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工具的选择基础分析

中国公共管理中政府工具的选择有其特定的基础。国情是制约政府工具选择的既定历史条件,它使政府工具选择体现出差异性和复杂性;国情制约性是相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政府工具选择与应用提供制度空间,我国生产力发展与经济体制转轨是政府工具变迁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府工具选择的重要主体,其执政历史方位的变化与执政方式的转型促进政府工具选择与应用的理性平衡;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有利于政府工具的借鉴与创新。     

公民文化视野下的政府信任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的数据,通过多层次模型考察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存在区域差异。在区域差异前提下,除教育程度、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等因素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外,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具有很大影响。可见,由于民众的社会参与而产生的社会信任会产生溢出效果,可以促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文本研究——基于15个省份180份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2006-2017)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的审视和选择是否合乎理性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本文以理性审视社会治理概念为逻辑起点,构建了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三维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以2006年至2017年间15个省份的180份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对象,从内容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探究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工具理性选择上的类型差异、历史演变和空间布局。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工具选择的内容上具有管理工具应用过溢、服务工具使用充分、协同工具选择不足、自治工具发育匮乏以及具体工具内部出现选择的结构性偏差特征;时间上具有选择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以及趋向善治的特征;空间上具有选择结构的一致性、强偏好的差异性以及均衡性上东部优于中部和西部的特征。为了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工具使用绩效、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地方政府应积极优化社会治理工具结构,从而更好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建设。     

培育社会资本 建设效能政府

在中国,行政效能一直是各级政府最关心和重视的目标,各级政府在提高行政效能方面也有一套比较熟稔的做法。然而,效能高并不等于效果好。在现代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的背景下,真正效能高且效果好的政府必须要善于发挥社会和市场自身的功能。而社会和市场是否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政府是否能够得到公众的信任和支持,都需要培育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具有提高社会信任程度、促进社会合作、降低交易费用、减少投机行为的作用,能够促进社会和市场正向配置资源,为政府施政创造良好条件。可以从三方面培育社会资本:一是建立严格的社会信用制度;二是切实保证政府自身的廉洁、公正;三是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的自组织程度。     

社会资本视阈下社会分化中的政府整合研究

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着社会过度分化而政府有效整合相对不足的严峻考验,一个重要的制约症结因素在于当前社会发展的危机,即社会资本危机。社会资本与政府整合高度契合,两者具有一种相得益彰与互补融合的结构关联,通过培育社会资本优化政府整合对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以政府诚信体系建设带动全体社会诚信建设,强化政府整合的权威性;在保护弱者中培育包容、妥协与互惠的社会资本,提升政府整合的道德性与合法性;在建设公民社会中培育信任、规范、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夯实政府整合的社会支撑根基。     

我国青年社团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建构

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之一。我国青年社团的发展与社会资本存在着结构性的制约与依存关系。目前,我国青年社团的发展环境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对我国社会资本的建构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因此要大力培育我国的青年社团,推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促进我国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并最终促成我国善治的实现。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地方政府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研究——以CSS2013调查数据为例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进反腐败工作。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反腐败社会效应引人关注。通过将地方政府的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操作化为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党政干部信任、官民关系四个指标,以CSS2013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一是社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不断上升,二是地方政府反腐败具有显著的社会效应,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越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信任感会随之上升;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公众对党政干部的信任程度会越高;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官民的冲突性会随之下降。     

社会资本视阈下政府公信力探析

提高政府公信力是全世界都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社会治理职能,重塑政府形象,营造政府和公众共同治理社会的和谐局面。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认为以信任、合作、规范、社会参与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社会资本能够有助于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针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现状,利用社会资本理论提出相应的对策,构建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持久的信任关系和互惠网络。     

对立还是共生: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关系研究

在现实的合作情境中,传统的单维度视角无法解释合作双方之间复杂的信任关系。通过对《中国NGO口述史》的文献考察,可以将"信任"与"不信任"作为两个独立维度来考量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信任"与"不信任"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共生态,社会组织既接受政府权威,同时质疑政府的部分理念和作风;依赖政府,同时表达独立性的愿景;配合政府的工作,同时制约政府行动;与政府理性交流,同时保持审慎观望。而政府则给予社会组织一定的活动空间,但严格监控其行为;为社会组织提供不同形式的资助,但是条件苛刻甚至口实不一;依靠社会组织展开部分工作,但是态度傲慢甚至任人唯亲。双方的信任关系处于一种矛盾结构:政府对社会组织"低信任/高不信任"共存,而社会组织对政府兼具"高信任/高不信任"。要构建良性的信任关系,制度化是根本出路。     

信任与冲突:基于社会管理格局中政府角色认同的理论分析

在社会管理格局中,信任是公众与政府之间如何互动的一种反映。它包含两种形态:一种是信任连续谱上的分散分布,另一种是信任连续谱上的集中分布。社区居民在政府强势面前,会选择自己的特有行为方式—不明确表达、欺骗、讨价还价、抗争—来诠释他们与政府的信任冲突。政府角色认同获得的信任建构应该塑造两种制度化的机制:一个是基于平等主体的压力机制,另一个是基于制度化信任资源提供的激励机制。     

我国港台地区社会企业成长中的政府角色比较研究

政府是社会企业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我国港台地区政府在各自社会企业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发现,政策实施逻辑的出发点、政策操作路径、政府介入的深度和广度、对待强制性工具的态度以及与民间组织合作的程度这五个面向表现出差异。与此同时,两地推动社会企业成长的政府角色也存在相同点:行政手段是政策推动的首要切入点;介入主体多元;具有弱强制性工具选择倾向。本文还探讨了政府角色背后的逻辑:(1)政府角色共性源于社会企业本身的混合属性;(2)政策逻辑的出发点关系政策工具性质的选择;(3)赋能比赋权更有效果;(4)与民间组织的协作程度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受到官民间信任的影响。     

政府规制社会公益组织的工具选择

政府对社会公益组织的规制目标只有通过适当而合理的规制工具才能得到有效的实现,对于这个问题,在以往的行政法研究中并未予以真正关注。目前分析我国政府对社会公益组织的规制目标,已经由之前单一的加强和规范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转变为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和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并重的双重规制目标。实现该规制目标,需要从传统命令一控制型规制工具(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转变到侧重使用激励型规制、信息规制、协商性规制、自我规制等规制工具。社会公益组织营利性经营行为的规制案例,对探讨政府规制形式的具体选择具有典型意义。     

社会资本与提升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以信任、合作、规范、社会参与网络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社会资本能够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优化政府行为、增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这就要求培养公务员的公共精神与服务意识,实施诚信的政府行为;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政府的回应性;培育民间组织,加强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与合作以提高政府公信力。     

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高校参与式治理机制研究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乎中国的未来。目前,我国高校由于各主体间信任基础薄弱、普遍的互惠规范以及立体的社会网络结构未建立,导致管理体制存在行政化、多层次化以及参与主体单一化等问题,制约了高校创新与育人双重目标的实现。为此,高校应积累和生产社会资本,拓展高校治理的主体,构建强有力的信任基础、立体的社会网络结构和普遍的互惠规范,完善高校参与式治理机制,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培育信任社会资本，推动公民文化成长

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培育信任这种社会资本，来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促进了政府行政行为和企业经营行为的效率，同时信用在社会管理领域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推动了社会稳定和谐发展。这一点在社会信用发展程度高的国家体现的更加明显。因此，可以说社会信用不仅推动社会效率的提升，同时推动了政治文明的发展，是推动公民文化成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国家与社会之间--论社会中介组织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兴起,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社会中介组织是政府和私营部门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他可以协调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当前中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却面临独立性差、功能不全、总量不足、体制混乱等问题,因而规范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促进中介组织的发展则是当务之急。     

我国社会资本现状及其对公民政策参与的阻滞

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进展,公民政策参与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有效的政策参与依赖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信任与合作关系,而信任与合作关系的建立以社会资本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本存在诸多缺陷,如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各种规则和制度的不健全、公民政策参与组织基础的薄弱以及传统政策过程的路径依赖等,制约着我国公民政策参与。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公共危机发生。最大限度的社会信任与宽容、社会网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积极培育社会资本,推进危机治理。培育社会资本就要完善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公信力,建立社会信任;推进公民社会发育和教育创新,搭建社会互动网络平台。     

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