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歧到共融：规范德育与德性德育之间的理性架构

规范德育与德性德育是道德教育的两种基本范式。基于不同的价值导向,两者各具偏执：前者强调社会道德规范之灌输而忽略对德性的终极追求,后者则注重个体德性生成而忽视了社会道德的规训功能。实践表明,两者的对立与分歧皆不利于道德教育的有效实施,共融并进才是其合理路向。由分歧走向共融,架构一种介于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之间的、以社会道德规范为基本支撑、以个体德性生成为终极目标的道德教育范式是当前道德教育的理想路径。     

论公民公共德性的三个层次

在社会的共同生活中，公民的所有行为都具有公共性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公共道德规范的约束。然而，公共领域中的道德规范要真正发挥规范和调节作用，离不开公民对它的服膺和认同，以及在服膺和认同基础上的内化和由内化而形成的公共德性。而就公民的公共德性的内容而论，它理当包含三个层次，即敬畏之德、捍卫之德和革新之德。这三个层次既是依次递增的，又是相辅相成的。     

以文化与伦理塑造引领美好生活

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享用者即主体,唯有人有精神生活,有文化、有伦理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生活是文化与伦理的基础,文化与伦理是生活的核心与灵魂,文化与伦理建设要面向生活、民众与实践,美好生活必然依靠文化来塑造、伦理来引领。文化不仅塑造了生活,而且具有传递文明、规范行为、教化个体,凝聚社会的功能。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关于美好生活的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指导人们如何过上好生活,如何正确行动,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观念与规范,显然对人们的生活具有指导和引领作用。文化自信、伦理觉悟不仅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灵魂与根本,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和力量。     

社会事实、实体化与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这意味着,既可以从社会规范的角度来理解个体行为,也可以从个体行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规范。这两种思路容易在一个问题发生分歧,即,是将社会规范仅仅理解为一种行为常规性,还是将它理解为一种对个体行为的外在约束?文章试图从实体与事实的区分这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并试图通过考察社会实体的本体论地位与创造结构,来探究社会规范的产生机制,或者说,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行为常规是如何被实体化的。     

试析效用主义对德性的定位——以穆勒效用主义为例

当代德性伦理学家认为效用主义将行为对错作为伦理学的核心议题,无法恰当界定德性在道德判断中的地位.为了使结果的效用最大化,效用主义可能将德性工具化,以致于无法使行为者的人格特质与行为价值保持一致性.以穆勒的效用主义为例,虽然穆勒尝试提高德性在其理论中的地位,仍无法满足当代德性伦理学者们的要求.     

信用规范的制度化分析

信用规范的制度化,是指信用规范为一定的组织机构经由特定的程序所制定,形成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具有了一种强制性的约束力。制度化的信用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体系,它具有公认性、强制性和相对稳定性特征。信用制度化强化了信用规范对人的行为的调控力度,促使人们认定符合信用规范行为的合理性,为市场交易减少不确定性,增加安全性,为市场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市场参与者相互影响的行为框架,有利于合约的形成和责任的信守。     

试析效用主义对德性的定位——以穆勒效用主义为例

当代德性伦理学家认为效用主义将行为对错作为伦理学的核心议题,无法恰当界定德性在道德判断中的地位。为了使结果的效用最大化,效用主义可能将德性工具化,以致于无法使行为者的人格特质与行为价值保持一致性。以穆勒的效用主义为例,虽然穆勒尝试提高德性在其理论中的地位,仍无法满足当代德性伦理学者们的要求。     

以“礼”论中国传统院落轴线的“人伦”之道

礼,起源于原始宗教,并由原始宗教的祭祀礼仪发展而来,在长期古代社会发展中,它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思想体系和制度,它既是规定天人关系、人伦关系、统治秩序的法规,也是制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生活行为、思想情操的规范,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礼,作为儒家人伦思想的外在表现,深刻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传统建筑活动的诸多方面。文中试图通过对传统院落轴线在表达建筑及其环境要素的空间对位关系时所形成的位置、递进、并列、活变等形态特征进行分析,以探讨在传统礼制影响下,院落轴线所具有的人伦特征。     

发展无接触经济需警惕哪些社会问题

以人与物的接触或是人与人的非面对面的远程接触为基本特点的无接触经济建构了一种新的交易组织形式。它通过节约人力、交通、时间和摩擦成本而节省交易费用。无接触经济可能使消费者受到"协同式双重剥削",并引发数字排斥、情感冷漠、心理恐惧、隐私侵犯、伦理责任不清和就业排斥等社会问题。对此,倡导提供数字社会工作服务,也是一种解决之道。     

信用:作为交易行为规范的概念分析

本文认为信用与交易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以从三种意义上来理解 ,即信用是人类经济史上的特定的交易方式 ,是一种受一定规范约束的特定的交易行为 ,尤其 ,它是人们利益置换性的社会交往中 ,以诚实守信为原则 ,配置获取收益的权利与支付成本的义务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从这样的概念界定出发 ,作者对信用规范概念所涉及的三个基本方面 ,即规范、权利与义务、利益展开进一步理解。提出信用作为交易行为规范 ,是建立公平正义、互信合作的利益置换关系的行为准则。它的实现有助于协调利益、促进合作、建立合理的人际、社会的信任关系和交往秩序 ;信用在市场社会的积极功能是通过对行为利益的调整控制实现的     

当代青年爱国实践的理性思维及其培育路径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既是个体对国家、民族之爱和文化认同的情感表达,更是国家、民族的先进政治和优秀文化对个体内在情感、价值理性深层激发之后的自觉之爱。但是,有一种"爱国",它过于偏重情感而忽视理性约束和制约作用,属于直观的非理性民粹式爱国,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体的狭隘化、行为的极端化、情绪的媒体化。当代青年在表达爱国情感时,容易沦为非理性民粹式爱国的主体。新时代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要解决好理性与感性的冲突与矛盾的问题,用理性主义对非理性民粹式爱国行为进行约束和提升,使之成为理性爱国,从而使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真正成为民族精神的核心。     

"孝"文化背后的重生祈望

"孝"是中华伦理道德的精神原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思想莫不发端于"孝"。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学说中,"孝"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伦理及政治功能向来为人们所重视。本文旨在阐述中华民族"孝"的发生及其发展演变,解读"无后为大"的孝意识,说明"孝"作为儒家思想中足以使个体超越死亡焦虑的强大精神支柱的深层心理意义以及它那以族类不朽为鹄的的内在精神实质。     

公民道德教育应从行为规训转向德性养成

行为规训和德性养成是公民道德教育的基本方式,二者共同影响着公民道德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然而,在公民道德教育中人们片面重视行为规训、制度规范的德育功能,忽视了道德修养、德性养成、人格教育,出现了道德信仰失落、道德行为失范等德性养成缺失。因此,公民道德教育不仅要重视道德规范约束、社会舆论监督等行为规训,还应当注重道德修养教育、个体道德内化等德性养成,促进公民道德教育从行为规训向德性养成转型。     

从形上性体到本源情感——孔子之“仁”的存在论阐释

孔子之“仁”的提出从根本上乃是要为“周礼”的复兴与重建奠定新的基础.由于“周礼”作为一整套的制度规范建构是属于形而下者,那么为之奠基的首先应当是某种形而上者,所以“仁”在孔子那里便首先体现为他的“仁学形上学”的建构.在孔子的“仁学形上学”中,“仁”首先是指天道内在于人的德性,亦是形而上的“本体”；其次,此德性之“仁”作为形而上的“性体”,一方面它具有一种“至善”的品格,另一方面它还有导人“向善”的意义.然而,从当代的“形而上学奠基”的视域来看,此作为形而上的性体的“仁”及与之相关的“仁学形上学”仍是有待奠基的.在孔子那里,能够为此形上性体之“仁”和“仁学形上学”奠基的观念就是作为本源情感的仁爱,后者乃是人的最源初生活体验,是先行于一切主体性存在者的在场,并使之存在得以可能的前提,也是作为主体性存在者的人的本真存在样式.同时,这种本源的仁爱情感,一方面会显现为一种差等之爱,另一方面又会具体表现为一种“爱而利之”的行为.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导致了现实的利益冲突问题,后者使得作为制度规范之“礼”的建构具有了必要性及可能性.     

从伦理视角浅析员工培训与发展

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企业过多从经济成本视角关注和运用培训,忽视伦理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人们的行为不止受到知识等一般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了自身德性、职业道德等伦理观念的影响,并且这些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员工的行为是否与公司利益一致。从伦理视角透视员工的培训与发展,重视和强调个体伦理德性,以实现和满足员工自我成长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可以为企业的发展腾飞提供智力保证。     

警察伦理价值取向的两个维度

警察伦理价值取向有两个基本的维度,即警察内在的美德与外在的善行。前者着眼于德性的提升和品质的超越,后者着力于行为的规范和规则的遵行。警察伦理建设需要在以上两个层面上努力追求与提升。     

德性与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的伦理道德论说与可能启示

善是人类道德的一个永恒话题。亚里士多德将幸福论界定为"德性——实践——幸福"的理路,他一方面强调德性,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实践"与"善行"。德性是能够促使一个事物实现良好状态的实践性品质,它置根于人的现实活动中。德性的展开与实施需要由具有德性的个体进行"思量",这种思量就是德性的实践智慧。实施"中道"与避免不自制是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两个方面,两者共同决定了德性"至善"的达成。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看,德性的养成源自教导和社会习俗的生成,为此,教育尤其是德性教育为个体德性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德性构建论说也为我国社会和谐伦理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能而有益的范式。     

社会主义人际关系与共产主义伦理道德

(一)人际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从广义上说,人际关系包括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以及反映这两种关系的相互交往关系(在精神的关系中除伦理道德关系外还有政治的、法律的、艺术的、宗教的关系等等).从狭义上讲.它是指人们间的伦理道德关系.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调节人际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这种原则和规范不是靠行政和法律的力量来强制实行,而是靠舆论,内心信念和觉悟程度来贯彻的.因而任何进步的道德都或多或少的要     

论证券市场精神基础重建

证券市场是一种虚拟的或者相对超脱实体经济的金融市场,人们凭借对价值的信仰而以证券为手段进行交易,谛结契约。如果缺乏各主体平等地位之尊重,也就淡不上诚实和信用。证券市场之公平或者平等,集中体现为股份或标准化份额之平等。人们对股份给予公平对待和定价,然后发行与认购,进行交易过户,持有与行使权利,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对公平平等概念之发展。股份平等实质是资本平等,资本份额是人格化之个体,投资者自由参与认购股份、持有股份、以股份投票、转让股份,这一“天赋”权利得到市场规则、法律和所有市场力量的维护,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至上”或“个体至上”原则之体现。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与和解——兼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一条独特途径

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导致现代性危机。破解这一危机的原则是促成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和解。具体路径有两个:第一,利用个体理性逻辑引导和规范个体的行为,使个体行为符合集体理性的要求;第二,塑造超越个体理性的新型个体——行为逻辑直接基于集体理性的个体,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这样的新型个体。突破转变发展方式的既有利益格局的羁绊,一个重要途径是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