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诬告反坐”到“讹诈有罚”——对被救助者诬赖救助者立法惩罚的再思考

当下诸多被救助者诬告讹诈救助者事件背后,无不折射出单纯中华传统道德诉求已经不能协调社会的健康发展。当道德软性约束作用无法发挥其积极作用,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惩罚诬告讹诈者成为必要。然现代＂讹诈有罚＂并非简单的惩恶扬善呼吁,也并非中国古代＂诬告反坐＂的直接过渡与顺承。立法惩罚诬告者还需从制度渊源、现行体制、证据认定、责任承担、惩罚措施等多方予以分析。     

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的定罪——以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具体罪名的确定存在"犯罪行为说"和"罪名说"的争议。从法律解释和适用的角度看,现行法律对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定罪的有关规定存在缺陷,"犯罪行为说"和"罪名说"均有不足,但以"犯罪行为说"确定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定罪的范围和具体的罪名是比较妥当的。对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不应超出刑事立法规定的范围,同时应注意各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     

罪名杂乱和虚化研究

罪名杂乱和罪名虚化是当前罪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罪名杂乱表现为刑法中相似的内容,罪名差异较大,没有表现出规律性;刑法中相同的词句,罪名体现不同,没有显示出整体性;刑法中原文的规定,罪名避开不用,没有遵循文本优先。罪名虚化表现为罪名大于犯罪内涵、罪名小于犯罪内涵、罪名成分多余。     

论保险诈骗的特别共犯

刑法条文关于保险诈骗共犯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保险诈骗共犯构成需要符合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的特定条件.构成保险诈骗特别共犯所要求的故意,是指行为人对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行为具有故意,而不是对帮助他人诈骗具有故意.保险诈骗共犯的罪名应根据实施保险诈骗的人构成的罪名而定.     

选择性罪名的存在价值和缺陷

选择性罪名既有存在价值,又有缺陷。弥补其缺陷的途径主要有三种:适当限制选择性罪名的数量;规定对实施选择性罪名中数行为的犯罪人从重处罚;罪名的法定化。     

新刑法之罪名分析

罪名是指犯罪的名称，是对某种犯罪行为的最本质特征的简明概括。现代各国刑法确定罪名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明示式，即在分则条文中明确规定罪名，因而使罪名法定化。二是包含式，即在分则条文中不规定罪名，只规定罪状，将罪名包含在罪状之中，经过对罪状的分析获取罪名。在刑法修改中，罪名法定化的呼声甚高，但新刑法仍然未能实现罪刑法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新刑法中的罪名进行学理概括，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统一罪名。从新刑法颁布后已经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新刑法论著（我已经见到不下10种）来看，罪名概括可以说…     

试析《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中有关信贷业务的几个新罪名

《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已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并公布施行。《决定》对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有关的犯罪行为设立了四个新罪名: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罪名是徇私贷款罪;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罪名是玩忽职守贷款罪和滥用职权贷款罪,第九条第三款是对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处罚规定;第十条规定的罪名是诈骗贷款罪。第九条规定的三个罪名,法条上采用参照罪状,叙明罪状、引证罪状相结合的表述方式。 一、徇私贷款罪 1.概念 徇私贷款罪是指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或者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致使信贷资金遭受较大损失的行为。     

单位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单位贿赂犯罪是指由单位实施的行贿、受贿犯罪行为。单位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由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的非公务单位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八章的公务单位贿赂犯罪罪名体系构成。目前,就我国单位贿赂犯罪的立法现状而言,主要存在着立法结构与罪名体系混乱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形式层面有悖于刑事立法的协调性,而且在实质层面突破了刑法平等主义与责任主义的价值诉求。因此,有必要在保持"公务—非公务"贿赂犯罪分立制的前提下,完善单位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具体而言,涉及整合相关罪名、扩充部分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以及删去介绍贿赂罪三个方面。     

罪名规范化、统一化之我见──与薛瑞麟先生商榷

罪名规范化、统一化之我见──与薛瑞麟先生商榷吴平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论及罪名统一化、规范化的论著普遍认为刑法分则规定具体犯罪的条文应明确规定罪名，即采用“标题明示式”罪名立法。笔者也是持这种看法。但薛瑞麟先生写的《关于罪名规范化统一化的构想》①（以下简称...     

我国刑法中的选择性罪名研究

本文从选择性罪名的概念和特征入手,对选择性罪名认定中应注意的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与此同时对我国新刑法中所规定的选择性罪名作了全面的检索并就其完善之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试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谈1997年刑法第17条第2款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1997年刑法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范围从原来规定的5种犯罪规定为8种犯罪,并对立法用语做出多方面的修改。但是,刑法的规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规定所涉及的罪名是否还包括一些相关罪名;一些犯罪的加重情节包含该款规定的犯罪行为时,应如何处理等。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理论更新和修改立法等途径来解决。     

关于罪名规范化统一化的构想

关于罪名规范化统一化的构想薛瑞麟罪名①的规范化、统一化是我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国刑法分则以及有关的分则性规范除个别场合外，一般不明示罪名，只规定某种具体犯罪的罪状，并使罪名隐含在罪状之中。在确定罪名时，需要对罪状所描述的犯罪特征进行概括、归纳、推...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罪名分布浅析

通过表格的形式对刑法分则各章的罪名数、死刑罪名数、单位犯罪的罪名数等项目共计760个具体罪名进行了列举、统计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违反社会秩序型犯罪较多,实际发生得较少;侵犯财产型犯罪罪名数少,实际发生相对较多;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型犯罪罪名数较少,实际发生也相对较多。我国现行刑法中死刑罪名的规定数量多,分布较广,应逐步限制、减少并废止死刑。     

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责任范围的标准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这8种犯罪是指犯罪行为还是具体罪名,刑法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体上有罪行说、罪名说两种观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责任范围的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对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标准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在罪行说和罪名说的基础上引入附条件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对于完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责任范围的标准具有一定意义。     

论选择性罪名

目前我国的选择性罪名存在七种类型。确定选择性罪名的根据有三个层面,其直接根据是选择性罪状,间接根据是犯罪构成,最终根据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选择性罪名既有其存在的价值,又有其固有的缺陷。适当限制选择性罪名的数量和规定对实施选择性罪名中数行为的犯罪人从重处罚是弥补其缺陷的两条主要途径。     

法院变更指控罪名之比较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法院变更起诉罪名的明确的授权性解释,目前,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行为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理论界对于该制度的看法不一,比较各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在法院变更指控罪名制度上应当建立程序性限制。     

人民法院改变检察机关所指控罪名的悖论

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作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的什么罪、适用什么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判决。”从本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法院的定罪判决并未涉及到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也不是判决检察院起诉的罪名能否成立，而完全是依据事实、证据和法律来判决被告人的罪名，这样一来，就可能会产生法院判决认定的罪名与检察院指控的罪名不一致的情况。比如检察院起诉的抢夺罪，而法院最后判决的却是抢劫罪，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我们经…     

论选择性罪名

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选择性罪名,理论界对选择性罪名的概念、特征、立法特点和适用尚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对选择性罪名的概念、特征、立法特点、在法律上如何适用进行了阐释.     

未成年人犯罪之刑事立法完善

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行完善时,刑法应直接规定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起始年龄;明确列举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具体罪名;增设时未成年犯罪人不得适用无期徒刑、"不满18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的规定;放宽未成年人犯罪人适用缓刑、减刑、假释的条件等立法建议.     

对《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三个新罪名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于1994年7月生效实施。为配合该法的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2月28日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其第九条至第十一条对在公司中发生的收受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作了处罚规定。本文拟就这些规定所确立的罪名、罪状、适用范围及与现行刑法规定的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关系等问题作一些初步的研究。 一、罪名 《决定》第九条至第十一条所规定的犯罪与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在犯罪的客观方面有相同和相似之处,但它并不是简单地对后者犯罪构成范围的扩大,而是对新的犯罪行为的立法确定,对于其罪名的称谓自不能直接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代之,否则难以同一般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相区别。根据罪名应当反映犯罪主要特征的原则,我们认为,可以把《决定》第九条至第十一条规定的犯罪的罪名分别确定为:(1)公司人员受贿罪(第九条),即采用明示主体的方式确定该罪罪名。理由是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即受贿,主体则限定在“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范围内,公司董事、监事、职工可以统称为“公司人员”,将该主体与行为相结合,便构成“公司人员受贿罪”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