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中村级议事协商的逻辑、困境与出路——基于主体、制度、程序三维视角的思考北大核心

村级议事协商作为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具有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拓展民主参与渠道、提升协商民主质效等重要价值。从主体、制度和程序的逻辑分析框架看,当前村级议事协商存在参与合力不足、制度不够精准和程序运行低效等现实困境。为此,要推动村级议事协商从问题解决到主体能力提升的功能性转变、从宏观的制度安排走向微观统筹、从形式上的程序理性走向实质有效,为乡村振兴事业注入治理新动能。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中国协商民主为什么真?——以标准、条件和效能为视角的分析

“真协商”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特点,“真”主要表现为：协商主体多元化、协商领域和内容广泛化、协商过程深度化、协商工作常态化制度化,以及协商结果落地化。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历史和实践看,推动实现“真协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重点是关键所在,坚持协商为民、协商于民是基本原则,协商工作嵌入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的整个体系和全部过程则是不竭动力。“真协商”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协商民主和民主政治的贡献具有世界意义。     

基层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路径

在当前应对基层治理困境的过程中,协商民主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各地党和政府形成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在参与主体、价值目标、发展方向和治理绩效上存在较强的耦合性。相对于"权威裁决式"的治理体制,"协商对话式"治理在价值禀赋、治理机制和运行效果等方面均具有良好比较优势。充分应用协商民主技术,整合多元主体的意见和要求,达成社会共识,能极大地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在基层治理中推进协商民主的途径和方法就在于:坚持多途径培育公共理性和社会精神;坚持调整存量和培育增量的"两手抓"的战略;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配合;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坚持提升基层群众的协商能力;坚持完善协商民主的实践技术。     

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现实逻辑、制度导向与实践旨趣

乡村协商治理理现代化是一个价值导向调整优先于治理技术革新的过程。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呼唤,乡村多元社会的关切回应,农民利益诉求的现实表达,村民自治创新的制度供给;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是民主与协商的内在统一,本质是人民民主,特色是农民的平等协商,重点是村民之间的理性包容,途径是共同参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有利于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农民权力常态在握,巩固党组织核心地位,防止农村干部腐败变质,培育现代农民公民资格。     

协商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依赖

对治理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多元共治的简单表述。在确立了合作治理的基本方向之后,还必须关注如何促进合作和怎么合作的问题。从公共行政的本质出发,民主行政是承载公共利益、行动网络和公共精神的统一框架,因而治理的核心是民主治理;而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是协商民主,由此提出协商治理的模式;协商治理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优先性、保障性和提升作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将公共协商的制度建设纳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体系当中,发展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     

协商民主: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模式——基于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

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表明,协商民主能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的协商、沟通机制,而且还能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善治。但是,在思考城市基层治理与协商民主实践之间的关联时,必须要看到,城市基层治理所需要的是协商民主而不仅仅是协商的手段或方法,即必须使协商民主成为一种民主模式,进而使之成为政府与公民合作时不能忽视的一种机制。     

协商民主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初步实践——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

本文梳理上海市徐汇区在发展城市社区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实践特色,即完善协商民主范围,构建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探索协商民主途径,搭建协商民主的实践平台;优化协商民主方式,彰显协商民主的本质特征。分析徐汇区协商民主发展在推动党建模式开放化、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及加速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时代价值。     

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协商治理,协商治理的趋向是良政善治。国家治理的旨意与协商民主的内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利益均衡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一致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相同的价值取向,主体平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同一的根本原则,公民精神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共同的理念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商民主提供承接载体,反之,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架设运作平台。即,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为国家治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决策的质量,有利于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疏通协商渠道、拓展操作场域、提供坚强保障。因此,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契合,二者在结构上是一种互动与融合的关系。     

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防范:协商民主的分析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以利益矛盾为主的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公民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公共参与缺失造成的制度供给不足、应得权利失衡和权力缺少有效监督。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扩大公共参与和实现协商治理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适宜选择。     

深入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探析

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当前,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发展中存在协商发展不均衡,形式大于实质,协商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社区行政化,缺乏协商理念;法制和机制不完善;协商意愿淡薄,协商能力不强;社会资本和公共理性匮乏;协商技术供给不足等方面。亟须采取加强党建引领、加强法治保障完善协商机制建设、提高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创新协商民主新方法等针对性措施,有效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深入发展。     

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的民主制度设计和治理形式,对于优化乡村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契合党和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迫切需要。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不是单纯的制度吸纳和整合,而是包括制度嵌入、行动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内的多维嵌入结构和过程。从全国各地的治理实践来看,民主协商机制尚未真正嵌入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必须加快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进程,将协商民主理念嵌入到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知之中,形成有事好商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不断健全与完善协商民主的各种体制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     

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互动关系及共进路径探析

我国的国家治理具有人民性、公正性、包容性、法治性等特点,为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良性互动奠定了现实基础。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演进历程顺应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时代发展要求,随着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民主制度化程度的加深,二者的互动性进一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二者内里相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良性互动中,以政党协商、政府协商、基层协商和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径选择,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以政党治理、政府治理、基层治理和网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当前,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形态主要有决策性协商治理、听证性协商治理、咨询性协商治理、协调性协商治理和评议性协商治理等五种类型,这些协商性实践形态体现了多元主体互动合作、民主共治的协商治理。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开放和多元化发展,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政治价值和民主效能逐渐显现,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优化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应主要从培育乡村治理主体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素养、改进协商治理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安排、构建良好的协商治理机制运行环境和完善以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为核心的设施建设着手。     

发展协商民主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析论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存在着高度契合,体现了对国家治理理念和实践需求的回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要注重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制度化发展,发挥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发展基层民主,努力实现党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环境,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发展的耦合机制与实践理路

党建引领是推动乡村振兴与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动力与组织保障。协商民主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治理理念及工具，党建引领与乡村协商民主之间具有特定的耦合机制，主要表现为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是提升政党合法性与有效性所指、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以及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需要党建供给结构性与行动性条件。另外，概观来说，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可以从文化、政制、主体以及技术等四个维度进行实践拓展。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防范与化解机制探索——基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视角的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是近年来我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矛盾形式,暴露了我国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构建与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继续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在基层治理上,推广社区民主议事会、基层民主(民情)恳谈会;在社会领域内,培育民间组织自治发展;在虚拟空间中,重视网络协商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以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不是简单的概念变化而是理念的升华,社会治理的理念包括了"法治"、"共治"、"善治"三个方面。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对于实现社会治理的三个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树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理念,建立协商于决策之前的机制,探索多种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增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代表性,以协商民主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     

中国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决定因素:基于36个城市的定量分析

当前理论和实证上解释中国地方协商民主制度化决定因素的研究相对不足。以听证制度为例,检验各类经济社会因素对城市政府制定的听证文件数的影响,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社会矛盾以及政府社会性支出力度都对听证制度建设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外商投资规模则不利于城市听证制度的发展。中国城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具有鲜明的功能主义导向,其主要目的是提高治理能力,解决城市政府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     

政府治理与政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

推进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以及政府治理范畴内的协商民主的四个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是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和协商民主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也就是回答公民参与是否是必要的问题。二是公民参与到底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从公民个体、政府(部门或者工作人员)、专家三方视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不一样的,每一方面的立场可能都是权变的,这样的立场差异将会直接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各个环节。三是协商民主是否能够被有效实施,并渗透到现有的公共政策体系当中去。研究表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将会慢慢地由形式主义发展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制度形式。四是如何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切实推动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以在政府治理范畴内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