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建设与敏捷治理变革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高风险阶段且面临多重叠加风险。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5G通信技术为标志的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推动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走向新的发展阶段。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建设,既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治理效能,又需要规避技术风险复杂性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叠加效应。针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敏捷治理完全可以应用到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建设中来,这需要考虑五个维度上的变革:适应性治理理念、风险响应的社区多元共治体系、风险预测与防控的城市与社区联动机制、助推式的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社区层面的首席信息官制度。在智慧社区的推进环节,需要城市与社区的顶层设计,需要充分考虑风险感知、决策分析、组织协同、合作治理、社区动员与科技赋能等多个关键环节及其衔接,以综合打造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敏捷治理体系。     

“一体多翼”善治模式:破解现行社区治理困境的应然选择北大核心

现行社区治理是以政府为主导,物业公司及业委会处于从属地位的治理模式,这种多重治理主体必然会产生利益博弈现象。政府机构、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协同治理社区时,主体之间因权责界定模糊而无法很好协调,导致了社区"多中心治理"下实则"无中心负责"的困境。直面现实,社区治理应向"中心回归",建立以业主委员会为治理主体,政府、物业公司及社会各界处于辅助地位的"一体多翼"社区治理体系。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智慧社区内涵及其建设图景论析——以沈阳市沈河区智慧社区建设为例

智慧社区建设与管理不仅是一项前沿性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社区建设的"沈河模式"在其发展变革过程中,智慧社区建设亦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智慧社区是指综合运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相关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搭建起的信息化、智能化的社区生活空间。沈河区智慧社区建设围绕改善民生、推进公共事务治理水平及提升商业服务质量多维度构建智能化平台,取得了显著成效。     

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建构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社区作为具体化的社会,是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在当前社区治理具体实践中,社区治理精准化成为一种趋势,既是精准回应当前居民多元化需求体现以人为本,也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本文基于精准化治理概念在城市社区应用的概念剖析,梳理了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认为应当以需求导向为前提、多元合作为抓手、整合社区资源实现组织联动为载体和现代信息技术为引擎实现城市社区精准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美国社区治理的原则及启示

美国社区治理是一种以公民治理社区为主的自治模式。在这个治理过程中,多种治理主体包括如政府、社区居民、社区非政府组织、社区企业都平等、自由地参与其中。美国的社区治理历史悠久,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十分丰富,能够为我国发展社区建设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农村社区体制改革模式:比较与进路

农村社区体制改革是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建构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选择,其实质是通过制度创新理顺乡村社区治理主体间权利关系,推进农村社会结构的合理分化,使农村社区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体制改革中创造的村落自组织模式、村社合一模式、村企主导模式、联村建社模式既取得了绩效但也存在限度,其进路是社区事务分类治理。社区事务分类治理要以农民需求为取向、以事务分类为起点、以职能整合为基础、以组织重构为载体、以权利调整为核心、以机制创新为关键、以制度设置为纽带、以技术创新为条件。     

欧洲国家社区治理模式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欧洲各国纷纷实行了邻里复兴计划。尽管欧洲国家的邻里复兴计划是在不同于我国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但因其最终追求的目的是重建社区,提高社区的凝聚力,以支撑城市的长期发展。所以,其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对我国的社区建设颇具借鉴意义。本文对流行于欧洲国家的社区治理新模式——伙伴关系模式——作简要介绍,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社会资本和关系视角下农村社区治理绩效问题研究——基于黑龙江通河等地的个案解析

农村社区治理日趋成为农村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要表现为管理向服务的转变。界定了农村社区治理的相关概念,引入社会资本、关系等视角,在城乡统筹背景下解析黑龙江的农村社区治理,分析农村社区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农村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完善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的对策研究

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既是适应社区治理创新的一种尝试,也是推进地方政府、社区与社区居民良性互动的一种新型结构。要准确反映互动结构中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体制结构的导向性、机制运行的互动性等三个变量。在现实中,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还存在许多弊端与不足。消解的对策是以界定职责分工的边界为抓手,增强地方政府的自律与自觉;以完善服务居民为导向,增强社区的自治与自信;以完善人格为起点,增强社区居民的自主与自强。     

社区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工会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城市，由城市现代化带来的城市社会管理重心下移以及“单位体制”的逐步瓦解，引发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兴起。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居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的共治局面。     

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

社会共同体的自治理念与现代宪政理论的发展是社区自治的理论与思想基础。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指导下的社区选举、社区财务、社区管理服务是社区自治组织自治性的具体体现。社区建设的发展对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能力的提高成为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完善与改进社区选举制度提高社区居民自主推举社区管理的能力，同时，提高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财务自主能力和自我管理与服务的能力以及加强居民委员会的自身建设，是推动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重要途径。     

社区重组与社区发展

本文认为，在现有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状况下，必须进行社区重组才可以促进社区发展。社区重组主要涉及重组社会管理层级、各类资源和人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区全面、协调、科学发展。     

Community of Choice or Ghetto of Last Resort: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the Viability of an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1

The viability of local government‐sponsor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poor ethnic enclaves hinges on the perceptions of residents. If residents view the enclave in which they live as their “community of choice,” they will be more likely to join with local government to coproduce community improvement. Residents who see their enclave as their community of choice tend to hold positive perceptions of neighbors and neighborhood and are less fearful of crime. Conversely, those who see the enclave where they live as a “ghetto of last resort” commonly are not meeting their economic expectations, are uneasy about race related issues, and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desirability of their neighborhood. Government should not employ a commun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preserve a “ghetto of last resort” where most residents remain because they feel they have few option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residents examined here view the enclave where they live as their community of choice.     

西方的社区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领导人在许多场合都曾经说过，农村的村民代表大会、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城市的社区，是中国基层民主的三大支柱。民政部也有这样的设想，希望通过社区来重组城市社会，以适应市场经济以后，人们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这种变化，并通过社区的普遍建立和发展来逐步推进中国     

社区公共物品与社区治理--论城市社区"四轮驱动、一辕协调"的治理结构

城市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的基本单元.然而,在既有的政府垄断性供给体系下,社区普遍存在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改革传统的管理与服务方式,建立新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满足社区不断增长的需求,已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在众多的创新实践中,"社区治理"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本文遵循社区治理的理念,尝试将其深化并落实到体制层面,提出"四轮驱动、一辕协调"的社区治理结构与运作模式,并建议首先在"危改回迁社区"中试点.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从共同体到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国家观嬗变的原因探究

从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看,他的国家观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将国家视为实现人的类本质和类生活的共同体(Gemeinwesen)。然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将国家规定为虚幻的共同体(illusorische Gemeinschaft)。用词的变化反映了马克思国家观的变化。对现实的个人以及社会关系的发现,使马克思对共同体的理解实现了由逻辑到历史的转变,从而导致他的国家观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