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

法治，既意味着善法之治，更蕴含着人类对普遍的道德理念价值与终极关怀目的之追求；法治，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规则体系与制度的客观组合，而且还包容了人类在认识与改造主客观世界过程中对自身生活目的和价值理想的情愫记载。道德法律化，既是将人类的道德理想、原则、规范铸为法律的过程，也是善法由此产生并存在的过程；法律道德化，则是使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过程，更是法律得以被社会主体普遍遵守乃至信仰的过程。由是观之，由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当是人类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自然历史过程     

守法与道德——法律道德化及理想法治的实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社会的形成包含两重意义,一是法律为良法,二是公民的普遍守法。良法即符合人类正义道德观的法律,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本文从这两方面来论述理想法治社会的形成。     

论法治的形成与发展

法治与人治都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在寻求一种最佳的治国之道。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统治者推行的治国方略基本上是人治与德治的结合,有关法治的理论的提出可说是凤毛麟角。法治理论不光是很少有人提出,甚至很少有人关注,特别为统治者所禁止。因为历朝君王都推行人治,强调君主的个人权威性和至上性,他们不允许人民违背自己的意愿,同时也不想自己被法律所规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统治者为了寻求一种长效的治国机制,在历经人治——德治后,统治者最终选择了法治,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     

浅析现代法制发展趋势——从道德的法律化到法律的道德化

在法律诞生之初,法律与道德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不管是东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正统法律思想的逐步形成,还是西方罗马法的诞生,这一过程标志着道德的法律化。但随着社会管理经验的积累和文明的进化,要求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更是强烈。由此可见,从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是人类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必然趋势。文章力求通过考察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浅析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过程与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的演进过程。     

法治与德治中“治”的内涵定义探析

尽管诸多学者对法治与德治二者的关系及其关系样态看法不一,但是对于法治与德治中治的内涵定义,却几乎一致。从词源的角度看,治的概念解释有着多义性,既可以从动词的角度加以解释,又可以从名词的角度加以解释;从价值分析的角度对治进行赋义,动态的意义与静态的意义又有着诸多差异。在通说的定义中,治的内涵界定是从动词的词源角度和动态的价值分析角度来加以阐述的。但是此种定义下所导致的诸多概念上和逻辑分析上的矛盾却是不容忽视的。为此,文章通过对通说中治的定义所导致的矛盾进行剖析,来对治的内涵进行厘清与重新赋义。     

浅谈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这首先表现在立法上：第一，重要的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的重要来源。比如，我国历来大力倡导的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在我国的《宪法》、《刑法》、《婚姻法》、《继承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     

论个体道德意识的发展

个体道德意识最初表现为他律。他律是从道德客体的特性里寻找对自身的约束力与限制,因而对道德命令、规范准则要求的理解、接受是简单的,浮浅的。只有通过个体道德意识的反思,他律才让位于自律,道德活动亦由迫于外在的命令、服从上升为个体的主动接受或创造。随着个体道德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他律与自律的进一步协调统一,个体道德意识便上升到理性确定,即道德自由的高度。道德上的意志自由是个体道德人格崇高本质的体现,是真善高度统一的结晶     

法治·德治·公安

道德与人类俱来。道德与法律从来密切。法律的独立与疏远道德。"道德赤字"时代,新世纪呼唤道德。亟需道德价值观补课,达到五项共识。德与法均衡发展,使法律的权威建立在人民自觉的基础上。中国走向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德治工程时不我待。公安法制应与公安道德相结合,公安工作具有道德性,道德预防是公安预防的主要防线,公安道德是公安软实力。公安立法、执法、守法都要坚持伦理原则,应以德建警。     

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相互关系及现实意义

法律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法律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二者关系越来越密切起来。本文就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相互关系及现实意义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论法律至上

法律至上是一切法治国家普遍奉行的原则,是法治之所以区别于专制,人治的根本特性。本文认为在我国确立法律至上思想非常有必要,并就此探讨了保障法律至上的途径。     

从他律道德到自律道德——科尔伯格的道德类型说评介

科尔伯格把道德发展中的他律与自律称为道德判断的两种类型 ,道德类型说是其后期理论的重要发展。称尔伯格对道德判断类型的探讨包括三种主要方法 ,即发展类型方法、亚阶段方法和理想类型方法。理想类型方法又包括理想类型的内涵、他律与自律类型的区分标准以及道德类型的测量方法等具体内容。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必要性——以秦汉唐三代法治思想的变迁为例

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必然选择,我国在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后,又提出"以德治国,在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道德建设"的方针,并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不能偏废。而我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文明古国,先秦以来"法治"和"德治"被看作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方式的争论一直延续整个封建时代,本文即试以"唯法而治"和"德主刑辅"两种主要的治国思想为线索,通过对我国秦汉唐三代法治思想及相关历史情况的分析,从而得出我国现阶段坚持结合"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许霆案看法律与道德

本文以许霆案为视角,简要的分析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就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根源以及其解决策略发表了相关见解,以期对相关的研究工作有所借鉴.     

论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今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江泽民总书记在今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同时也必须坚持以德治国,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学习领会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提高全民素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着重论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阐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如何进一步做到两者的紧密结合.     

从古今法律思想文化看讼案增加

当今,我们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各部门法律体系日趋健全,执法司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然而,为何仍不乏有乐于助人之人被告上法庭并被判败诉,药家鑫杀人案在对其判决关注的背后引发人们对道德的思考,小悦悦事件更是显露出人情的冷漠,道德的沦丧,道德本承载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及优秀文化传统,为何如此多的合法问题或者说不违法的问题却频频与情与理相互冲突?     

邓小平法律思想的实证分析

本文试图运用分析实证的方法来分析邓小平的法律思想,并将其放在严格的典型的法律理论中作一定的分析和评价。按照顺序,分别论及邓小平所理解的法律,他对民主和法制的理解以及他对法治的理解。     

对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认识的综述

本文从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的概念入手,结合中外伦理学家们对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介绍了道德他律和道德自律的联系与区别。     

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密切联系中国法制建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认真总结我国过去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并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思想;江泽民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法制理论,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方略,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

“以德治国”是一种新的治国方略 ,本文论述了“以德治国”的概念、特征、意义及其与传统德治的区别 ,在此基础上全面阐述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之间相融、相异、相济、相斥的关系 ,同时对如何运用这两种治国方略做了简单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