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提供结构的优先序研究——一个生产函数绩效分析框架

从结构上讲,分税制改革后,我国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有八大类。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生产函数绩效分析框架,运用现有统计数据对其进行计量经济分析,得出政府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优先序首先是农业科技投入,其次是农村扶贫支出,第三为农业综合开发,等等。据此,我国政府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主要方向首先应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科技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次是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兼顾社会公平,第三要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推进制度创新 构建地方公共财政

地方公共财政 ,是相对于国家中央政府而言的地方政府财政职能的模式。它的定位应该是为地方的经济与社会活动提供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从自身体系上看应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公共收入制度、公共支出制度、公共预算体系和各级政府之间规范的财政管理体制。从长远看 ,地方公共财政的构建 ,一方面要按照地方政府公共活动的范围和方向重构地方政府收支制度 ,另一方面 ,应当参照复式预算体系 ,重构地方财政预算体系 ,包括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等等。另外 ,从外部环境上看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 ,各级地方政府间要构建起法制、规范、科学的财政体制关系 ,排除体制障碍     

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基于县乡政府的视角

提供均等化的公共产品是发达国家的施政纲领和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责。对此,许多国家建立起了现代财政均衡制度以保证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提供较均等的公共产品。在我国,随着税费改革的施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严重的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阻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进程。本文基于县乡政府的视角,探讨了县乡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行为逻辑以及路径选择,希翼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所裨益。     

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反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条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但是，在现行自上而下的单一供给体制中，农村公共物品在供需结构和数量上都呈现失衡现象。本文主要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反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从官僚经济人、制度缺陷等角度来分析供给过程中的政府失败问题。在此基础上将多中心治理理论引入到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提出多元主体正和博弈理路，建立多中心财政资金体制和决策机制。     

公共产品、政府职责与维护农民工权益

公共产品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必须公平、公正;而目前农民工享受公共产品的现状却是严重不足,权益受损;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延续、制度改革的艰难以及公平观念的弱化是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调整利益分配机制,制定完善政府公共服务法律法规,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必须采取的对策。     

我国当前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与协调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社会公共需求不断增长是我国当前公共事务治理中的重要矛盾。矛盾的产生有历史和社会环境变迁,公共需要存在与质量的增长及提高的需要以及公共事务治理的低效性等因素。除了引导公众有确定理性、合理预期和理性消费外,提升政府能力,改善公共产品的品质,谋求政府与社会私人部门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合作,调整公共产品的供求结构,不失为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绩效,实现矛盾治理的基本出路。     

防治大气污染的财税法对策

财税法视野下大气污染治理破解的关键在于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基于事权和财权在政府间分担的理论和实践,可行的推进思路为先分配大气污染治理事权,再匹配大气污染治理财权。大气污染治理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应当由政府提供。基于该公共产品的特点,由地方政府承担主要的供给责任具有更高效率。同时,由于该产品存在强烈的跨地区外溢性,中央政府也必须参与该公共物品的提供。与此相适应,应通过完善税权分配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与央地政府间事权匹配的财权作为物质保障。     

公共产品多元化提供与行政体制改革

在加入WTO的环境下,行政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在于政府职能的变革。但是根据世贸规则的要求,政府职能改革的核心又是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建立小型、高效政府体制。而在社会对公共产品需求日益高涨的现实情况下,这就必然使得政府开拓公共产品提供渠道,形成公共产品社会性供给的多元化。因此,通过采取签订合同、授与经营权、经济资助、政府参股等政府介入公共产品提供方式的多样化,大力发挥私人和营利性社区组织与第三部门,来促进公共产品的提供来源多样化,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政府公共决策与公民参与

协商民主理论为分析解决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分析工具,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对于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启示:要求我们从我国社会现实实际出发,增加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性.具体来说,政府要树立公民本位的价值理念,完善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度化渠道,实现政府决策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化,提高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素质和能力.     

走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步棋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各级政府转变职能,加快改革,努力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转变,深化公共服务领域改革,优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当代各国政府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挑战:一方面社会公众期盼政府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避免公共开支过大、在不加重税费的前提下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政府行政改革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更好地提供公     

从四个价值角度看财政分权

国家为什么存在?从经济学上讲,一是社会和市场不能通过自治和市场机制解决一些问题,如公共产品、社会规则、违规的裁判和处罚、社会治安、国家安全等等,需要有一个政府这样的组织来解决。二是由政府统一来解决公共问题时,比由社会自行分散地解决这些问题,要节约大量的费用,降低了社会和经济有     

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如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

当今的社会已经进入共存与竞争的全球化时代,其明显特征是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越来越多地介入传统上属于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其中WTO就是其中的一例。中国加入WTO,就意味着我们有义务按照WTO及国际条约的要求和国际惯例时本国的法律制度,公共行政管理等加以改革,否则会增加相应的争端和麻烦。这必然对我国原有的公共行政管理的观念、制度、方式和手段等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新形势,我们要适应WTO的规则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努力建设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廉洁、高效、有限的政府。本文主要从影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四个方面,即制度文化建设,公共组织特征与分权,新管理主义改革观,政务信息公开与“阳光政府”等问题,联系WTO规则与我国的现实,针对政府体制创新与对国家公务员的新要求简要提出应对性建议。     

论构建需求主导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创新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以来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包办”的供给模武，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需求主导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而构建需求主导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要坚持两个方向：一要走民主化的路，这要求我们继续完善和推进村民自治制度；二要走科学化的道路，这要求我们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评估机制。村民自治制度在于保障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畅通表达；而农村公共产品评估机制则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决策、执行、管理提供专业的分析、评估，保证供给的科学性。     

对我国公租房的行政学思考

作为准公共产品,公租房的提供是政府的职责。当前从中央到各地政府,公租房建设已经掀起了一轮高潮。从行政学的视角来思考公租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行政价值层面上,它体现了各级政府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的认识深化,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政府职能层面上,它反映了当前政府职能转变的深入推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和公共服务;在公共服务体制层面上,它凸显了当前我国社会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体制之间的巨大张力,表明政府对公共需求有较好的回应性,并能通过新的制度供给来满足;在具体管理机制上,它反映了政府在保障性住房的管理上更加注重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端,更加注重吸收借鉴中国大陆(内地)以外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制度文明。     

有效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责任

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求是政府的职责;总量均衡、结构对称,政府增强回应公共需求反应能力,是实现公共产品供需均衡的具体要求;为了促进公共供给,必须加快建设具有约束力的责任体系,形成保障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     

农民增收中的政府作为分析

农民增收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政府的二元分治模式、对农村制度供给不足、农村公共产品的匮乏是农民增收难的重要原因。政府只有改变城乡差别待遇、完善促进农民增收的制度与政策、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才能有效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试论公共产品的特征、类型及其提供方式

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以及“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导致了公共产品供给的难题。根据公共产品的不同类型,必须有区别地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政府在内的多中心安排,如政府与私人企业、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NPO)等共同供给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从而增进人们的福利。     

政府职能转变从政府干预转向公共管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政府的管理对象、体制环境与法治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环境的变化要求我国政府职能发生相应变化.我国政府应从当前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向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管理,面向各种经济成分提供公平的、无差别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为此,我国要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转变政府管理观念、管理方式与管理制度,完善公共管理的制度与法规,实现从政府干预向公共管理的转变.     

政府数据授权运营法律问题探析

政府数据授权运营的一种定义是指为提高政府数据社会化开发利用水平，基于安全可控原则，允许政府授权可信市场主体主要将有条件开放类的政府数据挖掘开发成为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后有偿提供给社会使用的市场化行为。它是继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数据开放后，持续推进政府数据开发利用的一种新的政府数据对外流通方式。政府数据授权运营是政府数据开放的一种有益补充，属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之一。从制度内容看，需要基于安全可控原则，不仅应强调运营方选择的市场竞争性和获取合理收益的正当性，而且应强调政府方的全过程监管、授权运营范围限定和流程规范等。从制度体系来看，需要将之融入政府数据治理整体制度建构中，并作为一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原则性规定，辅之以专门制度，聚焦授权运营和数据产品及服务市场化两个关键环节提供具体规范。     

公共冲突管理中的政府责任及其机制建构

风险社会下公共冲突的大量存在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在公共冲突的多元管理主体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从实践来看,公共冲突具有复杂性、突发性、群体性、不确定性和扩散性等特征。目前,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冲突管理过程中冲突意识淡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制度供给不足、问责不到位以及组织机构和战略规划缺乏,使其对公共冲突管理基本处于"责任悬浮"与"效果浅表"状态。夯实政府公共冲突管理路向责任,需从构建公共冲突管理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健全的制度体系、畅通的信息发布机制、有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以及组织保障机制着手,并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舆论导向、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硬件"建设与"软件"保障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对公共冲突的有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