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反思性民族志研究:一个范式的六种尝试

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作为其专业术语的“民族志”逐渐演而为集方法与文体意义于一体的学术规范,此种复义性对应于其内涵构成因素的多元性,提供了反思讨论维度的多种可能性。有鉴于当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关于民族志反思所呈现出的不同研究姿态与取向,本刊特延请倾力关注此领域动向的高丙中教授为专家主持,于本刊今年第一、三、五期就“民族志经验研究”问题组织推出了一批专栏文章。值此栏目将告一段落之际,又得王建民、高丙中二位先生纵论民族志在其核心学科内的存在样态与意义,亦为本栏目之一小结。     

“三生话语”:凸显边缘形态的民族志范式

民族志是人类学用于学科实践和研究的范式。它的转型和转变也成为学科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具体体现。在古典时代,人类学侧重于人类的原始形貌,“原始(野性)民族志”成了一种代表性类型。现代民族志则以反映客观事实的照相机式的“科学民族志”为标志。阐释人类学以释放主观性为特点的“实验民族志”成为近几十年人类学的代表性范式。近些年来,一种新型人类学范式悄然出现——博物民族志(“多物种民族志”)成为代表。作为新的价值追求,面对当今世界的“生态—生物—生命”危机,致力于建构以“三生话语”为主轴的民族志范式,突出了“边缘形态”的价值。     

华侨华人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与实践——以斯里兰卡华侨华人字辈与系谱研究为例

口述是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信息来源,民族志与田野调查密切相关。口述民族志以报道人叙述为依据,通过报道人细致地过往回忆,将华侨华人迁徙历程、日常生活、社会事件进行历史还原,与过往的历史形成比对,或可达到“口述翻案”的效果。文章基于在斯里兰卡的田野调查,以“现场感”所要求的“人”“时”“景”为三大要素进行提前准备,访谈人的问题提纲围绕个人与家族生命史、时间与空间为两大维度进行提问,继而通过“厘字辈”“画系谱”和“写文化”,反思华侨华人研究中民族志方法与实践,以盼能为华侨华人研究提供经典案例。     

民族志的科学范式的奠定及其反思

一般认为,民族志的科学范式是由马林诺斯基出版于1922年的民族志代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所奠定的,它体现了功能主义人类学/科学人类学对田野作业、理论或主题、民族志三要素的结合。近年来进行学科反思的学者指出,过于强调马林诺斯基的贡献其实抹煞了民族志方法早在1922年以前的一个时期就逐渐发展起来的事实;更重要地,对马林诺斯基的文本和学术背景的研究表明,他所谓的"科学"民族志既包含了诗学也包含了政治成分。     

民族志文本的本土实验——评《金翼》与《银翅》

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向来十分含混 ,多年来人类学在学科体系中一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自主性地位。它与社会学的暖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尴尬的情状。如果一定要把两者作一个区分 ,那就只有人类学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 ,即“田野工作” (ｆｉｅｌｄｗｏｒｋ)以及建立在“田野工作”基础上的文本产品“民族志”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有人译为“文化志”)把两者区别开来。对“民族志”的写作及文本形式 ,历来有一些规范性的要求。如“民族志是这样一种研究过程 :首先 ,人类学者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 ,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     

谈情说异：乔健人类学研究的情感面向与田野反思

区别于后现代反思与转向后“情感人类学”和“实验民族志”的兴起,乔健人类学研究中的情感面向,并非是学术思辨和范式更迭的结果,而是一位华人人类学家包容生命感悟与自我观照的“身心经验”和“生命内省”。由抒怀、写情的田野书写到共情、共在的立场反思,乔健将其漂泊的个体生命史、深沉敏感的文学才情、参与经验的田野体悟,以及以人为本的学术追求交融一体,使“情”在其人类学生涯中成为持久而深沉的内在脉络,最终由隐而显,在晚年汇聚为“谈情说异”的跨界学术探索。     

情感与人类学关系的三个维度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情感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被纳入人类学的学科视野,情感人类学正式成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然而,情感之于人类学的意义,绝不限于成为一个新的研究主题或了解文化的又一个切入点。作为一种具有认识潜力的方法,情感体验正在推动人类学方法论的反思与更新。而对于田野过程中人类学学者自身情感状态的呈现与反思,也成为深化人类学表述的实验民族志方向之一。这三种维度一道,构成了当今人类学与情感错综复杂的关系,极大地改变着人类学的知识图景。     

格物致知:一种方法论的知识——以食物为例兼说叶舒宪的四重证据法

“格物致知”是中国学问传统(知识)中问学(求知)的方法论表率.而在“抽象”成为人类思维的一种认知霸权后,“格物”的认知方式已经与人类渐行渐远.从认知角度而言,“物”始终存在于人的视野中,成为“人类”(human)审视和认知自我(self)的“镜像”(mirror-imago).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可以说是以“物”为“标本”的研究,不仅体现着人类独具特色的“文化叙事”,也包含着“制造”的因素.“品尝民族志”研究范式的提出,是对传统“六经注我”式民族志研究范式的挑战；而我国的饮食传统中的“格”(度量)是更接近于宇宙观之方法论问题.近年来叶舒宪教授在践行“格物致知”问学方式后提出的四重证据法,既是其学问之问学的整体性方法论的归纳,也是其对表述范式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体现了当下人文社会科学所出现的新学科整合态势.     

文化研究内卷化的探索路径:一种民族志的视角

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最早提出内卷化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内卷化,是指在形成一定的研究模式后,文化研究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使得其文化内部更加精细化,突出表现在文本对人们日常生活文化细节的关注。文章对西方学者有关内卷化和民族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对当前国内文化研究进行了关联思考。与人类学民族志不同的是,文化研究的民族志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特征,它在研究者、被研究者共同反思的基础上强调研究文本的语境。文化研究民族志的特点表明可以加强对日常生活文化细节的把握,使得这一民族志成为文化研究内卷化的路径之一。     

民族志经验研究

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的老师给报考的研究生出过这样一道题:“ethnography通常被译为‘民族志’,现在有学者主张译为‘田野志’。你的意见是什么?你的理由又是什么?”结果20多个人的回答都一致主张继续采用“民族志”。他们论述的主要理由是,“民族志”的用法已经约定俗成,具有深厚的学科史的背景,而“田野志”的中文字面只是田野工作笔记,不能明确表达研究者对文本的创造性贡献。这些回答并不完满,但是大都显示他们认识到了在人类学经验研究的田野作业与最后成果之间人类学家的作用。从田野作业到民族志著作,人类学家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     

合作的想象

对民族志进行反思的过程,包括了对田野研究中民族志学者与当地报告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对与民族志文本伴随始终的想象特质的正视和承认,以及对民族志所承担的任务和作用的重新认识。在全球化的当下,人类学的民族志是民族志学者和对自己的角色有主见、有认识的地方合作者共同制造的想象,而民族志的功能则是对这种合作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作为一个媒介而不是真理的知识,让人们能够了解、研究这种合作关系。     

电影、媒介、感觉:试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转向与发展

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在民族志电影制作、媒介应用、感觉研究三个方面与人类学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表现在:其一,作为电影的民族志,影视人类学以电影制作为民族志实践的核心,为人类学学科提供了新的知识生产途径;其二,作为以媒体运用与研究为主的应用人类学,通过对新旧视觉媒体的兼容并包,影视人类学在专业学术上和广泛的大众领域之间建立了沟通桥梁;其三,作为一种交流与批判的声音,影视人类学呼吁视觉、感觉研究与人类学的密切结合.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无论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还是在与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不断整合的研究过程当中,都逐步显露锋芒.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当代进路——兼论《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工业民族志及其双重叙述

马克思与恩格斯开拓了工业民族志的经典，他们的诸多著作均是围绕19世纪工人、工厂、工业议题写作而成的。恩格斯根据田野调查材料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使用双重叙事方法开展了民族志的书写，两个经典文本构织了一条以劳动过程、价值分配、工人生活境况为核心议题的研究进路，在全世界范围内促发了无数研究“三工”问题的工业民族志。这一谱系将工业民族志放置于宽广的全球化视野中来认识，是当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重要现实关怀。     

论博物民族志

在生态危机、生物—文化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学科、学术、学问也亟待重新定位。博物学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作为一种方法都值得特别关注。近代以降，人类学与博物学成为“亲缘”学科，博物民族志是将二者合为一体的范式。然而，中西方在博物学学科认知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唯能利用好中式博物学在传统认知和方法上的天然优势，尤其是中式博物学对有关“生态—生物—生命”所具有的整体性视野，以及格物致知的求知方法，方可解决中国问题，并对当代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起到启示与示范作用。因此，如何以反思的原则，利用博物学对当下问题研究的特殊效应，同时对中式博物学进行重新定位，在知识转型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民族志与现代性故事--以罗香凝《另类现代性--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性别渴望》为例

西方人类学向来关注的是非西方的"非现代性"故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学科反思中,西方和非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知识建构方式受到批评.民族志<另类现代性>在展示某国营丝织厂三代女工如何在所谓现代性的语境中栖居的同时,质疑了关于现代性的人类学所包含的普遍、同质的现代性的预设.该民族志充分表达了对知识建构的自觉和反思,其中女性主义的洞识及其女性主义国际主义的政治议程也为后现代民族志写作实验增加了新的维度,并挑战了西方人类学最顽固的预设西方(男性)自我和非西方(男性)他者的二元对立.     

重朔问题空问：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与民族志在场

目前人类学界本体论与文化论观点冲突不断， 以概念的阐释来表征和通约文化差异的知识论已经遭遇多重危机， 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势所难免。 在这样一个可以称作 “当下” 的时刻， 民族志研究应该进一步生成新的问题空间， 借助本体论的视角， 进一步拓展其在课题设计、跨领域合作、 概念组合等层面的多种可能性， 以便在将来仍然保持其应有的作用和地位。 “民族志在场” 这一概念， 将更多的问题意识在一个组合中予以呈现， 将当下有关人的种种主题作为民族志探索的起点， 并赋予各种新兴的思考和行动方式的集合以本体论的意义。 如何在新的问题化空间内， 组合概念化工具， 拓展本体论的视角， 进而重新刻画人的实践状态， 将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民族志研究的重要维度。     

质性研究法与社会科学哲学——以社会学中的民族志为例

质性研究法与社会科学哲学是不可分割的.自然主义、反实在主义、批判的实在主义民族志研究法,都要求研究者经由长期参与某些群体的日常生活来探索这些群体的意义世界.然而,当自然主义民族志试图以概念、类属、假说、理论忠实地再现社会实在时,反实在主义民族志却想要凸显研究报告的修辞学特性与权力作用.尽管批判的实在主义民族志与自然主义民族志同样支持“科学的”民族志,但前者关注的社会实在(社会结构)与后者的社会实在(日常意义世界)不同.这三种民族志研究法的操作程序与它们各自的哲学理据紧密关联.一个好的民族志研究者除了知晓操作程序之外,还必须了解与操作程序相关的社会科学哲学.     

超出自我与他者的实践增量及民族志“做”法———以《双面人》为例

摘要：方法论上,民族志的难题之一,是自我无法从本体上变成他者,但若他者缺席,则会陷入自我唯主观论。它需尊重自我与他者差异,但不限于写差异,否则就只是猎奇。自我与他者皆不可缺,但若无互动,他者就是与自我无关的任意抽象,针对互动的自我反思更无从谈起。因此,不是他者、也非自我,唯因互动而情境性生发的、超出自我与他者的实践增量,才使得“做”民族志成为可能。     

云南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学习问答

2001年12月中旬,肩负着已经进入新世纪的重任,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举行。这次大会意义重大,内容丰富。本刊编辑部特以学习问答形式,将其主体精神浓缩于“学习向导”栏目中,以便于大家学习。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征稿启事

―、本刊系公安政法类学术期刊,双月出版。欢迎具有原创性的高质量学术论文。二、本刊开设的主要栏目有:1.“警务现代化研究”,主要刊发关注我国公安工作的前沿发展,注重联系警务改革与创新实践,促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发展的研究成果。2.“网络安全与犯罪防控研究”,关注网络犯罪与犯罪防控研究动态的前沿热点问题,注重理论联系实践,主要刊发犯罪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方向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近期主要关注互联网犯罪、青少年犯罪、电信诈骗犯罪、非法集资犯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