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人大主任的“生意经”

国内民间非法集资大案的幕后多有官员的影子,但难以绳之以法。浙江省泰顺县人大常委会前主任钱庆法是第一位因涉嫌参与非法集资而被判刑的官员。他的落马,也使靠行贿当选人大代表的内幕浮出水面。     

一些人为吴英辩护的理由

吴英案不构成集资诈骗罪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吴英案被泛称为涉及非法集资，这个说法稍微有点笼统。通常理解的非法集资，就是刑法概念上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个罪名长期受到法律界人士诟病，曾轰动一时的企业家孙大午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牺牲品。但是，法律意义上的非法集资不光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有集资诈骗罪，本次法院判处吴英的罪名就是集资诈骗罪。     

从非法集资类案件频发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非法集资类案件频发,且逐步向中小城镇扩展。这类案件的高发,不仅案件涉案数额大、参与人员多、社会影响广,更重要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本文通过剖析非法集资类案高发的特点,总结出该类案件频发的原因,提出加强行政监管、形成打击合力、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加强舆论引导等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唐山集资诈骗连环套

今年二月，国家银监委针对非法集资问题，作了专门部署，但唐山杨淑华上亿元集资案的发生却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建立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势在必行     

八月份企业界犯罪案件追踪

甘肃大圣科技公司总经理等7人非法集资等案开庭 8月1日，甘肃“大圣科技非法集资案”在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检察机关以大圣公司总经理张思东、副总经理赵世荣等7人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认定集资诈骗金额人民币9700多万元。     

非法集资:上钩者何其多

非法集资屡禁不止 　　"东阳富姐"吴英,不久前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事拘留;此前,在尘埃落定的"德隆事件"中,"非法集资"的魔鬼就一直如影随形.诸如此类用高额回报作为"诱饵"进行诈骗的活动近期频频落案:以赞助门球赛、秧歌舞比赛为手段拉拢感情,以高额分红为诱饵,广东茂名市君临果业有限公司在广东、广西、江西等多省市以老年人为对象,非法集资诈骗1193万余元,造成300多名受害者血本无归;……     

2013年7月企业界犯罪案件追踪

皮包公司老板非法集资2.4亿被捕7月6日,有媒体报道,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年近40岁的葛某,在三年前注资10万元,成立了房产经纪公司。然而,此公司并没有真正的业务和项目,而是以此做非法集资,3年来,非法集资额度达到了2.4亿元。近日,葛某、许某、王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因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浙江丽水银泰房地产集团非法集资罪个案研究

本文案例启示：银泰集团非法集资案是当前典型的一起重大的涉众经济犯罪案件，反映了我国近年来非法集资犯罪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丽水市政法机关在处理银泰案件的过程中，构建了“四层网架结构的非法集资类案件侦查模式”，不仅成功地处置了该案，而且化解了该案引起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对各地打击非法集资犯罪以及处置非法集资引起的社会问题均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怪圈人生

怪圈人生□宁子人们也许并未淡忘，１９９４年，曾经喧嚣一时的江苏省无锡市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的闹剧，终以两名主犯邓斌、姚静漪被处以极刑，其余１０几名案犯被依法判处刑罚而拉上了帷幕。那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非法集资案，其波及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集资数...     

非法集资行为的刑法评析

非法集资行为近年来呈高发态势,如何通过法律区分规制不同的非法集资行为,稳定社会金融秩序,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非法集资的概念和司法认定入手,对当前办理非法集资案件中关于公众的认定、集资目的的考量进行探讨。     

集资诈骗罪的司法困境与罪群立法完善

集资诈骗罪一方面被认定为特殊诈骗罪,与诈骗罪表现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被当作“加重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出现了“骗”与“被骗”的构成要件缺失却依然构成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欺骗”与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混淆不清、两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区分标准的主观化趋势的问题,从而导致“非法占有目的”在被扩大化的同时又被弱化,进而造成集资诈骗罪被矮化、限缩。应从金融秩序法益的立场,回归集资诈骗罪的金融犯罪属性,重塑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明确“欺骗”“诈骗”的同质性,增设“骗取集资款罪”,调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制范围,构建体系化的集资诈骗罪罪名群,化解集资诈骗罪刑罚供应过度与不足并存的尴尬。     

偶遇元凶，受害者激活红色通缉令——“非法集资第一案”主角海外落网记

2010年6月的一天，逃亡海外的“中国非法集资第一案”嫌疑人龚印文、范洁聪夫妇，在马来西亚偶遇一名来自国内的受害者。在几个国家辗转了两年多的他们，被警方抓获遣送回中国。     

网络非法集资犯罪认定问题研究

既有的非法集资犯罪认定标准主要是以线下非法集资案为原型归纳形成的.司法者在将这些既定标准运用到网络非法集资案件时有必要作相应的调整.一方面,在区分合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非法性"的认定应从"部门"导向转变为"依法"导向;"公开性"的认定应从"媒介"导向转变为"对象"导向,且被害对象的认定应从"不特定"标准转变为"非合格投资者"标准;"利诱性"的认定不仅要考虑保本付息的承诺,还要考虑涉案资金的使用去向.另一方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并非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非法占有目的"只是区分两罪的要素"之一"而非"唯一";"诈骗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构成要件,既不能从诈骗行为中推导出非法占有目的,也不能从非法占有目的中推导出诈骗行为;在区分两罪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循"先客观、后主观""先违法、后责任"的检验逻辑.     

设立非法集资罪的研究与构想

本文通过分析非法集资相关罪名及现实存在的问题,认为欲建立合法有效的融资市场,必先设立严谨的法律法规加以引导监管,调整非法集资的认定路径,寻找合适的法律进行规制,才能拓宽合法的融资渠道,才能准确界定合法与非法融资之间的关系,并准确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活动,支持民营企业的合法融资,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非法集资话动规制研究

非法集资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屡见不鲜,目前针对非法集资尚未采用完全禁止的规制方法.当前的法律制度对非法集资不能产生有效的规制,并且忽视了中小企业旺盛的融资需求.本文从证券法角度分析了非法集资的性质和形式,以期为非法集资的法制化提供理论支持.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本质及立法失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本质上看属于非法集资行为,但是,由于立法的偏颇,导 致对本罪与集资诈骗罪联系起来分析时,产生了刑法对明确以“非法集资”作为目的行为的 犯罪进行打击时,打击的是诈骗行为而不是非法集资行为,而未见“非法集资”只言片语的 条文却执行着打击非法集资行为的职能。因此,立法语言要尽量明确、清楚,避免歧义。     

浅析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集资形式

非法集资是从合法集资引申出来的概念,在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讲述非法集资行为方式,以其对审判实践有所借鉴。     

刑法规制非法集资限度问题研究

从我国现行金融体系的缺陷和集资参与人的积极促成这两个非法集资的主要成因来看,我们对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明显“过度”了。因此,亟需合理确定刑法规制非法集资的限度。鉴于非法集资行为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只有对这两个犯罪的适用进行合理限定,才能把握好刑法规制非法集资之限度,也才能为民间融资的合法化预留空间。     

非法集资之患

2009年1月13日，备受关注的“小姑娘”杜益敏案终审宣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杜益敏被判处死刑。这次判决延续了2008年非法集资者的折戟之势。     

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案件司法认定及证明路径

打着发行销售私募基金的幌子，通过公众媒体或报告会、分析会等方式进行公开宣传，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并以签订回购协议等方式承诺还本付息的，属于变相非法集资。办理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案件，可以根据涉案私募基金信息披露情况、募集资金实际用途、非法集资人归还能力等要素，综合判断非法集资人是否使用诈骗方法、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对集资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应当认定为集资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