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工作浅谈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民主政治的飞速发展,民众诉讼意识的不断增强,基层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案件量呈井喷式增长的同时,由于人民调解协议本身效力的有限性,人民调解制度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     

公民文化视野下的政府信任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的数据,通过多层次模型考察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存在区域差异。在区域差异前提下,除教育程度、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等因素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外,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具有很大影响。可见,由于民众的社会参与而产生的社会信任会产生溢出效果,可以促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社会记忆与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

中华文化在台湾地区根深叶茂,大多数台湾民众在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历史叙事中理解和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两岸同胞共享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记忆。但是,在复杂历史因素的影响下,台湾民众的社会记忆与大陆民众的社会记忆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台独＂势力的操弄下,台湾民众中华文化的社会记忆有逐步淡漠的趋势。因此,在两岸交流互动的基础上,唤醒两岸同胞共有的中华文化记忆,构建两岸同胞共有的新的社会记忆,消解两岸同胞差异性的社会记忆,对增强台湾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意中的民主:当代中国民众民主观念研究述评

民主是中国政治建设的题中之意,了解普通民众如何理解民主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民主的定义可分为狭义定义与广义定义,沿这一路径的民主观念测量主要分为开放式、封闭式与组合式三种方式。大量的民意调查表明,中国民众主要从实质性和程序性两个角度理解民主,但随着转型社会的变迁,民众对民主的理解逐渐呈现"复合多维"的新特征。阶层、教育、文化价值观、媒体宣传等因素均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此外,不同类型的民主观念对当代中国政治支持的影响机制不同。尽管当前对中国民众民主观念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仍存在亟待改进的空间。     

公共危机中民众的自组织机制及其约束--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风险社会中,政府需要与企业、民众、社会组织进行协商合作,以分散和化解风险。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分析发现,在集体行动的视域下,公共危机中民众的秩序维护型自组织具有复制、嵌入、相变三种机制。复制式、嵌入式、相变式自组织的任务性均很强,相变式自组织的结构性最强,嵌入式自组织的结构性最弱。它们显著区别于党政组织的强制机制、企业组织的交换机制,也与非政府组织的志愿机制不完全相同。这些自组织对于解决公共危机问题、有效动员组织民众、强化政府元治理能力意义重大,同时也受到开放性、规则性、状态性、反馈性等约束。面对挑战,我们既要通过空间让渡和规则建设来提升社会的自组织化,也要强化个人的责任性,通过提升民众的素养与能力,让个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公平与公正：招生改革的灵魂

国家恢复高考已经30年。社会发展进程中，很少有一项举措在实施了这样长的时间以后，仍然如此牵动人心。尤其是对于聚焦教育公平的高考而言，国家重视有增无减，民众关注有增无减。正是在国家和民众有增无减的重视下，30年来，从公平、公正选拔人才出发的中国高考及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一直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的现实中改革前行，成为记载和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试金石和晴雨表。     

民主党派社会基础的历史考察

在政党代表民众与民众拥护政党的互动中，政党充当了民众的代言人和领路人，民众形成了政党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源泉。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时代发展构成了民主党派社会基础演变的基本依据和主要线索。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动主要经历了“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改造时期的特殊群体”和“改革时期的政治联盟”三个历史阶段。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还有少数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伴随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从“阶级联盟”逐步演变成“政治联盟”，民主党派所联系和代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也发生了质的嬗变。     

风险社会与当前中国民众的风险认知研究

风险感知的两种理论范式——个体主义的和背景主义的范式——分别强调个体认知结构因素和社会环境背景因素对人们风险感知的决定作用。本研究根据风险感知的"知识理论"、风险的社会扩大理论及社会制度结构对风险感知的束缚作用,分别建立相关的研究假设,试图寻找这些理论在中国经验中的证据。文章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当前中国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有强烈的风险认知,尤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有最强烈的风险认知。另外,民众的风险认知主要受个人的认知能力、媒介接触、城乡分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具体说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媒介接触越频繁的人、阶层地位越高的人风险认知越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强的风险认知。     

“强国”与“新民”:中国情境中的国家-社会议题

本文主张将国家与社会的议题置于中国百年来的近代史发展视野当中,研究国家力量增强和社会活力激发这两个进程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内在张力,而不是仅仅将国家与社会视为业已形成的两个实体。建设现代国家与激发民众活力的过程,包括了在实践中密不可分、彼此支撑的三个方面:塑造民众的身份认同,以这种身份认同来勾连国家与民众;调整社会的组织体系,以此促进国家动员能力,建立社会激励体系;确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主导策略和手段,以此解决社会治理问题。本研究从以上三个方面认真梳理了中国近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建设现代国家与激发民众活力的曲折进程中展现出来的逻辑脉络。     

人民信访制度之于社会稳定的正效应分析

人民信访制度作为民众表达诉求、进行政治参与和寻求权利救济的一种特殊手段,在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具有预防民众怨气淤积爆发,弥补政府间信息沟通失灵,限制公共权力滥用,提升政治合法性,满足民众社会参与需求的功能,对于实现和维护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数字时代的个体认知：互联网使用与阶层认同偏差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下,互联网的应用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感知,影响了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导致了部分民众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地位的不一致。与以往研究的地位决定论不同,我们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中国民众的阶层认同偏差产生的影响。通过对2015年、2017年及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合并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相比于不常使用互联网的民众,经常使用互联网的民众阶层地位认同更容易向下偏移。互联网使用对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存在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流动感知的异质性效应。用互联网使用解释阶层认同偏差,不仅是对该偏差发生机制的重要补充,而且进一步体现了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变迁,即互联网对人们的观念构建产生了一定影响。     

转型期中国民众的分配公平感与不平等归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探究影响我国民众的分配公平感和不平等归因的机制为目的,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发现:第一,人们对不平等的批判式归因倾向越强,越可能持较低的分配公平感。第二,受教育程度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呈现出双重路径:学历越高的人越可能认为自己的收入不公平;并且对不平等的批判式归因倾向也越强,从而间接削弱其分配公平感。第三,媒介使用影响不平等归因:经常关注时事新闻的城镇居民和使用多种媒介的农村居民对不平等的批判式归因倾向更强。第四,现代化进程影响分配公平感与不平等归因: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条件下,城镇居民的分配公平感更低、对不平等的批判式归因倾向更强。在现代化程度更高的省,农村居民对分配公平的评判标准更高;在现代化速度更快的省,其农村居民对不平等的批判式归因倾向更强。本文研究发现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我国民众如何感知和评价当前的收入分配状态。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及应对策略

西方国家利用宪政问题讨论、标签式评价中国、蛊惑民众反对共产党领导、新自由主义制造舆论陷阱等构成了对中国舆论进攻的主线。对此,我们要通过充分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感召力、开展学党史知国情群众教育活动、培养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提高网民道德素养、人人传播正能量等措施和途径,全方位提高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能力。     

食品安全监管中的第三方力量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人民生命健康、人民福祉和社会发展稳定的重大公共民生问题。食品安全监管任重道远,但只要充分推动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和社会民众等第三方力量广泛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和社会民众等第三方力量积极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就一定能够迎来中国食品安全的春天。     

民间故事与社会生活的双重变奏——以崂山民间宗教故事为主要考察对象

当前，中国学术界对“民间宗教故事”的研究还较少，我们以崂山民间宗教故事为主要考察对象，联系民众观念中的宗教和历史上著名的佛道之争中体现的民众智慧，认为民间故事与社会生活双重变奏的主要表现是：民间故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鲜活立体，民众创造的故事反映了民众的部分生活史，而这要远比正史的史料记载要鲜活生动并且可信性大得多。     

维权与维稳的内在逻辑及相互促进机制

维权与维稳在深层关系上是相互促进的。没有对权利的保障,社会就会充满怨气,基本秩序失去根基;没有社会稳定,权利的保障也就成为无本之木。现实中出现维权与维稳的对立,主要是由于民众在表达诉求时,采取了法律所不允许的形式,政府在应对民众诉求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依据诉求是否正当及表达方式是否合法两个维度,可以区分出四种维权行为,其中,诉求正当却采取了不合法的形式去表达是导致当前公共冲突频发和冲突能量无法规范的主导类型。从2000年以来25起典型案例来看,表达方式的非法化主要包括被迫无奈式、团体失控式、即时反应式、以牙还牙式、应急建构式、同类仿效式、特意泄愤式等七种类型。公共冲突治理的关键是要促进民众正当诉求的合法化表达,这就需要从抗议者的认知、情绪、意志、价值等主观方面综合施力,并对其行为边界加以有效约束。要增进维权与维稳的相互促进关系,需要在四个方面建立和完善机制体系:大力疏通现有制度中的民众表达渠道和改进政府及时回应机制;针对现有制度的空白和缺陷,构建具有针对性的纠纷化解机制;改革现存的不当的冲突管理思维和模式,建立合法、有效、科学的冲突截断机制;在不同的冲突管理阶段,完善冲突能量的体制内回流机制。     

浅论中国近代女学贤妻良母式教育思想

近代中国，在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推动下近代女学产生，并且始终贯穿着贤妻良母式的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是符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中国女性的现实要求的。近代女学的产生不但给大批中国女性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也使其中许多女性跳出了贤妻良母的教育思想模式，参与社会职业活动。这为女性实现人格独立、经济独立，争取男女平等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促进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的当代建构

只要人类没有超越阶级社会,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曰话语权之争就不会停止,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健全带来中国社会的转型,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涌入中国,这引致中国民众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对民众思想的影响严重削弱。当代中国肩负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任务,是要在和其他意识形态话语共生、斗争的中国话语系统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优势地位。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宗教信仰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变化。与此同时,农村地区掀起了"宗教热"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参与相关宗教活动的民众人数日益增多。基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调查数据,从宗教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功能主义三个理论视角出发,探究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应对举措: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加快农村社会发展,重建农村传统互助体系;加强基层教育工作,丰富农民精神生活。     

转型中国的民众正义观念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领域改革为先导的全面社会转型。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所包含的不同内容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观念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众正义观念是民众评价社会正义时遵循的价值标准,会影响到公共政策的设计与执行。在内容上,民众正义观念包括正义观念主体、正义主体、正义客体、正义原则及其适用等多个分析维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转型对民众正义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使其呈现出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并存、弱重叠性等基本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