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则与建构的世界——读《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1980年代,在经历了三次理论大论战后,演变成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流派之间的论争。随着论战的继续,二者比试的范围越来越窄,最后聚焦在诸如相对收益重要还是绝对收益重要、制度到底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合作等细小或不是问题的问题之上。学界认为它们之间甚至出现了很多理论趋同,论战的活力也开始减弱。这样,国际关系理论界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一些学者另辟蹊径,开始大胆借鉴其他学科,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国际关系。奥努弗(NicholasG.Onuf,国内或译为奥鲁夫、奥纳夫)正是在这样一种…     

对东北亚地区的观察

一、观察现在,亚洲太平洋作为保持最旺盛的经济活力的地区受到世人瞩目。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它的情况如何?本文的课题就是在分析实情的同时,确认这种新经济圈的实际状况。作为论述的前提,就当前把握的国际环境归纳如下。1.描绘"冷战时代"的世界基本构图经过戏剧性的变革,作为其主角的美苏两国(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摸索新的对外战略,但在亚洲还未清晰地显露其端倪。2.以军事力量为背景而对峙的美苏两国的力量都在继续衰退,在苏联败落并解体的同时,美     

东北亚地区的环境合作

前言 数十年来,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准得到了大幅提高。然而,经济的迅速发展也给该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随着能源消耗的增加,城市和工业区的污染越来越严重。酸雨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环境问题,并有可能成为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污染问题。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放射源。工业、农业和城市活动污染着中国、韩国和日本的河流;     

中日韩三角关系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冷战时期,中国和韩日分属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政治上相互敌对,军事上相互对峙。尤其是中韩关系,自朝鲜战争以来,相互隔绝,长期冷淡。冷战结束后,集团政治宣告瓦解,建立在多极化和力量均势基础上的中日韩三角关系日现雏形。 冷战结束给东北亚各国的发展与变革创造了有利时机,中韩两国的变化最为显著。韩国以强劲的经济增长为基础,以积极的外交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1929年10月21日,以纽约证券市场股票价格暴跌为标志,揭开了一场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序幕。危机最先由美国开始,很快蔓延到德国、日本、英国和法国,以至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波及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这次经济危机加剧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对三十年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最猛烈、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它使资本主义遭受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损失,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损失1,700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

全球化问题是当前全世界关 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国际等各方面,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密切相关。 一把双刃剑: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具有双重性,如同一把双刃剑。 从总体和长远来说,经济全球化     

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

联合国是二战后70年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宪章》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联合国通过集体安全机制和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等行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通过非殖民化、加强法治、促进人权确立以民主和平等为目标的国际政治和法治秩序,通过实施四个发展十年、千年发展目标、制订2015年后发展议程等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和发展秩序。面对全球治理的转型、新兴大国的崛起、地区治理的兴起,联合国的应对并没有达到世人的期待,联合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面临重大挑战,甚至出现边缘化的趋势。中国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更是联合国重塑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为此,联合国需要推进全面和平衡的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国际法治建设。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

历史学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有助于研究者理解现时代的国际问题;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灵感;历史学还具有借鉴功能并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当然,纯粹以历史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也有其局限性,只有和国际关系的其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历史研究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关系研究奠定基础。     

影响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若干重要因素

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形势有着明显的多样性特点，各国意识形态不同，制度模式各异，历史恩怨交织，现实利益碰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域内国家间历史问题、领土领海争端、意识形态、文化理念以及国民感情等成为影响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几大重要因素。     

全球化、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

本文在考察全球化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全球化在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内涵及其对国际政治研究的意义。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一系列的冲击,并促进其进行相应的变革。全球化的发展与演进,大大地丰富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法,也是中国对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理论贡献。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联合国也应该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联合国宪章》精神与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相契合;另一方面,广泛代表性与动员能力以及完备的合作机构和机制,也使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具有天然的优势。现实的条件和资源使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能够扮演参与者、引领者、共识凝聚者与监督者的角色。因此,中国与联合国应该通过重塑联合国权威、保持联合国的协调中心地位、稳步推进联合国改革、提升联合国的全球治理能力等途径来推动联合国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基于此,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也应该有所作为,在尊重联合国地位的基础上,利用联合国的优势和平台,与联合国合作共建新型国际关系。这将是未来中国联合国外交的重要内容。     

信息革命与当代国际关系

自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技术进步始终对国际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从20世纪后期至今,信息革命的深入发展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本文从国家主权、全球化、国家安全、综合国力和外交手段等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信息革命对当代国际关系最本质的影响是对全球权力体系有重要的重塑作用。信息革命使能够直接接触到大量信息的人急剧增多,这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职能,特别是大国政府及其机构——中央银行、情报机构及其它类似机构的作用将大大减小。游离于国家之外的组织无论从相对意义还是从绝对意义上说,权力都得到了加强。     

施罗德谈欧洲社会模式和国际关系

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德国《新社会》2002年5月号上发表《充满机遇的时代:安全、现代化及全球化中的公正》一文,指出面对全球化,如果措施得当,世界可以走上共同发展的道路,欧盟便是生动的实例。他主张“对全球化实行民主化”、“将全球化拉回到政治轨道上来”。同时他指出,如果听任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泛滥,后果将十分严重,“9·11”事件便是这种恶果的表现。细心的读者会从这篇文章与本栏目及《经济·社会》栏目中相关文章的比较中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官方观点与其他左翼学者看法的差异。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人工智能与未来十年的国际关系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推动着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未来十年左右的国际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世界经济发展层面,人工智能既顺应了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趋势,为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也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挑战,非但无法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矛盾所引起的问题,甚至会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助推一次破坏程度更大的经济危机产生。在全球武装冲突层面,人工智能虽然暂时不能让全球军事力量对比产生根本变化,但是会在各国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刺激西方国家对中小国家发动战争的意愿,加剧世界范围内的武装冲突与战争,恐怖袭击与核扩散的风险同样会进一步加大。在国际政治互动层面,人工智能能够大幅提升政府运转效能,使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更为便捷和有效,使国际权力角逐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同时,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宣传战也会出现新形式。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国际关系

从戈尔巴乔夫1986年初正式提出对外政策"新思维",到1987年11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正式出版,不过短短两年时间。但是,新思维及其在实践中的政策主张,已迫使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国际问题专家认真地温习战后四十多年的国际关系史。并对今后十几年、二十年,乃至几十年的世界前景作出各种猜测和描绘。"新思维"究竟新在哪里;何以会引起种种复杂的反响;经历过"冷战、解冻、紧张,缓和、紧张"等不同阶段的国际局势,在"新思维"的冲击下,是否有可能进入一个新阶段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

国际关系理论曾经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外交政策的实践也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学术界和决策圈存在着一定固有的区别,但近些年来二者的鸿沟在日益加大。学术界和政府应当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加强合作和了解,促进二者间的双向互动,学者们也应当加强务实性,密切同政府的联系。     

国家意识的发展逻辑与国际关系——兼论东亚国际关系的未来

一定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意识对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国家意识是国际体系建构的一种文化,在现代国家意识向后现代国家意识进化的过程中,国家集体的互动和博弈过程是必要的,单个国家对国家意识转换的能动作用有限。国家意识发展程度在全球不同地区存有差异,东亚国家意识总体上处于现代国家意识发展早期。因此,东亚国家间的互动和博弈是促进东亚国家意识进化、建构东亚整体安全未来的必要历史过程。     

社会网络、结构分析与国际关系——评《国家间网络:国际网络的演变、结构和影响,1816—2001》

复杂性常常被认为是理解国际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关键,诸如推动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有哪些、国际关系乃至国际社会是如何演变的等问题,这些问题常常因其复杂性而鲜有一致的回答。对社会科学家而言,设计解释模型、发展相关理论来简化这些复杂性,了解其特性,进而探究其影响,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国际关系现实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可以说,简化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的动机直接推动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专题研究: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正>学界曾普遍认为,全球宗教复兴及宗教政治化是1979年伊朗革命、苏东剧变和9·11事件的重要动力。在世界各国人民应对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深入发展之际,宗教复兴与世俗化两大趋势日益高度纽结,既有重合,也存对立,从不同层面对人们的宗教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族裔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宗教复兴与世俗化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