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物资与设备采购预防腐败共律机制研究

自律与他律是高校物资与设备采购中预防腐败的主要形式。道德的自律与社会道德水平相连,诸多方面不尽人意。法律与制度以粗线条规范为原则,而且是静态制约,能动性不足。从人的内心和行为两方面补充自律与他律,以利益为中心,围绕权力与权利,运用权力制约、权利契约、流程再造构建起预防腐败共律机制。     

权利主导模式下的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研究

意大利在司法改革中确立了多元化的刑事特别程序.但是,立法突进引起“文本法律”与“实践法律”冲突:司法适用率低、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力、诉讼周期依旧漫长等一系列问题.意大利对刑事特别程序不断修正,平衡个人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权利主导型模式:一方面赋予被告人更多程序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保留部分职权主义传统,赋予法官更多程序审查权和检察官更大司法权力.我国刑事司法也存在人权保障和司法效率问题,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的权利模式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颇有启示.     

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妥协与平衡──1984年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基本内容评析

追求警察权力与犯罪嫌疑人权利之间的平衡是1984年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最本质特征,也是当代英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总体趋势.从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以及此后的相关法律规定来看,一方面,警察的权力得到全面扩张,包括加强盘问检查、入室搜查、扣押、逮捕等权力,以及增设拘留权;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也受到充分保护,包括创设专职羁押官和审查官等职位,以及为犯罪嫌疑人提供被羁押期间的各种帮助和待遇.这些法律规定充分反映出当代英国法律关于利益平衡的基本价值追求,以及法律在公正和效率二者之间的妥协.     

市民社会视域中的现代刑法理念

市民社会的兴起对于法治精神的旌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要适时地调整法律理念,并使之与市民社会相适应。作为法治系统中的刑事法治也必须针对市民社会带来的挑战作出及时的回应,在观念上主要是指刑法理念的转变。在市民社会语境中,刑法应当体现三大理念,即契约刑法、社会刑法和人文刑法。契约刑法,为现代刑法找寻到了正当性依据;社会刑法为实现国家对秩序的维持和再生提供了现实性的保障;人文刑法为型塑刑法的品格导引出了价值准则。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分析

通过和解解决刑事纠纷在本质上是个人权利(不追究权)对国家权力(刑罚权)的一种协调和平衡,在我国自古有之.它与刑事自诉制度、国家追诉制度、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都有密切的理论联系.对刑事和解的法律规制可以从案件范围和和解方式来考虑.     

刑事和解平衡观

刑事和解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刑事思潮.作为一项刑事替代性司法模式,刑事和解是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理念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无疑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从利益、权利保障、诉讼权力与诉讼权利、刑罚的宽严相济及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运作等方面对刑事和解所蕴含的平衡理念进行探讨.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救济

刑事被害人"被遗忘"、"被边缘化"带来了一系列法律和社会问题。影响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因素既有制度的缺陷,又有客观的障碍。着眼现实,应着力从制度构造方面加强被害人权利的救济,包括:扩大对刑事被害人民事赔偿范围;在刑事司法中应协调公权与私权的行使;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机构。     

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

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在这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内涵设计: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社会和谐的道德基础;分权学说设计了使国家权力和谐运行的政府机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追求的是经济的和谐发展;对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划界,追求的是公权与私权以及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和谐;“积极自由”关注的是实现社会和谐所需的物质条件;责任型政府则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物质、制度和法律方面的保障。在对以上诸领域和谐的一步步探索中,西方国家建立起了他们的“和谐社会”。     

刑事和解实例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各类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权力的运用问题.如果刑事和解权力被滥用,则容易滋生腐败,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为了防微杜渐,要从法律制约、程序规范、人员素质、内部自纠、互相监督等五个方面,构筑制度“牢笼”,将权力关到“笼子”里去,从而严防刑事和解权力的滥用.     

刑事二审功能嬗变与控审分离原则的契合

刑事二审功能处于纠正事实错误与统一法律适用两种类型之间.科层式司法权力结构与纠正事实错误型二审功能匹配,司法机关的权力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协作式权力结构要求二审具有更多的统一法律适用功能,司法权力结构功能分化以与其相适应.我国刑事审判权力结构向协作式方向改革的趋势,必然要求刑事二审的功能由片面纠错向主要提供救济方向嬗变,控审分离原则与提供救济的刑事二审程序具有更多的内在契合性,刑事二审相关制度因之应当作出相应修改.     

刑事和解的法理依据

刑事和解的理论依据主要是依据契约理论和人权保障理论。它强调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以当事人认同的方式解决刑事纠纷，以便从根本上保障受害人和加害人的利益，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社会危害性说地位之确证——以批判法益侵害说为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危害性说一直居于刑法学的帝统地位。近年来，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不少学者主张以法益侵害说取代社会危害性说。但实质上法益概念具有多义性，极易落入形式概念之泥沼，实难以担此重任。可以说，在当前中国刑法学语境中，社会危害性说更胜一筹。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初探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社会契约思想及现代法治国家义务观的集中体现，从犯罪学和被害人学的角度，更反映了犯罪人与被害人利益衡平保护的原则。该制度通过对犯罪被害人进行补偿，回复由于发生犯罪而．失衡的法秩序及国民对刑事司法的信赖，由此安定社会秩序。以此为基础，结合黑格尔的等价理论，针对不同的犯罪形态，以犯罪人的赔偿为前提，综合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原则，使犯罪被害人不仅获得形式上的平等和公正，更重要的是获得实质上的平等和公正。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初探——以和谐社会为语境

刑事和解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已经比较成熟,但在我国还一直停留在尝试阶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机制,我国有必要引进,用于解决那些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缓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等,达到社会的真正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已经有了生存的土壤,北京、湖南等地的司法机关也做了积极的实践,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环境下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是可行之策。     

我国前科制度的构建

由于我国刑法体系中前科制度的缺位,使得前科法律定位不明确。犯罪人受过刑事处罚后复归社会的法律地位与社会评价无法预测和控制,这不利于其重返社会、消除犯罪标签。因此,在现行刑法体系中建立完善的前科制度,可使刑罚的功能达到最大化,使刑罚的效果处于可控制的范围。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对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受到严重损失但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被害人及其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物质补偿的制度。其理论基础在于公平正义理念的彰显、国家基于契约义务所产生的责任的实现和恢复性司法的要求。为化解被害人因获赔不足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我国应当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理论和主体

近年来,我国犯罪数量逐年递增,受司法能力和犯罪分子个人经济状况制约,每年有相当规模的刑事被害人难以从犯罪分子手中取得基本的赔偿。通过对从国外引入一系舛相关学说的批判,并结合社会契约理论,提出了有限国家责任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体系应以有限国家责任说和社会保险说为主要理论构件。以社会福利说为辅。并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作了内部区分。通过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补偿主体进行探讨,进而提出了补偿慷慨原则。     

试论罪犯权利的来源及其法理学意义

罪犯权利是罪犯法律地位的重要内容 ,就判处自由刑的罪犯而论 ,罪犯作为人 ,享有基本的人权 ;罪犯作为一国公民 ,享有未被剥夺的公民权 ;罪犯作为被矫正对象享有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特殊权利。罪犯权利是人类权利的一部分 ,尊重罪犯权利就是对人类权利的尊重 ,切实保障罪犯权利的实现 ,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 ,是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 ,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     

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缺陷与完善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使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我国经济生活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用重典保护食品安全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检视食品安全的法理、法事,继续完善刑事立法,扩大食品犯罪圈,完成食品安全的行政法规与刑法的对接,是作为保障法的刑法对食品犯罪的理性选择。     

建立刑事诉讼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研究

证人拒绝作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律制度,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或证据立法中均有明确规定。在我国建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具有社会基础、法理基础、现实基础,也是改变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现状的现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