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政治拒绝“三废”污染——“废气”之首：公车排放的“尾气”

自从使用了矿物燃料后，大气的污染就成了在所难免的事情。硫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氟化物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在我们周围。而政治生产中的不正之风好像废气，和政治生活掺杂在一起，成为一种规则：公车接送子女上学，迎来送往的吃喝，公房私占私租，冒着参观、考察、学习、培训名义进行的观光旅游，还有包二奶、三奶……     

绿色政治拒绝“三废”污染——“废渣”之尤：“一把手”造孽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工业固体废物的解释如下：工业生产过程中排入环境的各种渣滓、粉尘、及其他废物，可以分为“一般工业废物”和“工业有害固体废物”。     

论合理政府规模与政府行政成本

我国金字塔型的政府机构和行政人员特点 ,造成了我国政府规模过于庞大的事实。政府规模的大小对政府行政成本的高低产生直接的影响 :政府规模越大 ,政府行政成本越高。因此 ,确定合理的政府规模是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     

降低行政成本，实现“中部崛起”

“中部崛起”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湖北实现“中部崛起”,应该以降低行政成本为前提。现在各级政府行政成本高昂是一种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没有成本观念是首要原因。降低行政成本不仅是节约的问题,要从职能转变入手,树立责任意识,同时要实现管理法治化,要在内部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还要加快电子政务建设。     

青色之城的行政“革命”——呼和浩特：一场彻底的行政改革

呼和浩特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曾连续7年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位居第一,这座城市还有“中国乳都”之称,中国每两杯牛奶中就有一杯产自这里。     

严控政府施政失误的行政成本

尽管地方政府部门一再试图撇清渚如“祖龙”、“铁本”等工程的“政府制造”性质，但事实却正是地方政府一些职能部门“越位”的乱作为。以及另一些职能部门琉于监督的行政不作为。共同制造了这些举世瞩目的“政绩”，施政失误所带来的巨大的行政成本。则需要由整个杜会来“埋单”     

民主财政：建设政府成本控制的政治机制

我国政府成本的过快增长造成社会公众日益沉重的负担。但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政府成本的行政控制机制存在较大局限性,实际效果也不理想。政府成本有效控制的关键是建设由立法机构进行的外部政治控制机制。因此,我们需要以加强人大预算审批监督的权力和能力为核心,积极推进民主财政建设,来构筑政府成本控制的政治机制。     

“阳光行政”：公民社会中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为我国公民社会的＂阳光行政＂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改革的意义上说,＂阳光行政＂必然成为公民社会中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题中应有之意和基本范式。     

省管县：“无为”之治

8月25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召开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中央编委委员马凯指出，按照中央部署，国务院机构改革已完成阶段性任务，适时跟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十分必要和迫切。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启动机构改革的试点，进行了诸如“省管县”等积极的探索。这些探索成效如何，积累了哪些经验，又面临着什么样的瓶颈，如何突破？     

“大部制”需有“大作为”

“大部制”机构改革是近期召开的新一届两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并被普遍认为是政府改革的新起点和新突破口。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进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这些当然都是良好的愿望。但是，如果“大部制”改革仅仅停留在裁减或合并机构的表层，恐怕很难完全实现上述改革目标。     

论“十二五”期间的行政体制改革

十二五期间,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和重点。因此,我们既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又要继续优化政府结构,降低行政成本,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探索省直管县(市)的体制;还要健全决策机制,推进政务公开,加强行政问责制,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     

中国法治的政治分析：“笼中鸟”还是“风筝”？——兼评《笼中之鸟：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法律改革》

法治从在西方产生时起就不是远离政治，而是各种政治力量互相妥协的产物。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既非在政治牢笼之中受困，也非在理想中自由翱翔，而更像是受政治之线牵引的“风筝”。     

法国：多头“押宝”打造绿色经济

近年来,由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受到的能源和环境压力不断增大,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浪潮正在席卷全球。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发表的远景报告中,“低碳”、“绿色”等新潮词语比比皆是,它们具体落实的新型产业政策也确实卓有成效。本篇介绍法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些成功经验,供广大读者参考与借鉴。     

“性别”：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评董丽敏《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

在中国,“文化政治”自有其传统根基,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培养了知识分子对政治根深蒂固的热衷与迷恋,同时也潜在地蕴育了中国政治的文化气质。时至20世纪,政治家们仍然延续着这样一种思路,即运用文化的思维、战略和运动来实践政治变革;或者说,文化即政治——无论是三四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但前者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后者则在一代中国人心中埋下了深深的创痛。     

行政强制法：“规范”还是“助长”

8月24日，被称为中国行政立法“三部曲”收官之作的行政强制法草案，进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议程。在27日分组审议中，常委会委员针对草案立法目的、行政强制权设定、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平衡、未来实施效果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热议。行政强制法草案对目前我国行政强制制度存在的“乱、滥、软”起到什么作用？     

“猫型化”趋势与国家公务员行政管理的一种改革去向

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社会的猫型化趋势日益明显。猫型化的从业者具有这样一些特征:注重自身利益、我行我素、不喜欢忙碌、只做擅长的事、没有太大梦想、拒绝盲目奉献、珍惜每天的幸福。顺应社会的这一变化,需要国家公务员行政管理改革采取以人为本的微观化视角,从制度完善、组织文化、职业疆域构建等方面对猫型化职员予以规训,科学开发其卓越的行政能力,提高我国行政机构的行政效率。     

“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与“西方话语权”的打破

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即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的＂一个统一＂和＂四个制度＂的＂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不仅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提供了根本保障,而且对于打破西方政治发展话语霸权具有重要意义。     

“大部制”改革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前提和基础

政府能力是政府实现行政目标的工作能力。在影响政府能力的多个因素中，机构设置处于前提和基础的地位。所以“大部制”改革是政府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在当前地方政府进行的“大部制“改革中，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工作核心，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为工作重点，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同时推进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