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法治之法"的道德性

法应具有道德性,包括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法治社会的法更应如此.它实质上体现为正义,要求在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治运作过程中都有道德的支撑.     

道德教育目的的道德性考量

关于道德教育目的的规定,一直只存在个体和社会的两个视角,而忽视了教育自身,这导致现有的道德教育目的存在着社会目的对本体目的的驱逐、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剥离、目的和手段的相互分离甚至相对立等倾向。从道德教育自身即道德的目的性出发来重新考量道德教育的目的,可以使我们对原有的“美德袋”论、道德能力论等道德教育目的观点有一个新的认识。     

唯物史观的当代理论形态: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与道德性探析

科学发展观作为唯物史观的当代理论形态,是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与道德性的继承、发展和实践。它不仅具有科学性即"真"的理论内涵,而且内蕴道德性即"善"的价值,是科学性与道德性即"真"与"善"的有机统一。     

试论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和谐结合——兼论中国德性社会建设何以可能

关于道德的起源和基础,一直以来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道德理性主义者认为道德的基础是道德理性,道德情感只是一种本能冲动,需用理性对其进行约束;道德情感主义者则认为道德的基础是道德感性,道德理性并不能解决道德上的善恶,只有情感才能彰显人的感性生命与自由本性。但事实上,人是理性和情感交织的对象,既是道德的载体,也是道德的主体。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之间是一种"理不离情、情不离理"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让道德具有了一种可能之美,让道德之学成为了一种富有动力和韧性的哲学。同时,二者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也为人类道德实践,特别是当下中国德性社会的建设提供了积极的启示意义。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道德共存性理论

新时代要求从共存性的角度来建立公民道德的道德性。原子化个体组成的社会结构,具有外在的共存性,其基于道德义务与个人效益表现为具体的道德与形式的道德。关系中的个体组成的社会结构,具有内在的共存性,其基于伦常责任、物质生产而表现为实践的道德。新时代的公民道德的共存性理论需要融合内外两种共存性,树立具有自由意识的道德主体,融合实践的道德、具体的道德、形式的道德,并在普及公民道德时鉴于道德层次的差异而采取不同的路径。     

浅论罗尔斯顿的道德代理人及其义务理论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罗尔斯顿赋予道德代理人这一环境伦理学概念新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道德代理人的义务理论。该理论为我们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即政府、企业和个人只有从根本意义上转变价值观念，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才能把尊重和爱护大自然的意识融化到实际行动中，生态环境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政党道德与公民道德——基于"精神党建"的政治哲学思考

在证成了政党与道德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之后,文章试图通过回溯西方政治哲学史的德性思想,来找寻政党道德的构成内容与基本特征.文章认为,政党道德内在于社会实践当中,是一种基于政治共同体的整体生活,而且需要从政党传统和政治社会文化中汲取营养.政党道德与公民道德的互动通过公民的政党参与来实现.两者的互动可以使政党更容易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使得原本割裂的社群生活得以联结,也使得整体的政治生活处于有序状态.     

论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法治文化建设有赖于道德的支撑作用,因为法治文化的生成需要理性与道德的契合,而法治治理中的局限性也需要道德治理加以弥补。道德对于法治文化的基础培养以及法治文化的认同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道德对我国法治文化建设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道德法律化,培育民众对于法治文化的情感基础;其次是通过提升法律适用者的道德素养,提升民众对于法治文化的认同;第三则是通过道德的宣传提升民众的守法意识来推动法治文化建设。     

毛泽东的道德信仰与儒家伦理思想——纪念毛泽东诞生120周年

＂修身治国＂是儒家学说中底蕴深厚的文化现象,历代儒家都把崇高的道德信仰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和达到人格完善的重要手段,并建立了比较系统的伦理思想。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毛泽东同志从儒家伦理中撷取了大量的思想资源,结合党的思想建设进行批判、吸收和发扬,形成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主要内容,以＂大公无私＂为价值取向,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基本方法,以＂共产主义先进模范＂为崇高追求的道德信仰理论。     

论经济运行中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性及其对策

制度伦理有失公正，制度所体现的伦理精神有违社会道德的合理性目的，这是造成现阶段经济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运行中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性问题，就必须在政府制度行为中贯彻落实必要的伦理精神，使政府制度行为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合目的性要求；明确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原则；建立规范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保障系统，以便从外在着手制约政府制度行为中的不道德现象；构建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性必须实施三个结合。     

市场理性与道德同情的有机结合——斯密"看不见的手"调节机制新探

经济思想史研究者一般认为,斯密在其经济理论中设置了一个"经济人"的概念,强调"经济人"的天生利己冲动,并以市场理性这只"看不见的手"加以制衡,使其达到私利与公益的均衡和统一,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事实上,斯密在私利与公益的调节问题上,也非常重视道德同情的调节作用,其"看不见的手"的核心思想是:看不见的手是一种对从利己出发的活动进行调节,从而使私利与公益协调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市场理性与道德同情的有机结合.     

西方市场经济中道德的作用及局限

正起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因而必然包含深刻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要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产生的道德伦理,不仅对西方市场经济自身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其调节力量也是市场、政府及法律调节机制所不能替代的。一、西方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     

道德讲堂与城市文明——常州“道德讲堂”的实践模式对城市文明建设的现实启示

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公民思想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便成为城市文明建设的中心任务。常州通过开展＂道德讲堂＂建设,逐步形成了＂唱道德歌曲、诵道德诗篇、讲道德故事、发道德短信、上道德课堂、行道德善举＂的道德文化建设新模式。常州＂道德讲堂＂的实践模式对破解城市文明建设瓶颈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现实启示。     

“善良的“还是“无害的“——诺齐克政治哲学中的道德约束

在古代社会,“善良的“是国家对个人的要求.洛克在反对中世纪教会专制和绝对君主论的基础上提出:自由人在契约的基础上建立或废黜政府是合理的,因此,国家对个人的要求是受到大多数人对国家的要求限制的.诺齐克在洛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的自由只有在自然权利的道德边际约束下产生的国家中才能得到保障,只有国家对个人自由权利的无害,才能确保个人对他人的无害.因此,国家对自由人的要求只能是“无害的“而不是“善良的“,“善良的“只能是个人对自己生活的道德要求.诺齐克没能解决当一个人无法保障自己的自然权利时,国家如何保障其自然权利的问题.只有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道德边际约束递减律,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实践性与生成性——道德能力培养的人性之基

人性是对人的一个基本定性,因故是一切关涉人之学的前提和基础。道德能力培养既是人性的需要,也是人性的生成与改善的过程。中西文化的主流人性观因为存在这种或那种的缺陷与不足,或者认为人性是先天就有的永恒不变的秉性,或是把人性归结为抽象的精神或理性,均难以为道德教育的存置与道德能力的培养提供强有力的人性论支撑。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解人性的一把钥匙,实践性是人的基本属性。而道德能力培养正是基于实践人性的可变性、生成性和创造性,从而实现人性从实然向应然的生成和发展。     

道德判断何以必要与可能——以人体悬挂事件为个案的分析

价值判断功能是道德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然而在多元化的今天,道德判断却因无力应对社会现实中争论着的多元现象而放弃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也使得道德虚无主义在今天得以盛行.本文针对人体悬挂这一社会争论热点,认为伦理学有必要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道德判断,并从功利主义与道义论的角度对该事件进行了道德评价,认为无论从功利主义还是从道义论来讲,该行为不仅无法获得有效的道德理由支持,而且还违反了道德原则,是种不道德的现象.     

“道德冷漠”的“被迫”形态及伦理调适——基于亚里士多德行为理论的考察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对"行为"进行三重阐释:意愿、被迫及无知。现实中的行为乱象属于复杂的矛盾体,因而趋于"被迫的意愿"。其存在表征是"善念"与"善举"的分离,根源在于个体与社会的价值冲突,实质则是社会变迁所催生的伦理难题。消解意愿中的"被迫性",须诉诸社会伦理与个体道德的双向构建,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生态中促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