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犹豫制度在未成年犯罪中的运用

未成年犯罪是世界各国在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日益突出的问题,从惩罚主义走向保护主义是各国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上通行的做法。刑事犹豫制度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制度,有利于消除刑罚所带来的“烙印效应,”在报应与功利之间找到了较为恰当的结合点,在适当的惩罚的基础上为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寻找到了一条捷径。     

大学生犯罪根源初探

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但是,有关统计资料表明,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学生违法犯罪的,占高校总人数的 1．26％,且有增长的趋势。中国犯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康树华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1965年大     

先秦时期犯罪研究

中国先秦时期的犯罪研究,在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的思想有着代表意义,虽没有呈现体系化,但是对犯罪的研究有着重要贡献。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条件的提高,有这样一类群体的教育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他们就是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这些孩子由于家长入狱,以致存在监护缺失、贫困、失学、被歧视、边缘化等现象,这些已影响到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同时影响到服刑人员的改造效果。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教育现状及原因,从而提出解决的对策:一是解决家庭教育;二是解决学校教育;解决社会教育。     

近二十年我国政治社会化研究述评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总结了二十年来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状况在此基础上,从六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内容;最后,提出政治社会化研究中值得改进的几个问题.     

刑罚社会化制度的若干缺陷问题研究

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中,刑罚社会化制度虽然已经普遍建立,但是,随着法治的不断发展,其很多缺陷也日益凸现。本文以我国刑罚社会化的类型划分为基础,从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四个方面对刑罚社会化制度的若干缺陷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提出了若干立法建议。     

浅析犯罪的基本特征——什么是犯罪与犯罪是什么

在刑法理论界对于何为犯罪的基本特征存在很大的争论,目前存在着二特征说、三特征说及四特征说。通过对不同学说的考察主体、视角与方法的研究可以揭示几种学说的关系,并且能从另外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犯罪的基本特征问题。     

官僚主义的文化根源与治理之道

官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影响范围广、存续时间长、表现形式多样,目前已经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顽疾,治理难度大。治理官僚主义不仅要从政策和制度角度入手,还需要从其产生的文化根源中去寻找对策。从历史形态上来看,官僚主义文化与传统社会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制度规范高度契合;就其现实形态而言,官僚主义文化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态。因此,要形成治理官僚主义的长效机制就必须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价值引领、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强化行为约束、完善治理官僚主义的制度体系实施制度规范等三者结合起来,多管齐下达到治本的目的。     

论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原则

由于我国对于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规定过于简单,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的“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但这一原则内涵具有不确定性,为此有必要对此原则进行探讨,由法律全方位加以规范,以利于法院的实际操作。     

不良交往与青少年犯罪

社会交往是青少年社会化的基本方式和途径 ,其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这必须是正常交往。青少年由于其身心特点很容易发生不良交往 ,而不良交往往往是青少年走向犯罪的第一步。本文主要探讨了什么是不良交往 ,不良交往的特点、原因、危害及预防 ,从而预防、减少青少年犯罪。     

远离辉煌的繁荣:青少年犯罪研究30年

回顾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30年的历程可以发现,青少年犯罪研究不仅仅推动了青少年犯罪学与犯罪学的产生,还在推动国家和社会公众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促成矫正主义青少年犯罪观的形成、促进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形成与完善,以及推动未成年人专门立法的诞生、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30年来的青少年犯罪研究也存在着学科独立性的缺失、研究对象界定的悖论、实证研究方法的缺失、青少年犯罪研究专业槽的缺失、青少年犯罪研究各学科之间的隔阂与分裂等严重不足.     

低自我控制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我国青少年犯罪成因实证研究初探

本研究分别对以官方统计数据和自我报告法获得的数据进行初步回归分析发现,在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多种因素中,"低自我控制(low self-control)"的解释力最为突出,证实了青春期特有的身心冲突极有可能是导致此人生阶段犯罪(或偏差行为)激增的主要因素。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青少年犯罪中的特殊作用。     

青少年犯罪的家庭环境因素及其矫正

家庭结构缺损、家庭教育失职,使家庭不能或不完全能给予子女起码的情感满足和必要的正常社会化教育,导致青少年心理发展出现障碍、社会规范的内化产生偏离以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家庭在预防青少年犯罪中的重要地位和基础性作用是无可取代的,预防青少年犯罪在家庭领域应积极开展家庭教育咨询、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全社会应关心帮助缺损家庭的孩子,使他们在身心上得到与健全家庭孩子同等的、健康的发展。     

拐骗、操纵新疆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

近年来,新疆地区少数违法犯罪分子拐骗、组织、胁迫新疆籍未成年人在内地从事扒窃、抢夺、贩毒等违法犯罪情况日益突出,针对我区拐骗、操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点,应当尽快完善立法,加大对违法犯罪组织的打击力度,完善被解救未成年人的救助体系,切实保护新疆籍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增进民族团结,维护新疆和全国社会治安与稳定。     

Rehearsing Citizenship: The Governing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Colonial Malaya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sudden problematisation and governing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British colonial Malaya in the decade preceding independence in 1957 whereby a juvenile court system, a network of institutions for delinquents, and a series of training and disciplinary practices were set up to rehabilitate the delinquent in order to turn him into a responsible citizen. Drawing on the analytics of disciplinary and ethical practices conducted by Michel Foucault, it is argued that the governing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colonial Malaya may be seen as a fundamental element of a wider assemblage of normalising techniques seeking to recast subjectivity from that of immature individuals into active and responsible self-governing ones, and that these techniques were highly dividing in that they produced not only what is taken to be good citizens but also delinquents. It is shown that Malaysian independence, far from leading to a break with these power-laden practices of citizenship, instead leads to their further development, dispersal and institutionalisation.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适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在适用刑罚时要根据实际需要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审时、宽严有度。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的特点及犯罪原因的特殊性，对未成年犯科刑时应当体现出轻缓、宽容的一面，对较为严厉且不能实现刑罚目的的无期徒刑、财产刑及资格刑的适用应当作出相应的限制。     

列宁与葛兰西意识形态论比较研究

本文中的意识形态论研究包括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意识形态的形成路径和意识形态的制度建设等三个维度。在这三个方面,列宁和葛兰西分别提出了具有重要学理影响和实际意义的系列观点和见解。比较而言,列宁和葛兰西都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上层建筑,都认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的一个动态过程,都强调宣传和教育是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的主要手段,但在具体论述上层建筑的构成、意识形态理论的分层、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以及宣传教育的具体方法时,他们却分别得出了不同的见解。对这些异同点进行比较研究,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浅谈警务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

警务社会化是指将警务工作普及到社会之中,使警务运行过程成为对社会的适应过程.新的警务改革主张引入市场机制来完善政府公共管理,除属于国家警察权范畴的强制措施和执法活动外,警察的日常管理、保护、救护、服务等职能可以由社会其他职能部门履行.目的在于允许社会其他组织提供部分服务,使其进入良性的竞争状态,从而使公众具有更多更好的选择治安服务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