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之改进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官员财产公示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制度。我国目前实行的内部申报加抽查核实的做法尚未能全面实现其功效,应该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推进财产申报的公开,例如,鼓励个人自愿公示,试行随机抽选公示,推行干部晋级公示等。中国要从"运动反腐"转向"制度反腐",首先就要完善反腐败的立法,包括把一些党规上升为国法,实现法治框架下的"反腐新常态"。     

财产公示制度的历史考察和经验分析

中国现行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具体内容和运作方式与国际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所不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财产公示是这个制度体系的核心环节。领导人具有坚定的决心并带头示范,走法治化道路,建立完善体系,遵守公开原则,有健全的配套措施和制度,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基本经验。我国要真正建立起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同样需要高级官员率先垂范,走法治化道路,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和相关配套措施。     

十八大后制度反腐战略

制度反腐应促使权利反腐与权力反腐有机结合。官员财产公示,一是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给政改上保险。二是从两新干部起步,用新增量改变旧存量。三是用公开保持强大压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内权力结构的改革,第一党内要分权;第二步党政分工;第三步党政分开。既要在经济体制上摈弃苏联模式,更要在政治体制上摈弃苏联模式。     

官员财产公示要稳步推进——基于官员财产公示风险评估的视角

从执政风险的视角来看,官员财产公示等不得,它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迫切需要,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是国外成功经验的有益启示;但也不能不讲方法步骤,否则将在政治上引发一定程度上的局部官场震动,在经济上引发非法资产转移潮,在社会上引发部分群众心理不适甚至是失当行为,在国际上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制造事端。为此,执政党应在科学评估风险的基础上,加强官员财产公示顶层设计,在各个层面和部分地区先进行试点,建立健全官员财产公示的配套制度,稳步推进官员财产公示。     

澳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改革与经验

澳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发端于1998年,2013年确立了包含高层官员财产公示内容的新财产申报制度。澳门财产申报制度改革的核心线索是增加财产申报的透明度。首先,用保护公职人员隐私的方式作为推进财产公开的突破口,有效推进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改革进程。其次,用立法的形式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各项规定予以法制化,维护了财产申报制度的权威性。再次,将财产申报只是看做反贪防贪的一个制度措施,而不把廉政的希望都寄托在财产申报上。最后,财产申报制度在满足法律规定的同时,避免给申报人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官员财产公示与教鱼游泳

《南方日报》2009年10月15日刊登羽戈的文章指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现代中国的行进，怎么看都像是一场限制公权力的漫漫长征。虽然十七届四中全会对财产公示有了进一步的规定，但总体而言财产公示依然处于试验阶段。     

我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可行性和路径分析

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国际社会监督政府和官员廉洁从政的普遍做法。我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从公众知情权与官员隐私权方面、配套制度与技术手段方面、中央政治决心和社会稳定四个方面均不乏可行性。从制度方面、中央高层政治决心和策略方面,推进和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亦应有合理路径,即此项制度的建立应尽快变成立法行动,并逐步推进和实施。     

当前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心理障碍及其治理

官员的心理抵触是当前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道障碍,也是最大的障碍。官员心理障碍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原因,治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心理障碍应"对症下药":加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舆论宣传,使官员对其形成正确的认识;制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相关法律,使官员对其树立正确的态度;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配套制度和技术,减少官员对其风险的担忧。     

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构建趋向及实现路径——从韩德云7次议案及其官方回应谈起

自2006年起,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连续七次提出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议案,官方对此的回应从"条件尚不成熟,推行存在困难",到"正在积极开展工作,适时向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到"着手起草建议稿,结合实际对制度设计进行研究论证",这表明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趋向为分阶段分步骤地渐次推进。鉴于当前严峻的反腐败形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不宜过于缓慢,加快这一制度的构建,则不仅需要国家在立法、信用体系建设、监督机制等方面大力推进,还需要作为申报主体的官员明确自身的角色位置,成为财产申报制度的"推动者"而非"阻挠者"。同时,广大社会公众要摆脱传统"官本位"思想的束缚,增强现代公民意识,用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来促成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确立。     

论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的孕育、产生及其历史条件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是对传统的以委任制为主体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一种改革和创新 ,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邓小平同志关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产生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时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 ,它必然要受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其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构成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产生的政治基础。     

韩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路径变迁及启示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反腐利器,素有"阳光法案"、"终端反腐"之美誉.在亚洲,韩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全面、系统,堪称典型.韩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大致经历了萌芽初创、基本确立、修订完善和例行公事四个阶段,期间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触、官僚政治中的权力之争、社会公众的低度政治参与以及对个人隐私权顾虑重重等因素掣肘,发展历程一波三折.韩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对我国的启示:分步实施,逐渐扩大申报范围;多管齐下,不断完善配套制度;加强教育,营造廉洁自律的公共伦理环境;等.     

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理性思考

随着阿勒泰地区和慈溪市先后开始实施官员财产申报,社会各界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讨论.在社会各界的极力赞扬面前我们有必要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对其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应逐步推行.同时,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亮点不仅在于细化的制度设计,更在于如何启动执行力,使之成为一道道不可逾越的铁律,持久发挥其震慑之效.     

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政策分析:趋势、可行性与立法议程

在全世界官员财产申报已经有很多成熟模式和成功范例的情况下,中国的这项制度实践依然停留在较为初级的收入申报阶段上,并且实施效果甚微。本文通过政策分析的视角对中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进行分析,从趋势外推、理论演绎和判断估测等三个维度论证了制度化和法律化是我国官员财产申报的必然趋势,透过政策备选方案类型的视角对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进行可行性分析,并借鉴政策议程的相关理论考察了中国官员财产申报进入立法议程的相关要素、触发机制和时机选择,从政治文化、技术和管理等三个维度讨论了官员财产申报的政策合法化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     

公示请群众来把关

从1999年 5月开始，湘潭市在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先后对 6批 54名拟提任县级党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实行任前公示，市辖 5个县市区也对 9批 40名拟提任科级党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实行任前公示。 任前公示符合上级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干部制度改革步伐，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实施任前公示既符合上级的精神，也突出体现了扩大民主、加强监督这个目标取向。 任前公示顺应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由于过去干部工作某些方面透明度不高，群众一方面迫切希望更广泛地…     

试论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构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举措，经历了雏形发展、实质采纳和破冰实施三个发展阶段，但因缺乏官员群体的认同、相关法律的保障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我国目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还不尽人意。     

地方官员政绩激励的制度分析

"政绩出干部"揭示了政绩表现与官员晋升之间的密切关系,展现了地方官员在政绩激励下的行动逻辑。党管干部、分层考核和绩效晋升共同构成激励地方官员施政的制度要素,形成政绩激励的触动机制,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基本规则。政绩评价指标体系本身可以区分为"正向和逆向""强与弱"两个维度,并且随着政治情境的变化中央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地方官员是被政绩激励制度塑造的理性行动者,他们在不同政治情境下,根据政绩评价指标结构的变化和激励强度的调整而选择施政的重心和方向,寻求政绩指标的最大化。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国际社会普遍采取的一种约束政府官员行为的制度,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有效遏制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行为。鉴于我国现行的财产申报制度存在申报主体和申报范围偏窄、只向上级申报不接受公众监督、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及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发展现状,我们必须从我国建立健全反腐败体系、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借鉴国外在应对腐败和对官员监督方面的经验,加强对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研究。通过试点,争取在全国范围内早日建立并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成为制度反腐的有力支撑,最终通过立法来完善我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论廉洁政治的制度基础

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治成为各国政府和政党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当前我国政治建设的重点和努力方向。"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三者构成了廉洁政治自身完整的内在逻辑,反腐败必须致力于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反腐败的核心和根本之策,当前必须进一步推进涵盖"教育、预防、监督、惩处"各环节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在廉政教育环节,分别针对干部、政府、政治领域加强思想培养;在廉政预防环节,着重制定针对干部的限制特权、财产申报等制度,政府领域进行机构改革、政务公开、财务审计等创新,政治领域严格规范政党行为、加强新闻自由、实现公民参政等;在廉政监督环节,充分调动政府、媒体、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廉洁政治建设的参与;在廉政惩处环节,通过党纪处分、行政处罚、法律制裁等手段,为建设廉洁政治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论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的孕育、产生及其历史条件

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的孕育、产生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对传统的以委任制为主体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一种改革和创新,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从新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任务出发,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重要论述。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的萌芽和产生与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联系。正是由于邓小平这一系列论述的指导和推动,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才开始萌芽和产生。同时,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它必然要受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其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因素也就构成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产生的政治基础。没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和推进,也就不可能有中国公开选择领导干部制度的萌芽和产生。     

“个性官员”现象研究

"个性官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其个性化的施政言行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使之脱离孤立个体而成为一种政治现象。中国体制改革的深层次推进构成了"个性官员"产生的大环境,当前政绩导向的官员考评机制与"个性官员"的产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个性官员"也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社会空间。"个性官员"现象在深层次上折射了官场政治生态,尽管有争议,但它对于制度创新、民主法治化建设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