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到乡愁中国：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

当下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对这一过程加以充分认识和理解是推进大国善治的重要前提。从历史上看,“乡土中国”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底色,其以土为生、以文化人、以德为重的基本特征长期规制着中国社会的形态及其演化过程。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的现代性要素渗透进乡村社会,日益消解了“乡土中国”的传统底色,并呈现“乡愁中国”的现代面向。“乡愁中国”是“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一个历史阶段,具有过渡性特征。“乡愁中国”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变迁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乡愁中国”蕴含着当下中国在急速现代化进程中的张力和反思。其原因在于,现代性要素的注入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但同时也遭遇了乡土“褪色”的潜在挑战。另一方面,“乡愁中国”也蕴含着对中国传统价值的重新发现过程。“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历史传统的内在价值,并建立现代与传统的有机联结,进而确立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     

沈从文湘西小说之文体艺术解构

文体艺术的嬗变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一个鲜明标志。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历程中追求“现代性”的表现分支,其在文体艺术上呈现出的特征也尤为鲜明的代表了部分中国现代小说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沈从文湘西小说在文体艺术上的最大表征就是其呈现的诗化文体。本文从湘西小说诗化文体形成的异域影响源以及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湘西小说诗化文体的具体表现这两个大的向度,阐释沈从文湘西小说诗化文体的“因”与“果”,意图揭示诗化文体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被呈现的实质。     

士志于道:余英时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特征研究

余英时先生认为,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不同,近现代具有“批判的精神”、代表“社会的良心”这一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出现的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十八世纪,而中国史上自孔子以来的“士”则大致相当于西方学人所刻画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仅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点而言,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的。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不治而议论、修己以敬等具体表现。余先生在中西方比较中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及其文化传统,从而在“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维度上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优越性。     

中国现代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

中国现代女性散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不少作品因为重点探讨了两性关系的诸多问题而凸显出浓重的性别色彩和性别意识,具体表现为“性别自省意识”、“性别批判意识”和“性别平等意识”。这种鲜明的性别意识的文学表达,不但整体上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空间,更体现出现代女性散文写作别具一格、意义深远的价值追求。     

论胡适“怀疑”话语的内涵及其意义

胡适“怀疑”话语以倡导独立思考为核心 ,其内涵包括 :认识论上的怀疑精神、方法论上的存疑原则、生存论上的怀疑意识 ,三者以建构独立、自由、创造性的、不迷信盲从、敢于挑战权威的现代人格为终极指归 ;胡适侧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现代“怀疑”思想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漫话中国青年运动

(一)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的第一页,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开始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从此,中国青年运动更是以不可遏止之势,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作为中国青年运动小著名的“五四”运动、“一二·九”     

“中华民族”称谓的由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称谓，但在这一词出现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     

沪上艺术：实验与流行

上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埠的口岸,也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史上的重镇,“海派”中国画的辉煌和现代美术教育的兴起从传统和现代两个方面印证了上海近现代美术承前启后的地位。从１９９６年起,“上海美术双年展”和“上海艺术博览会”这两个大型国际性展览诞生,标志着这座城市在文化交流上积极主动的雄心。而一批新锐的上海青年艺术家们也为上海的艺术创作和繁荣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活力。“上海新视觉”１９９９年年末在上海开幕的“上海艺术博览会”期间举办了“上海新视觉”展中的２０位艺术家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风格流派不同,气质性…     

“因政”与“因俗”:“一国两制”的类型学分析

广义上理解,中国历史上有过丰富多样的“一国两制”实践形式,港澳模式并非“一国两制”的全部。中国历史上的“一国两制”可以按照国家统一所面临的核心差异分为“因政”和“因俗”两大类。其中“因政”类解决的是政权差异问题,可细分为别治、并治、参治三种形态;“因俗”类解决的是社会差异问题,可细分为自治、分治两种形态。分类梳理中国历史上“一国两制”的实践形式,可以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提供可资参考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前现代王朝国家和现代国家的统一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应辩证看待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     

我国实行的是单一元首制

现代国家元首通常是象征性、礼仪性、程序性、荣誉性意义上的国家“最高代表”,而不存在所谓的“实权元首”。我国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所行使的那些“公布”、“宣布”、“颁布”权力,正是典型的现代元首权力。因此,国家主席就是我国的国家元首,我国实行的是单一元首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决定权(实权)已超出了现代元首权,将拥有“实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家主席结合起来作为集体元首,不符合现代国际通例。在对外开放、面向世界的当今中国,既要坚持“中国特色”,又要注重“国际通例”,应努力寻找两者的结合点。     

为现代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正名

现代中国在现代世界中居于什么地位?从现代历史至今天现实,此种地位有何变化?学者们因不同意国外把中国在现代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贬得太低,一再起而抗争,于是引发了关于二战起点(是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还是日本全面进攻中国的“七七事变”或更早些的“九一八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世界现代史的分期等一系列     

全景式阐述当代中国趋势与中国梦的力作——评王永昌新著《走在山坡上的中国》

人类一直在追求“理想国”。近现代中国,始终在为建设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而拼搏,不甘屈辱,不甘落伍,一直在落后中反思,在苦难中求索,在屈辱中奋起,在曲折中前行。今天之中国,终于走在了通向“中国梦”之峰的“山坡上”。这是建设现代化理想的“半山坡”,     

“象征”的契合:在移植与模仿之间再造诗格

现代诗人李金发,20世纪20年代,通过移植与模仿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等人的创作,在中国诗坛上建造起一种新的诗格:“象征诗”。这于中国传统诗歌而言,无疑是“新的颤栗”。它推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两种“封建”观

由大革命失败缘起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继而导引出“中国社会史论战”。社会史论战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对“封建”的理解,以及对“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时代”的认定。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古典封建论,多不放弃在“封土建国”含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强调的是“分封采邑”、“领主经济”等含义,不赞成将秦汉以下称之为“封建社会”。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泛封建论,不再取“封土建国”义,而指一种社会形态,从而最终确认战国至明清两千余年的中国为封建社会,并认为现代中国仍处于“封建关系”之内,故现代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和怎样入史

现代通俗文学有一条系统的发展线索,它是中国传统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延续。现代通俗文学表现的是不同于新文学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现代通俗文学展示着特有的“现代性”。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具有能够容纳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史观、史识、史实。     

五四先驱的"民主科学"观

“五四运动”过去已经整整80周年了,这场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启蒙运动,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巨人,可以说都是在这次新文化运动中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伟人”,给历史打上了深     

2023中国现代生命发展指数76.0 国人最担忧的三大疾病:癌症、心脏病、眼病

<正>调查结果显示,对自己及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45.7%的受访者表示“满意”,比上一年度提高了1.3个百分点。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2023年3月,《小康》杂志社联合国家信息中心,并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进行了“2023中国现代生命发展指数”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统计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23中国现代生命发展指数”为76.0分,比上一年度提高了0.5分。     

“进化”话语与20世纪中国的现代转型（笔谈）

在近现代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来自西方的各类思想观念经历了“理解”与“消化”,“改装”与“重组”,乃至“创造”与“再生”。伴随中西交汇,思想的种子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直至成长为参天大树,深刻影响并塑造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转型之路。其中,“进化”可归为这样一个能够长成参天大树的种子。柯林武德指出：“19世纪的后期,进步的观念几乎成了一个信条。”毫不夸张地说,这一观念也几乎主宰了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这一原本出自自然科学的理论话语,随着近现代西学东渐和救亡图存浪潮而成为强有力的精神符号,进而构成一种普遍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翻开20世纪的历史,几乎所有中国现代思想和理论建构中都可以看到其或隐或现的身影,正如严复笔下的“以天演为体”。“进化”在中国形成的“次生形态”,既是思想和世界观意义上的,也是整个社会革新意义上的。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中,“进化”与革命、现代化、社会发展等激动人心的概念紧密联系,在历史语境中相互呼应、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共同绘制了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构成了社会持续演变的思想动力。一方面,“优胜劣败”的危机感被植入国人认知深处,认为中国“必须”且“应该”变...     

史尚宽与中国物权法的近代化

史尚宽是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者之一，中国民法第一人。史尚宽倡导“参以各国法例”、“准诸本国习惯”，其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及其理论和实践促进了中国物权法由传统到现代的成功转型。其参与立法的《中华民国民法-物权法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被大量引用，成为连接中国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的桥梁。     

中国阐释学之“中国性”——就跨学科问题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江教授的《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难题》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中国阐释学的发展方向,令人受益匪浅。但在现代阐释学“学科思维”的框架下讨论跨学科,事实上难以避免依循西方的范式、逻辑和理论框架。阐释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将从不自觉地偏向“给中国阐释实践注入现代学科元素”,最终转向“西方阐释学的中国发展”。而建设“中国阐释学”,应以建构和确立“中国性”为宗旨,指明民族特征,宣示民族身份。作为“阐释主体”的中国,可以传统阐释实践的“无学科性”和“模糊性”独立于西方阐释理论之外;作为“被阐释之客体”的中国,可以通过向汉学领域的跨越来确认“中国”概念,使用自身身份与西方达成“身份共识”,从而来构建理论沟通的基础,使中国阐释理论进入现代阐释理论体系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