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形式 民主的内容——魏明伦骈赋艺术初探

魏明伦的骈赋艺术是对民族文艺形式的创造性继承。他用骈赋这一艺术形式抒发他对中华历史文化的热爱,表达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讴歌时代的进步和新生活,体现出他一贯的独立自主的民主精神。魏明伦的骈赋创作对繁荣传统文艺功不可没。     

骈赋与骈文关系考论

虽然赋发展到魏晋之际已经进入骈赋阶段．但骈赋名称的出现却非常晚。在清代以前．较为通行的是“俳赋”这个文体名称。无论是俳赋还是骈赋,其着眼点仍在俪辞偶句,而用典隶事、藻饰华丽、声韵谐美,只是骈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非本质性文体特征。骈文最重要的文体特征仍在于对偶。用典、辞藻、音律等不过是骈文的一些重要的修辞手法。而且它们在骈文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或强或弱的非延续性特征。骈赋与骈文虽然在句式、结构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影响两者根本的区别。     

论二陆赋学与六朝赋的诗化

六朝赋的诗化是唐前诗赋互动的核心内容,是文学思想和文体学领域的重要命题。受现代文学观的影响,学界多注重建安和齐梁尤其是前一时段;实际上这一命题应基于诗赋的辨体自觉,以此二陆赋学才应是六朝赋诗化的理论起点和重要标志。陆机分异诗赋体格,以赋主“体物”而导向语言修辞的“细切”诗化,同时伏下了“体物”“缘情”交越互用、“体物”而“感物”的抒情逻辑进路;陆云无辨体拘执,承建安时风旗帜鲜明地指出赋的“情”本理论,表彰“体物”而“抒情”的物情化写法。但二陆又都强调本于玄学的“浏亮”“清约”审美风格,规限和导引了赋在体物中注重出之以虚化情理的诗性造语与在篇幅上压缩句式和改变结构而延及诗化的修辞策略。二陆赋学一明一暗所建构起的互补性的诗化理论,完全影响了此后赋体诗化的发展路向;这一命题的清理辨析,可以促进对诗化表征于抒情意涵、篇幅形制、语言探索三个方面的深入理解。     

南朝骈赋兴盛的历史合理性

南朝,世家大族逐渐从政权中心退到边缘;当时统治者重视作文,并以文辞的"美"、"工"、"丽"来授予或升迁官阶。南朝文人的创作心理、创作方式、接受心态也随着文学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他们以现有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竞为文辞"、"相互唱和",在作品的遣词、审音、藻饰、隶事等方面大下功夫,更多关注辞赋的艺术形式,促进了辞赋的骈化。     

汉魏六朝赋中的蝉意象

蝉意象在汉魏六朝赋中较为常见,且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它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悲秋之叹、高洁之质和长生之梦。究其文化成因,则主要与崇蝉的传统习俗、文人的伤感气质和老庄的哲理之思密切相关。     

论先唐丽人赋“由容及情”的书写模式

丽人赋是指以美丽女子为题材的赋。丽人赋"由容及情"的书写模式是指赋文前部描摹丽人容貌仪态,后段抒发喜怒哀乐诸般感情。先唐丽人赋大都遵循这一模式,与同一作者的其他赋作存在明显差异。丽人仪容描写的成因和艺术高度既决定于赋体的性质,又得益于骈句入赋的助推和人物对称之美的表现需求;爱美之心和物哀之情构成作者情感的起因和两层高度。     

赖和新诗的艺术成就

赖和的新诗根植于血迹斑斑的现实土壤,又响亮地应和了时代的需求,代表了台湾新诗的方向。这就决定了,沉郁悲怆与激越豪放是其风格的两面,并且相当和谐地统一起来,取得完美的效果。赖和机智、幽默的性情和社会环境的严峻,也使他的诗尤具讽刺效果。象征、比喻、借代等手法的娴熟运用,意境的鲜活,以及语言凝练、形象、生动,都使得这些诗在台湾新诗发轫初期,就已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与丰富的思想内容相得益彰。     

论六朝艺术形神论与气韵论之文艺观——兼评庄子思想与中国古代艺术之革新

六朝艺术创作与文艺思想在中国文艺理论发展中起承前启后之作用。在社会动荡杀伐不已的六朝时期,知识阶层深受庄子的玄学影响,艺术思想变革求新,其实践探索形成的六朝文艺观之形神论,讲究艺术创作应以形写神、以技载道,最终达到形神兼备。继形神论之后的气韵论,更是追求形与神的彼此关照、完全融合,倡导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应表现其共性与个性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情趣。六朝开创形成的这两种文艺观对当代快餐式、表象式的媚俗艺术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六朝时期吴地文化艺术发展脉络及范式

承上启下的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转折期．也是吴地社会发展的关键期。依托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权偏安的优势,吴地的文化艺术在六朝艺术自觉的环境中迅速发展壮大并成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艺术特征和人文审美意境。其中以《拂舞》《白贮舞》为代表的一批吴地乐舞在六朝宫廷阶层和文人士大夫的推动下经历了从“俗”到“雅”、好“轻”重“情”、由“形”升“意”的发展过程．艺术性、表现力都大大增强．形成了清秀、飘逸、婉约、雅致的区域性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后随《清商乐》一同融入隋唐（中国）舞蹈主流之中,成为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的一脉。     

论汉魏六朝拟作的创造性

汉魏六朝拟作的产生,大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模拟者选择模拟对象时有审美与情感需要,在阅读原作时有深度介入,在再现原作时有视域融合。这些因素决定了六朝拟作的产生,同样也是一个抒情与审美活动展开的过程。六朝拟作自有其创造性。     

论苏轼的六朝文学观

苏轼在其著作中对六朝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对六朝文学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六朝诗歌,苏轼的评论不多,不过他对鲍谢诗歌以及徐庾体的评价还是基本客观的。苏轼的六朝文学观除了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外,其独有的文学创作经历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何鄂艺术生涯与成就

人物简介 何鄂,女,1937年生．江苏金山人（现上海金山）。 甘肃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     

浅谈巴金《憩园》的艺术成就

《憩园》是巴金后期所写的一篇中篇小说。它不似《激流三部曲》像一条澎湃的河流,曾裹挟了那个时代众多的青年,勇敢地走出家门,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的勇气。它就像贵阳郊外的花溪一样缓缓地流淌着,向读者讲述了两个家庭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这部充满感伤气息的牧歌式作品,让人感到生命的沉重,像壶陈年老酒,愈品愈觉醇厚,回味无穷。     

论明代中后期考据学的成就及其局限

明代中后期是传统考据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学者们展开了对明代空疏学风的学术批判，表现了求实求真之考据精神；他们强调博学与博证；注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学术规范建设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但明代中后期考据学还存在诸多局限：好奇博杂、引用材料时不注所出、妄删引文、论证疏漏讹误等等。明代中后期的考据学对明清学术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骚体赋的界定及其在赋体文学中的地位

本文对骚体赋的内涵特征、发展历史、影响进行了界定、梳理和评价 ,认为 :骚体赋是指采用楚骚体式又以赋名题的作品 ,直接在楚辞母体脱胎而成 ;骚体赋作为赋体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别 ,以其突出的抒情性、疏朗流畅的语体特征丰富了赋体文学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 ,开拓了纪行、玄思、悲士不遇、悼骚等四个重要的题材领域 ,大大扩展了赋体文学的表现空间 ,骚体赋在赋体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汉代赋家的民族意识及其历史建树

汉代赋家的民族意识源于儒家的民族思想,受到《诗经》民族意识的浸润。武帝的《西极天马歌》将汉赋的＂民族意识＂导入更深层的领域,那就是宣扬声威,使四海臣服。汉代赋家的民族意识突出了汉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反映出一种深远的政治襟怀与战略视野,显示了汉人博大宏放的气度。司马相如、严助等赋家为汉武帝打开了南夷、西南大门,为汉帝国的大一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同保:雕刻艺术成就精彩人生

今年48岁的刘同保,曲阳县人,为曲阳县政协常委,现任中国雕塑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石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工艺美术行业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传统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曲阳县通宝雕塑建筑艺术有限公司、曲阳县荣杰雕刻石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艺术总监等职,高级工艺美术师,河北省一级工艺美术大师。刘同保生长在"雕刻之乡",正是这块富有文化底蕴的热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雕刻艺术名家,刘同保就从这里走上了雕刻艺术之路。刘同保自幼酷爱雕塑、雕刻及绘画艺术。在他的艺术成长与发展过程     

论先秦优语与西汉散体赋的渊源

分体研究汉赋的起源问题，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散体赋在它的发展形成过程中，必然要吸收其他文体的某种因素。经过爬梳、分类研究先秦时期的优语事例，发现它们与散体赋的本质特征存在众多的一致性，从中可以看出先秦优语与散体赋存在着独特的承继关系。在从优语发展到散体赋成熟形式的过程中，屈原之赋是先导之风，而宋玉之赋和苟卿之赋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使我们看到从优语发展到文人之赋的鲜明轨迹。     

六朝时期的社会治安

六朝时期,在治安法理的研究与应用上,曹操、诸葛亮、张斐等人各有贡献。张斐对犯罪概念作了精确而系统的说明,又强调守法而不拘法,明法更要明理,依律文断罪,从深远考虑,大处着眼,明理权变,随事取法。《北齐律》则完成了汉魏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而简、而杂而清的改革。六朝时期各族各统治集团都高度重视人口管理,其户口簿籍品类繁多,各有专用,但同时“户籍巧伪”问题极其严重。     

章学诚之赋论：赋体的生成与诸子文的联系

章学诚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治学方法,从文化史的独特视角切入赋学研究。章氏认为赋体的生成与诸子文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赋体习染诸子文的艺术特征之余风;二是赋体在意旨上“犹有诸子之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