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宗族的演变及现状分析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宗亲社会,宗族势力的影响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已经蔓延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宗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经发挥着巨大作用,费孝通将中国传统社会称作熟人社会,人们之间以共同的乡约或者习俗为纽带,认同村落中有声望的长老或者族长的领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宗族在乡村社会中充当着"正式治理者"的角色。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78年期间,国家政权向基层延伸,并进行了大范围的土地公有制改革,导致宗族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缓冲的作用逐渐消失,宗族走向没落,其正式治理者的地位逐渐消失,成了非正式影响者。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宗族得以恢复,并且有了新发展。     

制约农民合作的传统文化因素分析

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农民一直保持着互助合作的传统,但从合作的范围来看,这种合作局限于血缘和地缘范围内,是村落熟人社会中的合作,而非西方的集团式合作。在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农民面对的是统一的社会化大市场,农民的合作也需要由传统熟人社会范围内的合作走向现代的以契约为主的超越血缘和地缘的陌生人之间的团体式合作。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些阻碍农民合作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因素,其中包括农民的"分散性"、农民的"自我主义"和农民特殊的公平观。当前,在政府积极推动建立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势下,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些制约农民合作的传统文化因素,进而通过有效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农民的合作意识、培养农民的合作精神,改变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现状,才能真正帮助和引导农民重新走向合作。     

散射格局:地缘村落的构成与性质——基于一个移民湾子的考察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以血缘关系为基点建构中国村落社会的理想图景,忽视了事实上大量存在的以地缘为基础建立的村落。本文通过对江汉平原一个移民湾子的形成过程的考察,发现在血缘关系不发达的村落中,基于地缘建立的人情关系和互助关系是村落内部最为重要的两种社会关系,村落成为地域意义上的人情圈和互助圈,并形成一种与费老的差序格局具有显著差异的散射格局的社会结构形态。通过对地缘村落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考察,文章将地缘村落建构为一种与血缘村落不同的村落类型,并以这种类型建构为基础对中国村落进行地域划分,推进对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机结构及其内在逻辑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生成过程中,以血缘家庭为出发点,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以性善为逻辑起点,生发出血缘、情感、入世三个重要的内容结构要素。家族的血缘情感是一切道德情感的源泉,从"亲亲"向"亲人"推演,推己及人,于是在传统文化精神生成的有机结构中,突出了血缘本位和家族本位。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模式中,以儒家的入世为主流建构起积极的人生态度,以道家的道心和佛家的佛性为补充,构建起人生的退出机制,从而使得传统文化精神的主体结构各要素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并实现了文化精神上的自我生成和自给自足。     

和谐与冲突:社会变迁中宗族复兴与乡村治理的关系解读

80年代以来的宗族复兴对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有着双重的效应。一方面,它填补了村治的若干空白,一定程度地稳定和维持了乡村公共秩序,发展和维护了乡村的公共利益,并满足了社会变迁中的村民公共情感。另一方面,它又销蚀了乡政公共组织的权威,迟滞了乡村法治的进程,并影响着人的现代化,对乡村民主治理产生长远的消极影响。宗族复兴与乡村治理的这种双面关系,使得我们在谋求乡村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必须科学地全范围地统筹规划。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在乡村社会适当扩张国家权力的影响,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消减农民的地缘情结,必须积极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努力建设现代村落文化。     

乡愁:文化自信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乡土性

中国传统文化与乡土社会密不可分,乡土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继承和扬弃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传统社会的乡土特质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存续的基础;乡土化的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发展相对缓慢的乡土社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提供了庇护。在现代化和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只有深刻理解"传统文化在乡村"的要义,才能明白"乡愁回归"的社会事实,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真正坚持传统文化的自信。     

略论宗法结构对家族(间)行为与乡里自治的同构性影响

家族是古代中国的基本伦理单元,具有血缘流转与权力交接两个主要功能,并体现出鲜明的排他性特征。家族延续所依赖的宗法原则,逻辑地产生了利用亲缘身份从政治中获得力量和实际好处的寻租空间。依据家族的血缘网络,古代政治构建了"社稷"结构,但这一由"家族"与"社稷"嵌套而成的结构始终没有成熟的制度依托,且造成了家族(间)行为的规范与乡里(基层)治理的缺位。相较于以制度填补真空的现代做法,古代中国的"家族"通过前期的自发聚集和后期的法定组织这两类形式,逐渐演变为地域性的自治组织"宗族",以地域与谱系共同作为准入门槛;而内含的"宗法制度"、"宗法秩序"更与"宗法精神"一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特有的宗法政治文化,对古代中国的家族治理与乡里治理产生了同时同因的维系作用。总的来说,在政治层级结构意义上考察宗族,在政治文化意义上考察宗法,对理解作为政治集体的家族如何共同行动具有一定意义。     

警惕“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

所谓“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通指有某种利益关系和血缘、情感维系的人际群体构成的管理秩序和社会形态。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     

乡村治理中宗法秩序回潮的价值分析

宗法秩序作为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固定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生活与政治发展进程。当代中国中的宗法秩序,呈现了从镇制到回潮的命运起伏。尽管根源于传统农业经济与社会生存方式的宗族秩序与宗族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它有着"历史的惰性力"。然而它的一定程度的时代性价值,亦加强了它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毋庸置疑,宗族秩序将长期存在,由此决定了乡村治理与宗法秩序将长期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状态中,即基层行政的发展无法摆脱宗法文化的影响,基层行政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规范宗族活动及其影响的过程。     

“非正式治理者”:村治权力网络中的宗族

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正在以"非正式治理者"的角色发挥着作用。宗族不仅通过本身的组织,也通过村庄权力网络中的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庄的治理。作为传统资源,宗族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能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将有助于我国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成长与发展。     

山西王家大院建筑的艺术性、文化性及其传播

坐落于山西晋中的王家大院享有"全国建筑宝库、中国民间故宫、华夏民居第一宅、山西紫禁城"等一系列美誉,名列原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颁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的榜首。王家大院是黄土高原地区北方民居的显著代表,也是国内最大并且保存完好的清代民居建筑群,以其典型而独特的"窑—巷—堡"生活化村寨民居建筑风格声名远播,但王家大院建筑的艺术性、文化性从经营状况以及旅游知名度来看,还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高度。因此,分析王家大院建筑的艺术特色性和文化特征,并探索与此相适应的传播策略非常必要。     

试论我国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是个以农耕文明为主滋生起来的国度,中国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导致了乡村文化的"失衡",引起乡村社会发生着"四大转变",从而也推动了乡村文化的重新"整合"."文化整合"为中国乡村文化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动力.     

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整体主义特质及其时代价值

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具有整体主义特质。这种整体主义特质,在经济层面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物质生产方式,在制度层面生成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家族制度,在文化层面衍生于以"孝"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结构。同时,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也展现为以整体主义为指向的价值原则,其中,"仁"和"礼"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充分彰显了群体本位原则;"公私之辩""义利之辩"和"群己之辩"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主要矛盾和基本侧面,则分别呈现出尚公、崇义、贵群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但构成了整体主义特质的价值要义,也为新时代中国塑造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伦理秩序,增进公民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乃至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进而凝聚中国力量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乡村振兴视域下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究——基于川东北传统村落的调查与思考

传统村落作为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只有传统村落焕发出全新活力,乡村振兴才有更厚底蕴、更足底气与更实底本。近年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大多数传统村落仍然面临"有村落没人气""有文化没灵魂""有规划没统筹"等问题。要以活化发展作为传统村落保护的落脚点,从顶层设计、活态传承、模式创新、人才驱动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更有序""更有度""更有效""更有力"。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宗族两面性及其未来

农村宗族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宗族价值观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存在本质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农村宗族的存在可以作为一种制衡性力量,帮助农民抵御地方政府和黑恶势力的不正当干预,从而保障村民自治的正常开展。随着村民自治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开展,宗族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的本质性矛盾将日渐凸显。未来宗族将逐渐退出农村政治领域,蜕化为以血缘为纽带的文化组织。     

乡村文化与新农村文化建设

优美的乡村文化形态与意境、和谐的新农村文化模式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理想形式。中国的乡村指的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林、牧、副、渔业为根本,包括政治、经济、农耕、建筑、民俗、宗族、饮食、居家等等诸要素在内的,由城、乡、村、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乡村传统文化的社会“软控制”功能探析

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传统道德、风俗习惯、民间信仰、家规宗法"等传统文化对维持乡村社会生态的有序运转起到了重要的"软控制"作用。但随着城乡交流的深化,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不断加速,乡村社会原有的传统文化生态链受到破坏,对乡村社会的约束力也越来越趋于弱化。文章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运用生态学系统性和动态发展性等相关理论分析了传统文化对乡村社会"软控制"的历史作用和在新形势下其对乡村社会"软控制"的生态缺失,并提出构建传统文化乡村社会"软控制"生态链结构的对策建议。     

新乡贤文化对农村小康建设的作用探究——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新乡贤文化为例

正乡贤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今随着乡土社会变迁,新乡贤文化能否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特别是能否在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新乡贤文化的内涵乡贤文化是"扎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以乡愁为基因、以乡情为纽带、以乡贤为楷模、以乡村为空间,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村民安居乐业为目标的一种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中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路径探析

在中国传统乡村的现代化转型中,乡村政治仍没有摆脱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束缚,经济形态、组织形态、观念形态的封建残余仍在侵蚀着乡村民众、自治组织、乡村政权和干部,严重阻碍了乡村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此,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是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路径.     

隽永的人文山水图——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

<正>"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这是流传至今的赞誉皖南乡村的诗篇,诗中描绘出一种山水风物幽美,民风人情淳厚的独特意境。在皖南,西递和宏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古民居村落,它们的山、水和田园风光相得益彰,恍如世外桃源,民居形态保存完好,文化内涵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