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能动性何以实现?——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分析基础

司法过程中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司法能动性.我国主要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大量抽象性司法解释的方式来指引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法律适用,这种司法能动性的行使方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了一定的争议.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权,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应当在纯化现有司法解释体制和审级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辅以判例,并逐步扩大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法律解释权.     

司法解释批复四题

司法解释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所作的答复。本文通过对司法解释批复历史和现状的考察 ,认为由于其建立在案件请示制度基础之上 ,脱离了诉讼程序约束 ,脱离了法定的审判组织 ,脱离了个案案情 ,名不符实。在现行体制下 ,亟待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司法解释批复的质量。但司法解释批复是加剧司法随意性的重要因素 ,最终必须彻底废止     

我国法院司法解释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司法解释尽管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但这种不以个案为背景的司法解释存在诸多问题.在域外,由最高法院制定抽象司法解释的做法极为罕见.司法解释是司法过程的必备环节,但司法解释不能脱离个案,脱离个案的抽象司法解释有侵犯和僭越立法权之嫌,且与立法机关“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性立法形成恶性循环.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司法解释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应尽量抑制和减少抽象司法解释活动,加大指导性案例的供给,并允许地方高级、中级人民法院遴选和确定指导性案例,此外还应该肯定法官针对个案的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权力.     

一名基层法官一天的工作日志

“案多人少”矛盾是目前全国法院面临的困境与难题之一，也集中反映了我国目前司法工作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探寻其解决的途径不仅需要根据各地各级法院的实际情况，也呼唤国家整体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各地法院根据自身的情况，摸索出了一些解决“案多人少”矛盾的思路和方法。本刊推出“案多人少”的这组策划，无意于对目前各地的相关实践作出评价，而意在通过对现有困境的梳理，分析“案多人少”产生的社会原因和现实因素，从而为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刑法解释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有效刑法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两种.目前,我国刑法解释面临诸多困境.由国家立法机关解释刑法合法却不合理,由最高司法机关解释刑法又有违宪、侵权之嫌.尽管理论界对现行刑法解释质疑声不断,但司法界却视刑法解释为办案生命.数量庞大的刑法解释的存在,最终阻碍了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而司法人员素质不高,反过来又加大其对刑法解释的过分依赖.我国刑法解释陷入这种恶性循环的困境中不能自拔,只有改革当前刑法解释体制,取消现行刑法解释中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建立法官适用刑法个案解释机制,才是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     

论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关于我国司法解释规范化的思考

近年来 ,关于法解释的著述颇多 ,但主要是从学理角度探讨法解释的历史延革、学说源流、价值取向和方法模式等问题。而对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而言 ,从制度层面上来规范司法解释 ,以构建司法解释体制更具实务价值。司法体制改革之要义乃司法独立 ,司法解释权的设立正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重要表现 ;司法改革终极目标是司法公正 ,司法解释权的正当行使实为司法公正之保障。因此 ,从一定程度而言 ,司法体制改革乃重构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之契机 ,司法解释体制如何构建亦为司法体制改革纵深程度的标尺。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司法解释…     

表见代理司法裁判中法官集体行动逻辑实证研究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各高级法院2014—2021年1 362份判例的实证考察，揭示了表见代理司法裁判中的法官集体行动，具体表现为外观法理泛化适用、构成要件实用认定及判断标准续造修补。集体行动背后的逻辑是裁判者基于多重后果考量而进行能动司法，同时个案判决认知在多个司法交互场域中互相影响和递归，进而演化出司法裁判“自创生系统”。表见代理司法裁判的“切片样本”分析还表明，本土未来的民法解释体系可能会走向日趋成熟的法学理论、“自上而下”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以及“自下而上”的法官集体行动司法造法三方“共治共构”的路径。     

关于完善刑事司法解释的研讨

刑事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称“两高”,分别简称“高法”、“高检”)分别或者联合就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适用刑事法律的问题,对刑事法律规定的含义所作的、对刑事司法工作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阐明。自《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司法解释工作十分活跃,各自单独以及两家联合制定的刑事司法解释为数不少。这些刑事司法解释对于统一协调全国刑事司法     

法官在刑事司法解释体制中的应然地位

确定法官在刑事司法解释体制中的应然地位,是一个事关中国司法现代化的重大问题.本文在论证法官在刑事司法解释体制中的应然地位之合理性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和司法解释的法学理论,构建了具有相对合理性的刑事司法解释权配置模式,以期通过该模式实现法官在刑法司法解释体制中的"应然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定位的再思考

目前,我国的司法解释经常脱离个案,对法律规范进行规范而抽象的解释,带有明显的"立法化"倾向,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下其合法性是受质疑的;但结合立法与司法实践,有必要赋予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规范性司法解释"的权限,使其成为法律解释的主要主体,同时对于此种法律解释的定位也应制定专门法律从各方面予以规范。     

诉讼证明的困境与金融诈骗罪之重构

刑法所规定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是个在司法实践中常令公诉机关难以证明的问题。对此 ,司法解释与各种学理解释都未能提供合理的解决办法。为彻底、有效地摆脱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证明困境 ,应对刑法的相关规定作修改 ,以使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诈骗行为也能依照刑法规定予以处罚     

从一起案例看确立“余罪”制度之必要性

由于我国刑法未确立“余罪”概念,导致对于宣判后发现的同种新罪在司法实践中陷于无法处理的困境。因此,建议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余罪”及其处理规则的条款,并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以弥补现行立法的漏洞。     

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关于建立多级审判解释体制的构想

目前，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制度很不健全，存在着诸多问题。解释主体的混乱和不一，就是其中一个颇为突出的问题。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在我国，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才享有司法解释权。对此，刑法司法解释权当然不能例外。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不仅有“两高”单独或联合制发的刑法司法解释，而且还出现了它们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依法不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联合制发的司法解释。     

医疗损害赔偿诉讼难题及审判对策

《侵权责任法》第七章留下诸如当事人选择、案由确定、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病历证据属性、鉴定体制等许多实践操作的难题。对这些司法实践难题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已经出台了部分司法解释,但实质性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有一个过程,在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际,地方高级人民法院针对当地的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可以因地适宜出台地方司法审判指导文件。我们现在看到的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四个省市的地方审判指导文件,解决了各地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的一些难题,在制度上有创新之处,且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地方司法审判指导文件的出台,既解决了当前地方上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审理的困境,也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积累经验。     

司法解释场域的“央地矛盾”及其纾解——以“地方释法”为中心的分析

在以统一法制为目标的法律解释体制下,最高司法机关供给的司法解释资源无法满足地方司法机关的释法需求,构成了司法解释场域的“央地矛盾”.为了缓解供需矛盾,地方司法机关开始自发转向“地方释法”,试图以发布地方释法文件的方式实现司法治理效果.中央虽对“地方释法”持禁止态度,但制定的相关规制规范却过于宽松,未能起到应有的限制作用...     

监督促公正——枞阳县人大常委会司法监督工作纪实

几年来,枞阳县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权力机关的职能优势,在监督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完善配合制约机制以及在督办司法个案工作方面依法履职,全面促进了司法监督工作。2001年5月,为依法惩治涉枪涉爆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有关司法解释,其中规定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炸药、发射药、黑火药1000克     

医疗损害赔偿诉讼难题及审判对策

《侵权责任法》第七章留下诸如当事人选择、案由确定、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病历证据属性、鉴定体制等许多实践操作的难题。对这些司法实践难题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已经出台了部分司法解释,但实质性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有一个过程．在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际,地方高级人民法院针寸当地的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可以因地适宜出台地方司法审判指导文件。我们现在看到的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四个省市的地方审判指导文件,解决了各地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的一些难题,在制度上有创斯之处,且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地方司法审判指导文件的出台,既解决了当前地方上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审理的困境．也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积累经验。     

违约金司法调整的标准和相关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如何进行适当的司法干预的问题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但是由于立法语言的概括性和个案纠纷的多样性难以统一,司法解释在适用过程中可能还将面临一些争议,本文试就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一些思路,以就教于各位法官学者。     

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探微

由于立法技术、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法官思维能力以及司法体制等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近年来的司法解释日益呈现出“泛立法化”的趋势并成为司法解释的基本模式。解释程序的主动性、解释内容的创制性与解释方式的专断性等是司法解释立法化的主要特征。司法解释的“立法化”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行法律之不足 ,但却无法证成其正当性与合理性 ,并且没有实现其完善法制、维护法制统一、指导法律实施以及增进社会正义的预期目标。     

党委领导政法工作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以党委政法委功能定位为视角

中国特色的政法体制既不同于传统礼法文化下的“行政兼理司法”,也不同于以分权与制衡为重要标志的西方政治司法模式.政法体制,究其本源是在“救亡图存”和“富强民主”的双重历史诉求下杂糅马列主义、传统治理模式、现代西方法治元素以及中共革命经验而形成的独特社会治理模式,并据此形成制度载体“党委政法委”.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下,关于党委政法委制度的讨论往往裹挟着意识形态纷争、司法体制改革需求以及司法权威重构的现实困境.笔者认为,党委政法委工作方式的法治化、职责边界的清晰化、服务司法权独立行使的职能化,才是其“长期坚持”的法治化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