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与刑事错案研究

近年,中国媒体频频报道一些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使得在这些刑事案件中存在的侦查取证等诉讼程序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象忽视物证鉴定结论、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几乎出现在每一宗错案中。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已经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势必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有损司法公正。笔者拟从寻觅非法证据导致刑事错案的源头出发,探索如何坚持科学的态度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侦查错案与证据运用关系之考量——侦查学视角下错案形成的证据因素分析

近年来,侦查错案层出不穷,证据因素是侦查错案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新刑诉法的修改,虽对案件侦办过程中证据的运用进行了相关立法完善,但仍存在一定问题。鉴于此,以证据角度为切入点,结合近年来典型刑事错案形成的证据因素的分析和研究,探索和总结新刑诉法实施后,侦查实战部门在取证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规范刑事证据标准、明确刑事证据采信规则、严格非法证据排除等角度,为减少因证据而导致的侦查错案问题提供和参考。     

防范非法取证与刑事错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研讨非法取证与刑事错案,对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维护法律公平和法律正义,促进刑事诉讼活动的规范和完善,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都具有现实、积极、重要的意义."非法取证与刑事错案"不仅是司法领域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和世界性的问题.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也需要很好地研究和解决这个现实问题.从我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出发,怎么能够更好地杜绝非法取证,防止刑事错案,涉及到人权保障事业,涉及到社会公平正义,涉及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党和国家的要求、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法律工作者的责任.     

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研究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职务犯罪刑事错案,其根源在于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现行法律中关于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的构建规制不多,实践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制度规范的瑕疵给司法工作者带来了不少困扰。唯有从法律规范,取证观念、取证能力等方面不断完善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方能走出困境。     

论外国刑事错案的成因与对策

刑事错案的发生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界共同面临的问题.由于人们认识能力和司法能力的局限性,错案是不可避免的.造成错案的原因主要有各类公权力机关的失职与证据方面的问题.各国为了遏制刑事错案的出现,有效采取各种措施,主要包括事前预防、规范取证和事后补偿等方面.通过对国外刑事错案成因及对策的考量,会对我国刑事错案一系列问题有所启...     

刑事错案探究——兼及证据与刑事错案之关系

刑事错案伴随着刑事司法制度的始终。造成刑事错案的原因由于司法制度和诉讼模式不同而有所不同,但错综复杂的表象背后,证据作为一个核心因素,始终与刑事错案相伴相随。两者的关系可以从刑事证据法律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运用程序和不同证据形式四个角度加以探究。     

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的梳理——之（一）是什么？为什么？

对“非法证据”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两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所谓的“非法证据”，应在狭义上理解，即指执法、司法官员经由非法程序或使用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热议，首因是其被寄寓了遏制非法取证的厚望。对非法证据排除之遏制非法取证功能的质疑，在我国缺乏力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能独立承担起防止错案的重任，防止错案也不是其当然功能。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刑事非法证据的效力认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刑事非法证据能否进入我国诉讼程序并最终据此定案，取决于我国确立怎样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正确处理好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处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法律传统与现实需要、公正与效率、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等五个方面的关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视野下的刑事错案防范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变了我国刑事诉讼的面貌和结构,在证据、程序、诉讼结构和案件结构等层面都增加了生成刑事错案的系统性风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视野下刑事错案有着特殊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实践中,诉讼利益驱动下的司法人员不当取证行为、犯罪嫌疑人自愿型虚假供述、辩护职能的不足是产生错案的具体原因。化解和防范刑事错案的风险,应当引入证据标准、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加强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保障以及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     

侦查取证环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兼论侦查取证规则的确立

近年来,对错案的讨论成为热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刑事证据法律规则的缺失导致对侦查取证的监控和管理不力。司法实践中在证据的收集、固定、保管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为此需要在分析侦查取证环节常发问题的成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完善侦查取证的对策,并对确立侦查取证规则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反思。     

侦查行为诱发刑事错案原因分析

我国刑事错案曝光率不断提高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理阶段都可能导致刑事错案的产生。具体侦查行为诱发刑事错案的原因在于:现场勘查工作失误,拘留、逮捕等强制侦查行为的滥用,不当、非法取证行为的引发,辨认错误,刑事技术鉴定错误以及诱惑侦查使用不当等。预防刑事错案,必须立足执法规范化以推动侦查行为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具体侦查行为,完善辨认规则以提高辨认准确率,规范刑事技术鉴定并正确合理运用鉴定意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被虚置的成因及对策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关注的热点，尤其是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而公安机关是刑事执法的证据收集者，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的适用问题，对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与在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遏制公安机关的刑事非法取证行为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监察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前提条件、现实困境及对策建议

2018年《监察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机制,赋予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为保障监察证据的合法性,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有着重要的功能和价值意义。然而,因立法规定不明确和实践运用不协调,导致监察证据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存在困境。如两法规定的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种类不一致,两法在具体的取证程序方面存在区别,监察程序中缺乏证明非法取证的手段以及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监察证据排除难的问题。对此,为构建和完善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完善两法关于监察证据的规定,明确非法监察证据的内涵和范围,新增非法监察证据的证明手段和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指导理念,以保障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     

非法刑事电子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基于刑事电子证据自身的特点，应当以客观性、关联系、合法性三个方面作为刑事诉讼中采信电子证据的标准，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从取证主体的合法性以及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两方面来构建完整的非法刑事电子证据排除规则。     

论非法证据的效力及认定

论非法证据的效力及认定张巍本文所指的非法证据是指执法人员违反法定职责或程序，以违法手段和方法收集的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刑事证据。是“非法收集的刑事证据”的简称。非法证据有悖于刑事证据的合法性原则，与诉讼程序公正、司法权力制约等现代法治要求...     

当代英美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

任何刑事错案的背后总有形形色色的证据问题存在.刑事错案本质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务问题而非纯理论问题,关注刑事错案必须从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开始.为了无辜者的权益和刑事被害人的利益,也为了社会的安宁与和谐,我国的司法体制建设应当从现实生活中的每一起典型错案开始,这是当前研究英美刑事错案现状的重要启示.     

浅谈审查批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障人权，促进侦查机关合法取证至关重要。对现行审查批捕，应从立法上、程序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依据法理和法律的规定对有关证据予以审查排除，从而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构建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设想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公正,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并且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在借鉴其他国家制定排除非法言词证据规则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尽快完善法律体系,规范言词证据"非法性"的提出和举证责任的分配等,逐步构建我国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错案的形成与救济——以侦查工作为视角

面对公众对错案的关注与质疑,公安机关不仅是纠正错案、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更应当反思刑事错案的成因。侦查阶段应强化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意识,强化取证、确保队伍执法素质提升,强化走访、确保言词证据真实,完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细化监督、动态监控确保执法监督最大化,切实通过制度完善、程序遵循等保证执法的公平正义。     

刑事错案的成因及预防——以浙江张氏叔侄冤案为视角

浙江张氏叔侄冤案的发生,表明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尚存在程序法定原则阙如、无罪推定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贯彻不力,定罪标准、侦查模式以及公检法机关工作机制某些环节不够完善等问题。对此,应当在强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通过队伍建设和工作机制的改进,不断促进执法、司法能力的提高,从而保障司法的公正及高效,降低刑事错案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