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治安处罚程序的完善

文章对治安处罚程序中的立案、留置、传唤、调查取证、回避、公开制度、强制措施执行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治安处罚裁量适用问题研究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基本特征就是处罚,而其中的处罚种类、处罚的裁量因素以及各种裁量因素如何具体应用问题,无疑是该法的三个基本要素。仅把治安处罚的种类局限于6种是不全面的。同时,公安机关在具体处罚时必须考虑各种裁量因素,不仅要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弄清法条规定的字面含义,而且还应当弄清潜藏在法条内部的含意,即立法者作出这一规定的本意。     

卧底侦查证据问题研究

卧底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对于某些重、特大犯罪案件的侦破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特殊性极易造成严重的后果,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本文通过对实践侦查工作的调查与分析,结合我国侦查实际,提出在我国应该明确卧底侦查的法律地位,赋予侦查机关卧底侦查权,对如何具体规定卧底侦查提出了构想。     

强迫交易的治安处罚

对强迫交易行为进行治安处罚,必须符合三个构成要件,即该行为不仅破坏了公平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也侵害了被强迫交易人的合法权益;行为人一般是通过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或者采取其他强制力,使他人不敢或不能抗拒,是在违背对方意志的条件下以不公平的价格交易;行为人实施了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的行为。要正确认定交易的违法与合法,准确认定违法责任,认真区分行政处罚权与行政管理权的归属。     

论治安处罚时效

在公安机关办理治安行政案件中 ,经常遇到涉及治安处罚时追究时效特别是执行时效的问题。如何在依法办案中理解、把握 ,值得探讨。     

简论公安机关治安处罚的实体与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实施治安处罚的主要法律依据。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呈现诸多与治安工作不相适应之处。其实体部分的主要问题,一是处罚设定少;二是在新《刑法》中列举的属公安机关管辖的罪名中不够刑事处罚而需要予以治安处罚的违法行为在此条例中没有设定,缺乏衔接;三是其中有些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应该删除。其治安处罚程序部分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地域管辖、立案程序、告知程序、听证程序等,均应加以修改和完善。     

对办理治安处罚案件引发信访问题的研究

自公安机关开展集中处理群众信访问题活动以来,治安系统各部门积极行动,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对策。据统计,在群众的信访问题中,办理治安案件引发的信访问题占了公安机关信访案件的很大比例。因此,分析因办理治安案件引发信访问题的原因、制定相应的工作措施,对于进一步规范治安部门执法行为、加强办案指导、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的产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论行政诉讼中的瑕疵证据

程序违法取得的证据并非都不具有证据的效力 ,一些因取证方式或程序轻微违法而获取的非法证据 ,如果符合一定的条件 ,可以作为瑕疵证据予以补正 ,并承认其证据效力 ,但瑕疵证据的证明力要低于其他合法证据     

电子证据的属性

互联网在带来全新数字化、资讯化环境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关的法律纠纷。网络法 律纠纷的解决依赖于对电子证据的认定,而电子证据证明力的有无、强弱则是认定的重要环节。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电子证据也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等特征。讨论电子证据的证据 资格及电子证据的证明能力有利于进一步确认电子证据的属性,为今后电子证据法的出台提供科 学的参考资料。     

论公文的证据属性和效力

由于公文能有效地记录、传递与贮存公务活动所需的信息,因而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证据功能。从证据法理论出发,公文应当作为书证的一种进行归类。公文除了具备书证的一般特征外,还有自己独有的特征。我国现行立法对不同种类证据的效力没有进行区分,但公文书证应该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     

大数据证据的法律审视及算法规制探析

大数据推动了证据体系“本”的提升和“质”的嬗变。司法审判中,既可以运用“大数据证据”办“大体量案件”,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升华;也可以实现证据体系由海量数据所包围、以算法驱动智慧庭审的新样态。对于大数据证据在审判中的定位,相关学说观点在理论与实务中大相径庭。鉴于大数据复杂海量的特点,不应纠结于证据种类的划分,而应将其看作辅助判断证据的形式要素。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大数据证据的运用面临着两层难题,一是取证、质证等环节存在的问题;二是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由于数据本身具有的算法歧视、非透明等特点,大数据与证据耦合易引发潜在风险。在庭审中,对大数据应当精用慎用,构建“鉴—取—审”一体的证据审查体系;同时,搭建数据信任的桥梁,厘定获取大数据证据的“有限第三方”理论,设置特定指向的公开披露,为算法信任设置正确导向,积极发挥大数据在各审判阶段的价值效能,完善其介入刑事证据体系的逻辑合理性,更好地促进未来证据体系的发展变革。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

刑事诉讼中关于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严肃的司法实践问题,关系到司法机关的公正形象,也关系到人权保障及控制犯罪的均衡选择。制约非法证据效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各国的相关立法和理论也不尽一致。在我国,立法上对非法证据持否定态度,但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尚无明确规定,理论界亦形成了多种主张和观点。因此,必须完善有关立法,并建立证据的庭前审查等相关制度。     

电子邮件作为诉讼证据的法律思考

电子信息的广泛使用使传统的证据概念受到了巨大冲击。在司法实践中 ,电子证据已经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立法上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法律规制 ,使得相关立法严重滞后于司法实践的发展。本文力图从电子邮件本身的特点和证据学的要求出发 ,论证电子邮件作为独立证据的充分性和地位 ,并探讨了电子邮件作为诉讼证据的具体运用问题     

论间接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间接非法证据的采用有放纵办案人员违法取证、侵犯人权之嫌。关于间接非法证据,美国采用的是“毒树之果”理论,德国采用的是“放射效力”说。我国建立间接非法证据排除体系,必须要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价值均衡,合理界定间接非法证据的范围,赋予控方举证责任,设立庭前审查程序。     

论概率归纳法的特征及其增强证据效力的作用

建立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法基础之上的概率归纳法,在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有广泛应用。在司法实践调查取证工作中,概率归纳法在增强间接证据的证据效力的作用上别具特色,一些典型案例的研究可以给人以举一反三的启示。     

电子证据的若干问题思考

随着互联网犯罪日趋增多,如何认定电子证据,电子证据的收集、固定和转化等问题亟待解决。电子证据有五个特点:一是存在的客观性;二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三是内容的隐含性;四是保存的脆弱性;五是形成过程的时空性。要收集、固定和转化电子证据,首先在事先应制定严密的步骤和方法,其次要依法进行,第三不要改变电子证据的原始状态,第四收集要及时。     

调解优先的理念在治安处罚中的运用

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大量增多,在治安处罚中应遵循调解优先的理念,这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应依法履行的职责,也可以说是慎用公权力的体现。在立法中、民警的执法意识上,实践操作中都存在一些问题,应从这些角度更好地去完善贯彻这一理念。     

浅议单方录制视听资料的证据效力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未经对方同意而录制的视听资料能否作为定案的证据,存在不同的认识。文章认为,这种视听资料不能直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可作为一种证据来源进行使用。即对此证据来源先进行核实,再将核实材料作为定案的证据。这样既不违背证据的合法性原则,又不违背实事求是的司法原则。     

治安处罚办案时效的理论探析及实际运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我国公安立法中第一部规定了治安处罚办案时效制度的法律,也是我国第一部规定了行政处罚办案时效制度的法律。从法律规定的立法原意出发,须明确四点:一是公安机关办理治安处罚案件,一般均应在法定的30日或经批准延长后的60日内完成;二是公安机关在法定的期限内案件没有办结的,应当依法继续办理,直至完成;三是造成公安机关办案逾期的原因是公安机关意志以外的原因所致且无法避免的,该事由所占的时间可从办案期限中扣除;四是对第三个结论所列事由以外的原因造成的逾期,公安机关和办案民警要承担相应的不作为或相对不作为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