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境未迁——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何为当代史作了概念界定,阐述了当代史研究的特殊意义,以及不同于其他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治学特点.本文特别论述了中国当代史的特点和述史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指出这段历史具有极其深刻的丰富内容,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人们认识差异很大.在人们的历史认识上,不但遗留了大量的历史误记,还有由于炒作带来的历史误读.据此,本文指出了当前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和学科建设上的一些问题.如档案资料的开放和史源开发的不足,研究视野比较狭隘,比较缺乏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比较缺乏科学性的学术话语系统等等.提出要从更新方法上开拓史源,重视存史功能,以及在述史中要把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分离开来等观点.     

回忆录的写作与当代史的存史

当代人要写当代史。回忆录具有档案资料不可替代的存史价值,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源,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尤其重要。回忆录可以提供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记录历史情态和现场感,同时也不免带有回忆者自我合理性的成分。这就需要各类当事人从不同角度进行历史回忆,在相互印证中去伪存真。参与历史回忆的人越多,越能给后人留下一个客观真实的历史。     

当代史的治史刍议

涵养学术,讲求的是学有所本,渊源有自。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代学者都把历史作为涵养学术的必修功课。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对历史最为重视的民族,将历史视为知得失、辨善恶、明是非的镜鉴。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     

中共党史论文论点摘编

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刘宝军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取决于对档案史料的掌握程度和鉴别考据的研究程度。但目前当代史史料的开发和利用仍存在不少问题,如档案开放的步伐缓慢,对一些曾属于公开出版物的查阅限制较多,地方档案的查阅与利用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部分珍贵档案实行有偿使用。更严重的是,中国当代史的官方文献、内部档案、个人档案和口述史料正在不断     

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史:中国当代史研究新课题北大核心CSSCI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发展过程,但关于这一时期的城市历史研究却极其薄弱。实践与理论的脱节,使得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发展、社会变迁和人民生活等城市历史的重要议题,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

中国当代社会史是国史(即中国当代史)的分支史,是与国史中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部分相并列的社会方面的历史,是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一门专史,它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评介

正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国史稿》)是迄今为止国内国史编修队伍最大、历时最久(1992~2012年)、也最权威的一部国史著述。其篇幅很大,有150余万字,内容也远超以往国史范围。该书的编著集中了国内尤其是当代中国研究所一批杰出的国史研究专家,初期的编委会成员包括邓力群、马洪、丁伟志、郑惠、段若非等专家学者,各卷参写人员则有田居俭、张启华、程中原、李正华、李丹慧、刘国新等国史研究专家。后期编委会又特约张海鹏、逄先知、     

闽西的“两湖事件”和分田包产到户

在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20名农民于1978年12月在严立华家写下的关于分田到户的～纸契约，藏号为GB54563。它成了中国当代史的一份珍贵文物。当年，福建省龙岩地区（现龙岩市）永定县湖雷公社、湖坑公社也发生了“暗中”分田包产到户的事。     

一个人的"当代史"——论《王蒙自传》的自传叙事及其自我形象的塑造

<王蒙自传>既是一个人的"当代史",更是当代史上的个体史与个性史.作者对"文革"史的重述,不同于一般伤痛式的叙事方式,而侧重描写其精神个性、思想性格以及价值取向逐渐成形的痛苦过程;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叙述,他关注的是思想解放潮流背后的艰难、偶然性与人的个性力量;在人文精神讨论中,他则对时代文化转型表现出一种深切的敏感和高度的警惕,其言论显示出某种超前性和孤独的意味.<王蒙自传>不但具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记史的价值,同时更展示了王蒙自我形象的多维真相,展示了一个多维的复杂甚至矛盾的精神和心灵,从而达致历史的个性与个性的历史的高度耦合.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日：我父亲在广东有七分功三分过

陶铸的名字，与广东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是不可剥离不能割断不能回避的历史。离开这个名字，广东的当代史就无法撰写。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5期要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朱佳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历史回顾(程中原)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孙武安)     

宋霖：一位严谨治学的党史学者

宋霖从事党史研究和现当代史研究工作30余年,曾任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100卷)编委、副主编,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兼人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在全国和省内多家学会兼职.     

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改革开放史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研究的范围也随之伸延。但历史研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则有所变化。“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这是一种传统的说法。过去．历史学家一般要与自己研究的对象保持半个世纪的距离。不过，现在各国史家所做的研究都距现实越来越近。这种趋势反映了一种需求．人类社会发展越快．人们就越需要对自身所处的方位有比较准确和及时的判断。其实．历史与现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当代北京历史研究的优秀成果

当代史的研究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开展了30多年。今年6月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北京党史二卷”），是中央领导下29年北京党组织创业史研究的集大成。认真读来，对全面、准确、深入地了解发生在20世纪中后期首都的这一段历史，很有帮助。     

写当代山西历史要突出党的领导

参与编写当代山西历史的实践使我体会到，这是一项纷繁复杂、难度很大的工作，需要注意处理好的问题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突出党的领导。     

一部浓缩的中国当代史——读《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陈述撰写的一部20多万字的著作．2009年8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地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教文卫等方方面面的发展历程．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当代史。     

他山之石的启示：关于中国治史理路的再认识——兼评麦克法夸尔的“铁三角”理论

中国史学传统与西方史学传统有不同的理路.现代中国在西方思想资源的启示下,开始了史学革命,产生了现代史学.但由于在理路上没有跳出革命史学的窠臼,新中国史学也发生了过度政治化的失误.当前,中国史学的问题依然是理论和方法问题,以当代史的问题更为突出.必须以全球化视野,借鉴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促进学术进步.文中以麦克法夸尔的"铁三角"理论范式为个例,从理论层次,述事方式,分析结构,以史鉴今的适用性等方面,对照分析中西史学的所长所短,以确定中国当代史研究中需要解决的理路问题.     

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答《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问

萧冬连老师是中国当代史、改革开放史研究专家,近年在本刊发表的相关文章,不少被《新华文摘》《新华文摘网络版》、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以及地方党史刊物转载。而萧老师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专著——《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通过揭示重大事件的经纬,对“中国改革何以能够突破种种约束越过市场化转轨的临界点,并保持经济超预期的高增长”这个问题作了阐释。作者将1978年至1992年的经济改革定义为“探路之役”,所谓探路,既是对改革目标的探索,也是对过渡路径的探索。该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周刊、经济观察报、凤凰网等媒体作了长篇采访报道,入选《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腾讯华文好书等机构2019年度好书榜,并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优秀原创学术图书奖”。那么,这本书与已有的相关著作有些什么不同?作者对中国经济改革史有哪些自己独特的观察?近期,本刊编辑部就这些问题对萧老师进行了采访,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     

哲学的解放与“解放”的哲学——重探20世纪50—70年代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及其内部逻辑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当代史上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是哲学领域“大跃进”的表现,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因主角是工农兵群众,也常被称为“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严格地说,“学哲学、用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运动,没有具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新时期“红色湘女”精神传承的动力机制研究

一、新时期"红色湘女"精神的特征和传承的意义(一)新时期的界定新时期研究是党史研究的最前沿,其成果以实录为主,专门写史的书不多。传统的史官以"当代人不修当代史"为准则,研究者与研究的历史保留半个世纪。新时期的历史研究趋势是,离自己所处历史时期越来越近,历史研究越来越接近现实。现在,党史学界对新时期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和进展,在某些方面、某些问题的研究上甚至有了相当的深度。对于新时期起点的界定,大致上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