基准这一日益发展的行政法现象，其效力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裁量基准究竞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承认其具有拘束力，其法律依据是什么？根据裁量基准制定的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认为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行政规则，对行政执法的约束力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内部的适用力，又将通过行政机关的具体执法活动，延伸至对相对人产生实际影响；对于有合法、合理依据的行政行为，司法活动也应予以尊重。为了裁量基准效力的实现，应该倡导一种理性的裁量基准运作模式。     

行政裁量法律控制研究

对行政裁量法律控制机制进行研究,论证了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在分析我国权力机关进行监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当借鉴一些国家实行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我国的法治实践,对完善我国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监督提供了参考思路。在论证行政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时重点放在行政程序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上,对行政程序控制行政裁量的回避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参与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职能分离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分析了司法机关对裁量的法律控制,提出了行政裁量权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能审查,行政裁量属于行政权的运用活动、司法机关可以审查的观点,说明了审查的范围只限于行政裁量的合法性,在认定滥用职权的主观方面时主张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结束语说明现代社会对行政机关提出的是积极进行行政裁量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要求,现代行政法上的行政裁量制度是以有效发挥行政裁量权的积极作用为目标。提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提高公务员的依法行政意识和依法行政水平应当是解决行政裁量问题的最终途径,完善岗位责任制、发展责任控制模式是对行政裁量进行法律控制的最佳方案。     

行政自由裁量法治主义思考——以行政执法为分析样本

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借助对行政执法分析,对如何规范行政自由裁量进行了不算深刻的研究.规范建议比较零散,虽然可能不会对自由裁量做到全面的系统的梳理,但透过这根主线,希望可以让我们体会到问题之所在.     

建设行政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及量裁情节设定的应用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发[2004]10)发布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量制定裁量基准的行政法现象。这一行政法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各级行政机关在努力依法行政,中国的行政法治理在向纵深发展。但我国关于裁量基准的行政执法实践,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阐述了在制定行政执法裁量基准设定中不可回避的若干问题,提出对建设行政执法行政裁量基准和量裁情节设定应用的建议。     

论行政裁量标准的概念

行政裁量标准是行政机关在行政裁量空间内设定的判断标准,具有规范行政裁量的作用。为了矫正实践中的行政执法误区,真正发挥裁量标准的作用,必须正确认识行政裁量标准的概念。首先,明确裁量内涵,关键是正确认识行政裁量的性质和行政权的运作特点,"实质法治主义的依法律行政原理"应当是行政裁量标准内涵的重要理论预设。其次,从外延上说,需要辨别行政裁量标准与法律、行政立法的关系。     

行政自由裁量法治主义思考——以行政执法为分析样本

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借助对行政执法分析，对如何规范行政自由裁量进行了不算深刻的研究。规范建议比较零散，虽然可能不会对自由裁量做到全面的系统的梳理，但透过这根主线，希望可以让我们体会到问题之所在。     

城管行政自由裁量权失控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城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其必要性。就目前而言,城管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存在着失控的现象,表现为:立案的主观性;执法标准的不确定性;执法与否的模糊性;执法程序和期限的随意性;执法目的的违背性。而城管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之所以不能做到公正的行使,并且出现失控的现象,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立法方面的原因,更有监管队伍的素质方面的原因及社会干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