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现代科技及其伦理边界

现代科技是人类社会继承传统科学和技术的基本内涵,并使之在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构建起来的集科学创造、技术创新、科技应用、效果评价于一体的知识运行复杂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这一系统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福祉,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严峻的风险,将人类社会推入到"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应将现代科技的传播、创新、应用、评价等实践行为控制在一定的伦理边界之内,以确保其真理性、道德性、人民性和正义性.本质而言,这样的伦理边界就是针对现代科技各个实践活动环节提出的,以"真""德""善""公"为基本内涵的伦理要求.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哈尔滨市老领导传略》总序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历史是人物的历史,人物是历史的人物。同样,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由众多的人物构成的。一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之所以能够流传     

面向美好生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要坚定"自由人联合体"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以世界历史的宽广眼光,兼顾、包容文化的多样性,超越民族国家的地域局限。一则要通过缔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纽带:"共同价值",以增进共识,促进沟通,弥合分歧;二则要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思维方式:"人类主体",以促成人类社会风险与责任的主体担当;三则致力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总体目标:美好生活。     

风险社会中监狱管理创新的途径

风险社会已成为当前我国不可避免的历史境遇。我国监狱的传统管理理念与模式已经难以适应高风险社会的管理要求。更新观念,大胆创新是大势所趋。通过风险意识重塑,风险管理、评估科学化,以人为本、化解风险,关注风险交往等途径全面提升风险社会中监狱管理的创新能力。     

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自我调节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矛盾运动和发展的历史。不同的社会制度其社会矛盾的性质、特征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途径也不同。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无矛盾的社会,只是矛盾的性质、特征和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与以往社会不同罢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     

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中的一场革命(中)

三、公共管理的"德制"建设 与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历史演进线索相对应,人类社会的制度演进也是一个从"权制"到"法制"再到"德制"的历史发展过程.公共管理所拥有的制度体系在性质上是属于德制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类型.在农业社会,人类所发明的是一种"权制"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人类开始了"法制"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只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人类才可能致力于"德制"建设.     

领导干部应具备风险意识和风险决策素质

风险意识和风险决策是历史进步的需要,是改革潮流的需要 伟大的革命先驱兽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拂去岁月的风尘,翻阅历史的卷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规律:人类的发展史,是先驱者的探险史。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有一批勇为者率先为改变现状而探索     

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范式探析

市场经济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为人类社会创造着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伴随经济的繁荣,也出现了人们精神的匮乏。一些人为了金钱而出卖友情、爱情,为了权利而出卖灵魂,人格扭曲变形,信仰发生危机,道德开始沦丧。面对这些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我们有必要正确审视社会主义道德与市场经济伦理道德的规范体系,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构建起适应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范式。一、市场经济的道德审视(一)利益导向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首要准则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人类不断使其需要得到满足的历史,社会的…     

试论卢梭“人论”的内在逻辑——从“野蛮人”到“文明人”的演变过程及其若干属性

卢梭关于人的属性的论说,是其最具特色的理论之一。他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认识也是源于其对人类从"野蛮人"到"文明人"的质变过程的一整套看法和认识,他的理论基点就放在本能的"自我保存"和天赋的"自我完善"这样两个支点上,对这两点的探讨则更是触动了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深层解析。     

风险社会视阈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正在步入风险社会,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只有树立敏锐的风险意识,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加强对各人民大众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各项机制,大力培育民间组织,扩大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社会根基,才能以高效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来应对风险社会这一全新课题。     

论竞争的后果与风险社会

工业社会是竞争的社会,竞争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竞争似乎表现为一种终极性的社会发展推动力,推动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与社会的复杂化和不确定化是同步的,在20世纪后期,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并以风险社会的形式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和生存。竞争行为也许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这种行为的模式化是在工业社会中实现的。而且,博弈论的出现也使竞争行为得到了理论证明,并在博弈论反作用于实践的时候,使竞争行为模式获得了理性化的策略。在工业社会中,竞争是理性的人的理性行为,也是在社会规范的框架下展开的,但其结果却是理性不能接受和承认的,是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具体地说,竞争行为在其所发生的每一个系统中都可能是理性的,而在溢出到系统之外的时候,就以一种非理性的结果出现了。所以,竞争把人类带入了风险社会中,而在风险社会中,竞争的后果则更加危险。     

强化共产党人的风险意识

共产党人要“能够经受各种风险”，是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千难万险中产生，在惊涛骇浪中成长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风险出现的可能性急剧加大，要求我们必须树立风险意识，能够经受住风险考验，做好随时战胜风险的准备。（一）风险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伴生现象，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发展或转型期，风险出现的频率会显著增高。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中也大量存在风险。其一，改革本身就是大风险。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告诫全党：“改革风险肯定会很大。”改…     

公共管理范式转变的反思——基于风险社会理论面向

风险社会实际图景交织的高度复杂性和深度不确定性给公共管理的"优良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风险社会视野下历史地考察公共管理范式,其演进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质,即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范式"与"天灾",工业社会的"管理行政范式"与"外部风险",后工业社会与高风险社会的复杂交织呈现出管理行政的"无能"。我国已进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多重面向复杂交织的图式中,传统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诡异"碰撞带来的风险考验,致使正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面临着高度风险。风险管理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重要内容,由服务行政范式取代管理行政范式才能走出风险社会的困境。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包括三个理解维度:一是"过程",即世界历史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预示了世界历史共产主义的未来图景;二是"体系",即世界历史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不平等体系,揭示了较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与前景;三是"关系",即世界历史包含了板块之间、板块与整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发展中心的转移显示了东方社会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愿景。"过程"、"体系"、"关系"三个并列维度显示了人类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相对封闭下的不平等到打破封闭并注入活力与平等的纵向发展趋势,规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命题、核心要义和世界意义。     

理解社会主义文明的新视角——试论社会形态演进的客观必然性与社会制度构建的主体选择性及其相互作用

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制度的建立在生产力水平制约下是以制度建构者的接受和选择为前提的,因此社会制度的更替体现了人类在社会规律面前的主观能动性。社会形态决定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体现社会形态;而在实际演进过程中,则是社会制度改变社会形态。人类社会正是通过代表前后相继的两种不同社会形态内在本质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反复的较量、斗争和更替,逐渐从低级向高级渐次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主体性特点的突出体现。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正奋斗——为中国人民幸福而奋斗,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奋斗——是人生最厚重的底色,也是人生出彩的唯一选择,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姿态和不变的初心。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奋斗史;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领导人民在苦难中觉醒、在挫折中抗争、在奋斗中走向辉煌的历史。     

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大同与真正共同体之会通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深远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天下观""天下大同"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真正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渊源。虽然"天下大同"与"真正共同体"的理论思想与价值寻求有其时代性与社会文化的差异,但又呈现对人类社会发展之理想状态的一致性或相似性的追求,这种一致性或相似性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基础上会通并耦合。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智慧,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持,我们要在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和推进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海外中资企业应对社会风险的中国智慧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叠加冲击下,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和经营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大。社会风险主要有劳工风险、环境风险和宗教风险等类别。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风险意识的民族,在中华文化中,社会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风险的产生在于主体失去“正”位,而应对社会风险的关键在于以正确理念指导人的自我修炼和社会实践。     

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合作行动之构想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启,也意味着人类将从根本上改变工业社会的那种"去道德化"的社会建构方案。在工业社会中,社会建构是从原子化的个人出发的,在对人的具体定义中,则引入了利益的因素,从而把人看作是自利的个体。为了使自利的个体在利益追求中不至于对他人、对社会造成威胁,就突出了对人的行为的规范问题。在人因为现实的要求而不得不开展共同行动的时候,由规范所形塑出来的是一种协作行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人的协作行动最终被形塑成了精英治理模式,在民主的名义下以反民主的精英治理去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支配。所有这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都正在丧失合理性。就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必将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言,也意味着"新人"的塑造。但是,人的改变将会走过漫长的道路,因而,在现阶段,我们关于未来社会建构的重心应优先放在规范的变革上,即实现从协作规范向合作规范的转变。     

积极防范人口风险

为有效化解人口风险,防止因人口问题处理不好而产生局部或全局性危机,保证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应采取如下应对措施。 第一,提高人口风险意识,树立科学的人口安全观。我国人口系统是一个巨型的社会大系统,在其运行过程中不仅涉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方面而显得十分复杂,同时也因内部结构、巨大惯性和较长的周期而使其较难驾驭和控制。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有效地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大大减缓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