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制定之法治变革——从北京出租车换型事件谈起

北京出租车换型事件所引起的思考不仅仅是行政上的,更是法律上的。制定公共政策尽管在传统上被认为属于行政管理学的范畴,其作为一种科学活动不应与法律发生联系。但是,法治化的进程不可避免的影响到这一行政管理的传统领地,公共政策制定的法治化是公共政策行为发展的大方向和新动力。     

判决、公共政策与社会主流价值观——“跌倒争议案”的法理省思

关于"跌倒扶不扶"的争议再次凸显出法律与人心的距离。就损害需要赔偿的个案立场而言,法院固然可以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基于"保护弱者"的考虑而作出有利于跌倒者的判决;但从陌生人社会更需要公共政策指引社会规范的角度出发,法院的判决无疑应更具权衡精神方能经受及反作用于社会的考量。无论法院抑或行政机关,在公共政策的主导者和行动者意义上均应当提升回应与引导民意的意识及能力。由此出发,现代社会的法治,其价值和追求不应再局限于"定分止争"或是非抉择,而更应着力于推进公共政策的有效产出、落实并嵌入社会规范,推进社会主流价值观,推进法治实践中的社会共识。     

检察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探析

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建立健全与社会管理相关的打击刑事犯罪工作机制、职务犯罪惩防机制和监督行政执法工作机制;延伸法律监督职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青少年群体教育保护、促进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等工作机制;探索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和便民利民等新的工作机制.     

国际商事仲裁公共政策司法界定的实践与发展

公共政策是《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的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一。由于各国政治、法律和社会观念不同,公共政策的学理内涵仍有争议。公共政策的司法实践倾向于区分国内公共政策和国际公共政策,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公共政策通常是指后者。考察《纽约公约》实施50多年来在各国的实践,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非常少,严格慎用成为各国司法实践的共识。界定公共政策内涵的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实践正在经历从主观说到客观说,从道德观念到法律原则的转变;适用公共政策的说理过程从无到有、从笼统到具体。     

从比较法的角度论我国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众所周知,可仲裁性的实质与公共政策相关,可仲裁性问题归根结底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一项争议依据某国既定法律能否提交仲裁程序解决取决于该国法律所确定的公共政策.     

国际私法上的公共政策机制之剖析

公共政策机制是国际私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法院地在适用外法域法律的情况下维护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公共政策机制的渊源、意义和特点,探讨了援用该机制的场合、标准及步骤,研究了公共政策机制与礼让和确定性的关系以及外法域法律排除后的法律适用等问题,意在从理论上加深对该机制的认识和把握,从而有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驾驭公共政策机制这匹“桀骜不逊的野马”。     

《纽约公约》中的公共政策三题

<纽约公约>第5条第2项(乙)款规定了公共政策抗辩理由,但没有对其含义、范围以及具体内容作出规定.这种情形可能导致缔约国法院滥用该抗辩理由.公约中的公共政策是国际性公共政策,属于国内法而非国际法范畴,属于残留条款而非主要条款.适用公共政策除了通常应考虑的因素外,还应考虑法院地国与潜在交易的关系.公共政策与拒绝承认或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不可仲裁事项、法定诉讼程序条款和显然漠视法律等情形存在区别.     

第一届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研讨会举行

6月12日和13日,“2012第一届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这是两校在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领域的首次合作.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主办,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国家数字版权基地、腾讯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承办,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政府部门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内知名高校的法学专家和法律实务人士参加了研讨会.     

法律如何实现公共政策——从"孕妇死亡"事件切入

通过在<证据规定>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两者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关联,揭示"孕妇死亡"事件背后的制度因素,开启悲剧事件背后的制度性力量,进而指出公共政策进入法律及其实践后所可能出现的扭曲与异化,从而提出法律在面对公共政策时态度必须谨慎,要警惕公共政策进入法律及其实践后的风险,并指出法律在实现公共政策上可以适当地引入市场机制,可以直接由市场调节来选择利益的分配,从而替代仅仪靠立法或行政的资源配置手段.     

论通过司法程序制定公共政策——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模式的转型

司法过程的性质和不断涌现的现代型诉讼决定了现代法院不仅履行传统的纠纷解决功能,而且有必要承担制定公共政策的功能。尽管该功能已经引起我国许多学者的关注,但是他们往往更加在意公共政策本身的合理性,而很少关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正当性。总结现代法治经验,无论是直接解释或创制法律,还是在裁判结果中间接表明公共政策倾向,现代法院都遵循在司法程序的轨道内制定公共政策。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制定公共政策,不仅违背了司法权的行使方式,而且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原理相悖。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放弃现行的司法解释方式,在改革现行两审终审制的情况下确保其通过司法程序制定公共政策。     

我国地理标志私权保护与模式选择

比较法视域下地理标志的保护主要有专门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三种保护模式。肯认地理标志的私权属性,衡量其公共政策目标,在分析我国现行法地理标志的保护基础上,选择商标法保护为主,辅之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模式,贯彻和落实宪法私权保护之宗旨,以寻求权利人自身利益诉求与公共政策目标之平衡。     

论我国法院公共政策创制功能的建构

在现代西方国家,法院通过违宪审查、创造判例和法律解释三种方式发挥着重要的公共政策创制功能。而在我国,法院无权进行违宪审查和创造判例,同时也不享有法律解释的垄断权,因而法院的公共政策创制功能还比较脆弱。要建构我国法院的公共政策创制功能,就必须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和判例制度,并赋予法院在法律解释上的垄断权。     

《纽约公约》中的公共政策性质之辨

《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确立了公共政策制度,但是并没有对其含义、范围以及具体内容作出规定和解释。这种情形可能会妨碍对公共政策在《纽约公约》中的性质之理解,继而影响对《纽约公约》第5条的完整理解以及《纽约公约》中的公共政策的准确适用,因而需要澄清公共政策在《纽约公约》中的性质问题。对公共政策性质的理解,有助于本文进一步检讨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并对照《纽约公约》加以完善。     

从永宁公司案看公共政策作为我国法院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

通过分析国内外有关公共政策的立法与实践,特别是我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庭就永宁公司案作出的裁决,从中显示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领域,公共政策的实质在于限制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包括《纽约公约》在内的国内外立法对公共政策均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在各国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不轻易动用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凡是能够将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归咎于公共政策以外的其他理由时,应当援引其他理由,只有在极为特殊情况下法院才援引公共政策的条款。ICC仲裁庭就永宁公司案作出的裁决之所以被我国法院以裁决违反了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而拒绝执行,归根到底是该裁决无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侵犯了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专属于我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论知识产权规范竞合及其解决路径--兼评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则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司法解释,但我国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理论不能完全解决同一知识产品受不同民事法律保护所引起的法律问题。现有理论基本上没有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同一主体因受不同法律保护的同一知识产品所发生的纠纷,其法律适用规则如何确定。该问题体现的两大方面牵涉公共政策问题。建立知识产权规范竞合理论,可以合理地解决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履行其公共政策的职能,运用司法解释权限,采纳规范竞合理论,有助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制的完善。     

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研究中的“村民”与“农民”概念辨析

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离不开对“三农”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在关于“三农”问题与村民自治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理论研究中,由于对“农民”与“村民”概念的片面理解和不规范使用,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其规范使用已是势在必行。农民与村民本是两个外延不同,内涵既有同质性,但又有异质性的概念,二者不可相互替代。对其规范使用,有利于在公共政策制定和“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上发挥正确导向和规范作用。     

外裁国商事仲裁决司法审查中“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一、对“公共政策”理论的一般讨论 “公共政策”是一国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司法判决或仲裁裁决的传统理由。“公共政策”在国际私法中的理论奠基可追溯到1834年美国哈佛大学Joseph Story教授《冲突法评论》的发表，其把“公共政策”的理念引入这一学科，提出在特定情况下，尽管根据冲突法规则可适用外国法，但由于这一适用违反本国的基本法律规则和利益，故作为例外应被排除。9年以后，     

虚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中国构建:域外经验与本土构造

202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正式生效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对外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的新模式。中国外商投资管理模式重在备案管理,适用对象是外国投资和外国投资者。有效建立虚假外国公司法律制度,是落实对外国投资者备案管理,进行事中和事后法律监管的重要制度建设之一。在现有中国对外国公司认定的成立地国标准基础上,综合考查外国公司与中国之间的真实联系,作为认定虚假外国公司的标准。基于彰显保障投资自由和公司设立自由的考量,应该承认虚假外国公司的法人主体地位。在对外国投资者实施备案管理中,落实公司登记、代表人的指定和重大信息披露是虚假外国公司准入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虚假外国公司内部事务规范中本地公司法律的适用应限定在维护本国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与第三人利益的范围内。     

依法治国中的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乃是承载公共权力的各种组织为处理公私事务、实现公共利益而制定并实施的除法律以外的活动策略和行动准则。法治社会中,公共政策和法律既相互联系又充斥着紧张,对二者在行政执法和司法中的关系必须谨慎对待并积极理顺。     

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在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适用研究

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在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所起的作用具有相似性,但二者的法律适用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执行地国法院享有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所涉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抗辩解释的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法院应当基于协调与衡平地方企业利益与国际商业潜在利益的立场,正确处理违悖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适用的关系,在必要情形下考量对第三国的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