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定罪后DNA检测立法评析

随着错案披露数量的增加,DNA检测的作用得到进一步证实.美国各州意识到必须进行定罪后DNA检测立法.司法部采取了相关的调研,随后,立法活动在各州全面展开,2004年<无辜者保护法案>的制定标志着立法进入成熟阶段.在此过程中,涉及对检测动议申请权的宪法属性探讨,律师帮助权以及法官看守职责的分析.迄今为止,立法DNA检测取得较好的效果.研究这一立法历程及其理论争议,既可以了解近十年的法律变革,也有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参与问题研究

社会参与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律、"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及社会治理创新的需要。社会参与实质上是社会力量参与,其主体包括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公益组织及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在合适成年人在场、社会调查、观护帮教、附条件不起诉考察、禁止令的执行及对少年犯的社区矫正等方面可以对司法活动进行辅助与支持。为了实现社会参与的有序性和常态化,应建立有序参与和常态参与的保障机制。有序参与的保障机制包括由检察院推进社会参与、建立信息共享和转介机制以及制定有序参与的程序规范。常态参与的保障机制包括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与社会工作进行整合以及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     

死刑与误判——以美国68%的死刑误判率为出发点

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刑事法方面的教授为主体的一批美国学者对美国1973年至1995年判处的全部死刑案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们统计出了美国死刑案件的平均误判率,推算出了影响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的各项因素与死刑误判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并据此提出了解决死刑误判问题的十项对策。该研究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其对中国死刑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以及改革与完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价值。     

论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定罪标准——以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为视角

在2007年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中,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定罪标准是美方对中方的三项诉求之一.在比较中美国内相关立法和TRIPS协定的相关条文之后,我们发现虽然中美知识产权刑事定罪标准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但都不违反TRIPS协定的要求.两国知识产权刑事定罪标准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对刑法的保障功能和知识产权无形财产权性质的观念不同.     

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

司法是与裁判有关的国家活动 ,司法权也就是裁判权 ;司法权存在的目的 ,一方面是给那些受到损害的个人权利提供一种最终的、权威的救济 ,另一方面也对那些颇具侵犯性和扩张性的国家权力实施一种中立的审查和控制。相对于行政权而言 ,司法权在程序上具有其特性及独立性 ;在组织方面则体现为裁判者的职业化、社会公众的参与、合议制以及上下级司法机构的特殊关系等方面的特征。     

刑事检察领域社会治理中的问题与对策

通过刑事检察促进社会治理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社会治理贯穿于刑事检察的全领域和全过程,当前对刑事检察工作推动社会治理还存在理念上的偏差,推进社会治理实践中也存在缺乏统筹、不善于推进协同治理、专业性不足等问题。建议通过创新办案机制、类案专项推动等机制构建,探索出完善刑事检察领域社会治理工作的新路径。     

刑事社会调查制度之新探——以"湖北省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为视角

湖北省试行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对象不再局限于未成年人,而是适用于拟判决管制、宣告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被告人或拟裁定假释的罪犯,是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但是,此制度仅仅适用于审判阶段,没有涵盖审查起诉阶段,同时也没有和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相衔接,在此基础上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刑事社会调查制度。     

发现冤案的新方法——美国定罪后DNA检测立法及启示

鉴于定罪后DNA检测有助于释放无辜的被判刑人,而这些人通过传统的救济机制难以获得DNA检测,美国联邦及49个州先后通过了定罪后DNA检测立法,赋予被判刑人定罪后DNA检测权。基于维护判决的终局性、节省司法资源和保护被害人权利之考虑,美国现行的定罪后DNA检测立法对被判刑人申请DNA检测限制比较严格。考察美国定罪后DNA检测立法之起因和内容,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程序公正与错案的关系,构建科学的刑事审判救济制度。     

论刑事执行相对人的权利构成——以囚犯的权利为范例

刑事执行权归属刑事行政权的命题必然产生刑事行政与刑事执行相对人这一对基本范畴,刑事执行相对人的权利是刑事执行法治的核心课题,廓清刑事执行相对人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的分野和关系,对深化权利保障理论和规范刑事执行权力运行具有重大意义。     

论刑事定罪适用行政推定之合理性——以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为分析视角

交通事故逃逸,根据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规定,直接推定肇事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进而在刑事定罪上采用行政推定的事实,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何在?本文试图从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法理学角度论证刑事定罪适用行政推定之合理性,以指导和规范司法机关正确适用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     

风险社会视野中的刑事推定——一种法哲学的分析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国家在惩治预防犯罪中面临巨大的压力.在某些特定领域,刑事法价值取向的"钟摆"逐渐向社会秩序利益倾斜,越来越趋向以预防与威慑为核心.刑事法社会保护机能的强化与刑事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冲突可能进一步加剧.在这种刑事法变革的大背景下,刑事推定规则凸显了强化刑事法社会保护机能的功利导向.同时,推定规则以其特殊的结构和功能,尽量降低了对刑事法基本原则的冲击,是兼顾被告人人权保障的一种利益均衡机制.     

如何确保刑事和解的有效性——以加害人为视角

刑事和解能使刑事案件顺利的解决,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保障被害人的权利,有利于加害人重新回归社会。加害人是否真诚悔改,对衡量刑事和解的效果有着重要作用。在实践中,可以通过加害人的调查报告及其事后的行为、被害人的态度、司法监督、社区参与来评价,使刑事和解的作用得以实现。     

公民参与司法:理论、实践及改革——以刑事司法为中心的考察

当前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司法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相较依靠群众原则,公民参与司法这一表述更能体现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主动性。公民参与司法具有参与主体的外部性、参与客体的公共性以及参与程度的实质性等特点,并呈现出社会参与、专家参与、由参与审判到参与整个诉讼活动的发展趋势。其功能则体现为协助司法、制约权力、监督权力等方面。公民参与司法对司法公正、司法民主、司法公信力以及司法能力都具有促进作用。推进公民参与司法应当注重参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我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安排对公民参与司法重视不足,未来应当以参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为基点,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领域全面推进公民参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民参与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的价值提取——以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

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刑事执法理念以及制度均发生了改变,刑事和解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表现。本文以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就刑事和解的价值提取作了简要的论述。     

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反思及完善--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切入点

我国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但是 ,我国的刑事政策自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需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政策的制定应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出发点 ,并以此对犯罪和犯罪人进行分类。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状况 ,我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应采取“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     

社会参与对下岗职工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以武汉市下岗职工为个案

本文主要是对武汉市下岗职工进行个案研究,在实证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社会参与对于下岗职工生活质量的影响,细化社会参与的类别,详细阐明不同类型社会参与对于下岗职工生活质量的影响。揭示社会参与与弱势群体特别是城市下岗职工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     

中国缓刑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社会参与为视角

缓刑是刑罚个别化、社会化的一项重要制度，但在我国无论是缓刑适用的决定还是缓刑的实际执行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参与不足，没有创造条件让社会参与缓刑适用的决定过程和缓刑的实际执行。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可以通过缓刑适用前听证程序的设置和基层社区矫正组织的组建来扩大社会的参与度，使缓刑制度得以实现其应有的价值与目的。     

加强刑事司法数据共享性初探——以美国经验为参考

在刑事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逐步共享既有数据,既能提高数据使用效率,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而且还能通过整合资源,提高司法公信力.由国家财政出资所获取的数据,只要不属于国家保密法所规定保密范围,就应尽可能做到全面地公开,进而便于合理地使用.在数据共享范围和层次上,可以先考虑公、检、法及其它司法机构之间数据共享；然后考虑与高校研究人员共享.同时也可以考虑通过市场手段,促进数据资源合理、有效地使用.     

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的社会参与问题研究——以“民间组织”为视角

反腐工作需要全社会参与,包括国家机关的参与,及除国家机关之外的社会主体的参与.网络时代促进了社会主体之一的民间组织参与反腐的积极性.本文分析了民间组织参与反腐的特点、问题,对解决问题的途径进行了探索,期待可以为民间组织参与反腐败工作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逻辑与机理：社会抗拒的刑事路径考察——以两个个案为样本的分析

通过对钱明奇事件和胡文海事件的考察，我们发现：为了利益博弈，矛盾双方以表达与打压为基本手段展开对立性互动，在强势方持续打压与表达方顽强坚执的拉锯战中，伴随敌意累积、强化和扩散并最终导致以刑事犯罪为手段释放敌意。从正常的利益抗争演进到非现实性冲突性质的刑事社会抗拒，打压为其提供了原动力，打压所输入的风险能量与合法性状态、相对剥夺感的强弱、改变被剥夺境遇的可能性和边缘化人格等因素交互影响、彼此“型塑”共同铺设了社会抗拒的刑：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