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红道”“黄道”和“黑道”

近年来,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一种说法:当官是走“红道”,经商是走“黄道”,做学问是走“黑道”.当官有权,经商有钱.做学问一无权,二无钱,只有青灯一盏.因此,有路子当官的都奔向仕途了,有办法经商的都当经理去了.人各有志.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上述三种价值取向都无可厚非.不过,我希望把做学问称之为“黑道”仅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嘲(中国知识分子很善于自嘲,如“文革”中自嘲为“老九”),不应当是一种自贬.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其能力大小是以其对社会影响大小而定.根据其对社会影响的范围和久远,可以分为     

读书是件安静的事

正读书是一件很安静的事情。要是论教养,你真的是读书人,你不要讲出来。读书也好,画画也好,不能弄成一种身份。这是我到国外才学会的。国外很"牛"的人都害羞得要命,躲着不讲自己挺在行的那些事。出国之前还没有人说我是读书人,是知识分子,回来后听到不少人说我是做学问的,是艺术家等。我很害臊,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陈寅恪先生周游列国,通晓二十多种语言,可是他在清华填     

关于“学术语法”——学术随感录(四)

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遗憾的是,眼下这种不成文的“学术语法”,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讲“语法”、讲“规范”、讲“常规建设”,不被扣上落伍保守的帽子,起码也给人缺乏才气的印象。“天马行空”、“横空出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潇洒得很,可非常人所能学得。况且,我有点怀疑,如今这种蔑视“学术语法”的洒脱劲,是否真的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我在西南联大的哲学岁月

我出生在农村，“性本爱丘山气小时受父亲——一个普通的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思想影响，喜爱老庄和陶渊明，养成了“少无适俗韵”、自命清高的性格。念初中时，便以父亲的教导为座右铭：“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武汉沦陷，我离开家庭，只身到鄂西山区念高中。流浪时期的彷徨，     

两种“前程”观

不久前逝世的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先生,于2002年的一天,专门打电话委托中央党校的一位校领导,请他帮忙开个"后门",代其找一找教育部领导,请不要提拔他的儿子,"还是留在大学做学问"。党校领导听后感到既惊讶又为难,说"这要影响你儿子的前程呀"。龚温和地说:"当大学老师是很好的前程。"这件事以后是如何发展的不再细考。只是说,从两人简短的对话中,让人看到了泾渭分明的两种前程观。     

知足·知不足·不知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外科医学奠基人裘法祖有一个座右铭:“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他一直忠实地践行着自已的座右铭。“做人要知足”,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物质条件、名利地位、生活待遇上,要知足,知足才能常乐,淡泊方可明志。以裘法祖为例,他曾担任同济医科大学校长,又是科学院院士,却一直住着五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家里用着五六十年代的旧家具,过着很俭朴的生活,他觉得这就够了,很不错了。但也有些人恰恰相反,他们生活上从不知足,标准能定多高就定多高,迷恋灯红酒绿,沉     

登顶“庞加莱猜想”

朱熹平说,我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和做学问在陈景润将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推进到“1 2”之后,中国数学家再次征服了世界数学研究领域的一座高峰——今年5 月,以中山大学教授朱熹平、旅美数学家曹怀东为首的科研团队,在经过十多年的     

恽毓鼎与丁未政潮内幕

恽毓鼎是清末读书人中佼佼者。按说，他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为国家和民族做出更多贡献。可惜，他并没有老老实实做学问，而是走上了一条歪门邪道，财迷心窍，辜负了读书人的好名声。     

论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学术道德思想

顾炎武是中国传统学者的优秀代表,本文追溯顾炎武"博学有耻"学术道德思想之"原"与"源",阐述了顾炎武做学问及学术道德思想的深刻内蕴,并从中进行审思,发现其理念对当今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     

建设值得尊敬的大学培养新时代创新人才

做真学问,就是针对真正的科学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国家战略需求,努力开展研究;真做学问,就是不玩概念、不唯论文、不唯奖项,只求实质性进展和实质性贡献。目前,我国油气行业正向深地、深海、非常规等复杂领域拓展,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领域勘探开发的关键技术难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也正加快布局力度。     

新农村建设:中南海谋划“三农”的一张新路线图——温铁军答《半月谈》记者问

自称是一个"实验员",被媒体称为"用双脚做学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在农村搞了20年的调查研究。今年11月1日,在他主持召开的"新农村建设:实践反思与展望"研讨会上,《半月谈》记者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宏观背景和战略意义,采访了这位经济学家。     

遁出与遁入

遁出与遁入●何满子有各种各样的文人，其中有一类是不大识时务、不大通世故的只会发发书生之见的书呆子。书呆子别称迂儒，别看这名称不大光彩，偏偏一些很通世故、极有机心、乖得出奇也辣手得出奇的冒险家，在必要时也喜欢装出书呆子模样，标榜其一生只知道做学问，或曰...     

说“胆量”

钻牛角尖儿,是做学问的大忌《三国志·姜维传》讲到姜维被害时,裴松之注“世语曰: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资治通鉴》记载这件事,作注的胡三省对裴注不以为然,写道:“如斗”非身能所容,恐当作“升”。这里,胡老先生未免     

来稿摘登

"说"风也是作风胡海军(湖北省南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说"是一种素质,没有知识说不好;"说"是一种能力,没有技巧说不好;"说"是一种作风,"听其言,观其行","说"与"做"结合起来,事半功倍。实事求是是我党光荣传统,也是说话办事做学问的要求。具体到"说"上面,就是     

文章与心态

写文章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目的,有的大声疾呼,有的抒写感情,有的则是在规规矩矩做学问。不同性质的文章需要作者在写作时保持不同的心态。大声疾呼者可能遇到不平,愤愤然仓促抓笔,只求汪洋恣肆,反对文字考究规整,偏从跳荡中显现“壮怀激烈”。抒写感情者则在一定环境中生出几多感慨,思绪飘飘荡荡,于是顺流而下、一泻千里。做学问者平时坐惯了冷板凳,经艰苦探讨偶有所得,一霎心花怒放,然而下笔之际却又循规蹈     

为人与学问——再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作为自由主义者,胡适一生在守成与激进的两非境遇中奋斗与挣扎,作为一名学者,胡适先生勤勉不惰,著作等身,将其一生都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不仅记录了胡适先生晚年的言谈,更是为我们展现了一代学者对于做学问与做人的理解。而对《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的再次品读,更是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可以为自己微薄的阅历、浅薄的知识增加厚重感的某种较好的途径。     

为什么出现“争官风”?

社会上为什么出现“想当官”、“争官当”甚至“伸手要官”的现象?为什么历来比较热衷于做学问、“成名成家”的某些知识分子,近年来追求当“长”的意识也特别强烈起来呢?九月十四日《经济日报》刊登尚丁的文章认为有三个缘由:一是工资待遇方面。按照目前的工资制度,“升官”就能“发财”,而搞学术却没有那么容易。因此,有些本来有志于专业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往往被吸引来“争官”了。二是当了官还有其他特殊待遇。例如,行政官员一到什么级,就可以安电话、坐小汽车,在医疗、看文件等方面也有特殊照顾,     

胡耀邦的救国之问:国家危难之时,我们岂能不闻不问?

<正>国家危难之时,我们岂能不闻不问?胡耀邦,1915年11月30日出生,比一代伟人毛泽东小了22岁。当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胡耀邦作为文家市里仁学校的一个学生,还"爬到学校的围墙上,凝望着毛泽东率领的工农子弟兵",听毛泽东向秋收起义的部队作动员讲话。作为湘江之子,敢于担当的精神因子由此融进了胡耀邦的血脉中。在县城中学读书时,国民党县党部一个要员到学校上训育课,要求学生"要紧的是做学问,要安分守     

不靠拼命靠长命——学术随感录(五)

大学毕业那阵子,老师私下里半开玩笑半当真地传授了“治学秘诀”,那是老师从他的老师那里学来的。这“十字真言”道破了很简单,大白话一句:“做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据说这句至理名言的两位创造者,晚年都真的很有学问,成了学界泰斗。当初少年气盛,只把它当玩笑话;如今想来,还可真值得细细琢磨。 这话怎么理解都行,诠释余地很大。粗者看到了活命哲学;只想长命,自然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浅者看到了懒汉恩想:不想拼     

学问之“树”与学问之“林”

钱锺书先生有云,做学问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见树不见林”,另一则是“见林不见树”。近几年我在做“京剧审美和京剧文化”这一门极富生命活力的学问时,就常有这种感慨:既要从学问之“树”观察到微观事物的复杂和深刻,又应当跃升到学问之“林”的高度,去寻求宏观层面上的哲理。 先讲一个例子。去年11月底,上海《新民晚报》忽然电约一篇纪念余叔岩百岁生辰的文章,要求两三天就得交稿。原来自12月3日起,沪上将举行纪念余派的盛大演出。我十分感谢信任,同时又非常踌躇。因为我1942年出生,余叔岩1943年去世;加之这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