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与我国证人作证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律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至今对我国证人作证制度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一方面梳理“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渊源,并且从立法背景分析该制度,另一方面,分析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发展及立法背景,试图分析出这两制度的契合.     

暗合与差异——论亲亲相隐与证人作证义务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重要制度,对亲亲相隐制度的优劣,历来争论颇多,尤其在刑事立法领域。本文一方面梳理了亲亲相隐制度的渊源,从词源的角度分析了该制度的含义,并分析了该制度产生的立法背景;另一方面,介绍了现行证人做证义务的立法规定和该制度产生的立法背景,试图从立法背景这一视角审视这两制度的暗合和差异。     

无关“亲亲相隐”

“证人没有理由不出庭作证的，法院可强制其出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是近期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的一个条款。这一意义不大的条款，却引来舆论的一场争议：是要大义灭亲，还是要亲亲相隐。其实，这一草案条款不仅没有这么大的意义，甚至隐藏着重大漏洞。     

“亲亲相隐”与近亲拒绝作证规则

“亲亲相隐”．发端于西周，春秋时期由孔子提出，汉宣帝时期作为一项司法原则被正式确立．从此沿用两千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为止。港澳台地区继承“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因素．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近亲拒绝作证”规则；世界很多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都设置有“近亲拒绝作证”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应该继承“亲亲相隐”的合理性因素，设置“近亲拒绝作证”规则．既能体现法律的人性化，与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潮流相符合，又能保障人权，与刑事诉讼基本目的相统一．而且，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积极的意义。     

国外的“亲亲相隐”制度

在处理亲属犯罪案件时,西方法律传统特别是近代西方法与中国传统法律多有不谋而合之处。不仅中国传统社会有"亲亲相隐"制度,西方也有类似的法律思想。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亲属之间理应有更深切的爱,任一恶行发生在非亲属之间,人们会看得很轻,但"如果加到父母和近亲身上,就成为伤天害理的罪恶"。古罗马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指出,亲属之间不得互相告发,对于未经特别许可而控告父亲或保护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亲属间相互告发将丧失继承权;     

“亲亲相隐”——小议亲属作证特免权

"亲亲相隐"是我国传统的司法原则,为我国当下的法律制度所摒弃,依我国现行法律,包括犯罪嫌疑人亲属在内的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作者认为这样的法律规定同一般的社会伦理不相符合,文章从"亲亲相隐"的伦理基础和相关各国的立法实践等方面论证了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合理性。     

亲亲相隐

《论语·子路》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大致意思是叶公对孔子说:"我的乡里有一位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就出来指证他的父亲。"孔子听了叶公所说后道:"我们所谓的正直之人,身为父亲的会为儿子掩饰罪恶,身为儿子的也会为父亲隐瞒罪恶。"这段看似简单的对话,其实涉及到了一个案件,也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据报道,15年后的今天,刑事诉讼法迎来了第二次大修,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将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据悉,此次刑诉法修改对于证人作证方面或有较大的突破,比如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但近亲属仅限父母、子女和配偶。这样一则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理性审视“亲亲相隐”

我国现行刑法将亲属列入窝藏包庇罪的主体范围,民众面对亲情与法律,很难做出立法者所预期的选择,该条款的应然功效在亲情这个弹性地带成为一种姿态。那么为回应司法实践,须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对该罪主体范围以理性界定。     

关于“亲亲相隐”的研究

对于“亲亲相隐”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已渗透到诸多领域，然仍需回答亲亲相隐为什么能绵延古今中外，仍需进一步探讨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以及法律与人情的关系，为亲亲相隐的入法修直道路。     

“亲亲相隐”的再批判

对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本来在上世纪80年代已有定论。而如今,学界又对其展开如火如荼的讨论,在对其重新认识后,人们大都倾向于对其加以更多的肯定。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对"亲亲相隐"作一次辨析。     

论“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封建刑律的一项重要原则,指亲属之间可以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这种观念于春秋时期萌芽,后为法律所确认运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进行着演变扩充,直至今日为法律所彻底摒弃。本文旨在从刑法史角度介绍该制度的历代发展过程并讨论其对当今刑法实践的启示作用。     

亲亲相隐制度的批判与借鉴

亲亲相隐是我国法制史上一个古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它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正式确立于西汉,在唐代臻于完善,而又淡化于明末清初,并最终消失于新中国。对于这样一个饱受争议的制度,其实可以从中挖掘出充满人文关怀的法律精神。我们应抛开历史的成见,以发展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它,并寄希望于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它能重新焕发出我国传统法文化的独特光芒。     

论“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刑法史中的重要法律制度。它在历史上曾存在了两千多年,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到成熟最后走向衰落的过程。虽然,从新中国建立开始,这一制度就已被废除,但审视一下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的"取证难"问题就可知道,这一制度在今天的社会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因此我们应正视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并将它纳入现有法律体制中。     

浅谈亲亲相隐制度的重构

"亲亲相隐"是深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法律文化现象,并在国外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但在当代中国已完全被摒弃.本文指出顺应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之需要,重构"亲亲相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亲亲相隐”现代化的一种途径

＂亲亲相隐＂原则作为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的规定,在现代社会却销声匿迹。虽然多年来很多专家、学者提议有选择性地恢复这一原则,但法律规定方面却一直处于＂安静＂状态。本文首先对我国古代社会的＂亲亲相隐＂做了简单地介绍,然后结合我国的量刑程序改革提出一种部分恢复亲亲相隐的途径。     

亲亲相隐原则及其现代意义

亲亲相隐原则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在中国古代作为体现儒家思想、维护封建家长制的一项法律制度,新中国后却被认为封建糟粕被摒弃。但其对社会最基本的人伦血缘关系的承认与关怀,闪耀着现代法治的理性光芒,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亲亲相隐及其现代化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一项道德原则与法律制度。作者通过对亲亲相隐的历史考察 ,分析、探究它的正负价值 ,并基于此 ,提出亲亲相隐在中国的现代化的命题 ,分别从继承我国传统文明 ,吸收、借鉴西方法文化两个方面 ,探讨现代容隐权的构建。     

关于亲亲相隐制度及一点思考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明确了在一般刑事案件中，近亲属有权拒绝作证，有人主张这是新时期的素素相隐制度。的确，该法条修改后更具有人性化，有利于维护基本的社会伦理关系。但是本次修改只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审判阶段可以不用出庭作证，但在公安机关侦查和检察机关起诉阶段是否有作证义务没有规定。在目前我国的大环境下看，侦查和起诉阶段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依然需要作证。而且，新刑诉法只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有一定的作证豁免权，这与我国古代素亲相媳规定的范围狭窄了不少，因此本文简单探讨下隶索相隐钢度，以期待时令后刑诉法实施有所裨益。     

关于"亲亲相隐"的研究

对于"亲亲相隐"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已渗透到诸多领域,然仍需回答亲亲相隐为什么能绵延古今中外,仍需进一步探讨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以及法律与人情的关系,为亲亲相隐的入法修直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