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限制干涉的法理与武装干涉利比亚的现实

在当今时代，国际关系概念或范畴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有其一定的、进步性的法理和伦理依据，并且有一部分应予肯定或容许的政治原因。然而，也是出于法理、伦理以及政治上的重大理由，人道主义干涉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须受到严格的限制。     

试析日本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的立场

人道主义干涉是冷战后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之一。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反映出各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日本政府的立场是,一方面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促进人权的行动,另一方面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与欧美国家划清界限。日本国内针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则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日本政府的选择和日本国内的争论,都反映了冷战后日本对国际秩序转型的适应和对自身国际角色的思考。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视域下的军事外交

中美建交近40年来军事外交曲折发展的事实表明,稳定健康的中美军事关系不仅有利于巩固两国的外交关系,而且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自2013年中国明确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来,虽然奥巴马政府采取"三不"态度,特朗普政府表态认同,但如何在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构建"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成为摆在中美军事外交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中美军事外交具有波动性、互利性、不对称性和发展性等基本特征,还深受利益、意识形态、实力对比和国际战略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和深刻影响。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既需要中美双方相向而行,也需要中方积极主动发挥作用,用新安全观引领两国军事关系的良性互动。双方要以互信和沟通为基础,依托两军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共识,推动两军合作共赢,助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成果述评

<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是由中国首先提出的,并不断在与美国的战略谈判和对话中得到践行,进而引发了美方的回应,双方在新型大国关系的部分内容上达成了一定共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中美双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具有创见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梳理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创新新型大国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中美乃至其他大国关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一、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及     

"人道主义干涉"与冷战后美国的伊拉克政策

自"门罗主义"诞生以来,干涉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冷战后,美国的对外干涉发生了重大变化,"人道主义"成为它干涉别国的最好借口.为了建立其主导的"中东新秩序",进而构建单极的"世界新秩序",美国对伊拉克大力推行"人道主义干涉".这对国际干预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对伊的"人道主义干涉"严重侵害了伊拉克的领土主权完整,践踏了国际法准则,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是干涉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它与强权政治紧密相连,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新霸权的反映.     

共识变迁的国内政治逻辑——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的稳定性分析

国家间共识的构建、稳定及变迁,是双边关系发展及区域合作变化的基础。中美战略共识可以以关系性质、政策底线、行为规范和利益认知四个维度为分析框架。影响和塑造特朗普上台后中美战略共识稳定性的因素包括领导个性、领导风格与团队、中美结构性因素及其认知等。总体上,特朗普执政初期领导个性的作用较大,而领导风格与团队、中美结构性因素及其认知等将在中长期意义上影响中美战略共识,其中实力对比和国内政治因素是未来中美战略共识演变最为核心的影响要素。     

从多元主义走向社会连带主义的国际社会--文森特国际社会理论简析

约翰·文森特是世所公认的英国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他在布尔所构建的国际社会的框架里,研究了国际社会的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不干涉与人权问题。文森特通过这两大主题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国际社会行为体、国家合法性、正义与秩序、主权与人权及人道主义干涉等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探讨国际社会性质的变化。在布尔多元主义国际社会观的基础上,文森特发展了社会连带主义的国际社会观,具有鲜明的特色。     

高层动态

胡锦涛:中美战略首轮对话已达成共识国家主席胡锦涛6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盖特纳。胡锦涛表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两国加深了解、互信与合作的重要平台。目前,双方已就今年7月下旬在美国举行首轮对话达成共识。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制度选择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自启动以来,已成为两国间制度化水平最高的双边经济沟通机制。与中美经济联委会和中美商贸联委会等既有制度安排相比,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议题范围更广,集中程度更高,双方的控制更为对称且机制的灵活性较好。运用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模型,本文考察了中美在分配问题、实施问题、不确定性、行为体权力分配问题上面临的合作难题,并且由此解释了这些难题与中美两国制度形式偏好的相关性。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也日益明显。中美亚太安全竞争主要缘起于三个方面:中美亚太结构性矛盾是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战略动因,两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针锋相对是安全竞争加剧的直接原因,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高层

<正>习近平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习近平表示,中美双方应该坚持从大处着眼,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目标,认清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应该"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于对方";应该善于管控矛盾和摩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     

拜登政府执政后的重大国际问题笔谈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恢复经济、控制疫情、弥合国内社会撕裂等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而且由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美国两党在一些领域也有共识,所以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拜登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将以延续为主、调整为辅。同时,鉴于拜登阵营的建制派背景,其在国际问题上将更注重以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相关政策。具体而言,在亚太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续将大于变化;美欧关系将有所拉近;中美俄和美欧俄战略三角关系的调整将对美俄关系未来产生影响。拜登政府以重振美国国际领导权为重要目标,对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将产生较大影响。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拜登政府将努力消除特朗普政府时期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在重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美国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行动。在科技产业领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基调将得到延续,中国需努力遏制双方关系恶化的势头,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拜登政府执政后的重大国际问题笔谈(9)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恢复经济、控制疫情、弥合国内社会撕裂等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而且由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美国两党在一些领域也有共识,所以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拜登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将以延续为主、调整为辅。同时,鉴于拜登阵营的建制派背景,其在国际问题上将更注重以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相关政策。具体而言,在亚太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续将大于变化;美欧关系将有所拉近;中美俄和美欧俄战略三角关系的调整将对美俄关系未来产生影响。拜登政府以重振美国国际领导权为重要目标,对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将产生较大影响。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拜登政府将努力消除特朗普政府时期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在重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美国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行动。在科技产业领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基调将得到延续,中国需努力遏制双方关系恶化的势头,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确认国际问题政策研究的学术性

国际问题的政策研究是一种学术研究，与理论研究、政府决策构成一个相互影响的链条。中美两国在三者关系上存在着不同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需要有问题意识的理论研究和经过理论及方法训练的政策研究。提高政策研究的质量需要进一步强调学术独立性、研究方法、学科专业化，以及政、商、学、媒之间的互动。     

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双方既达成过"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也险些从"战略伙伴"蜕变为"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定位之所以不够稳定,与双方在认知和战略上的差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两国关系中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对如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具有启示作用。首先,不能对复杂的中美关系作简单的"标签化"定位。其次,要重视两国在相互认知上的差异,做到知己知彼。再次,要运用底线思维,力争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做到有备无患。总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从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覆辙,力争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比较——基于议题领导权视角的分析

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战略竞争加剧,但双方在该领域的策略取向却截然不同。对此,既有研究主要从权力、制度和地位三种视角进行探讨,权力竞争视角认为国际制度策略从属于权力分配和权力互动,制度竞争视角强调制度竞争和制度制衡的作用,地位竞争视角关注国家对国际地位的追求。本文主要基于议题领导权的视角,探讨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背后的逻辑。随着世界朝着多元复合秩序演变,权力竞争的方式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功效有所下降,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竞争也逐渐显现。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则偏向排他性多边主义,其目的是借助国际制度制衡中国,维护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中国坚持包容性多边主义,在维护自身发展权的同时也谋求提升国际领导权。当然,双方在国际制度领域并非零和竞争,议题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使得中美双方的制度竞争没有权力竞争激烈。展望未来,议题领导权竞争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形式,中美双方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在不同领域加强议题领导权,最终形成中美各具优势、相互制约的局面。     

朝鲜半岛问题与中美关系

尽管冷战后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已经逐步超越了长期以来的彼此对抗状态,并开始在若干主要方面实现了初步协调,但在对话与合作逐步增多的同时,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却依然存在,而且这些分歧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针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纯粹孤立现象,而是具有战略层面的深层基础。在共同致力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进程中,中美两国所要做的决不应该仅仅限于某些具体政策上的协调,而应当以此为契机,切实推动双方在宏观战略层面上的真正协调。     

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评析

国家安全始终是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通过安全化手段将普通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是美国动员国内外资源、对华打压的重要方式。美国政府通过安全化手段将中美贸易关系、科技合作与人文交流等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挂钩,导致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在理念层面不断深入、在议题层面横向扩散、在对外关系层面持续外溢。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的加剧,使美国在对华身份认知、政策动机与手段选择上均陷入“投入愈多、损失愈多”的悖论中。安全化操弄导致的政策悖论使美国政府难以改变对华强硬政策,严重阻碍中美关系改善。过度安全化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零和博弈,泛安全化则导致各种新安全风险在国际社会蔓延,恶化了全球安全环境。美国对华关系安全化逐渐走向极端,动摇了冷战后全球战略稳定的根基,存在颠覆当前国际秩序与破坏稳定的风险。中美双方应充分认识到安全化失控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美国政府需走出社会动员式的安全化政策模式,让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可控的轨道上来。     

推进互信的重要平台——中美战略对话回顾

中美战略对话的背景 进入2l世纪，尤其是“9·ll”事件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具体表现为：两国的高层交往不断密切，相互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在反恐、防扩散等领域展开有效合作，中美在两国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形成了有限但重要的共识。为此，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2003年年底称，美中关系处于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最好的时期。     

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制性政权更迭

当前,叙利亚的局势仍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美、英、法等西方国家试图颠覆阿萨德政权,并以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为其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辩护。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和干涉他国内政的思想根源何在?民主与和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实现了全球民主秩序,世界就一定安享和平吗?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在著名国际法专家、爱沙尼亚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莱恩·穆勒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