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臣寇准:北宋官场中的独行者

在皇帝眼里,寇准过于偏执,与其他大臣也屡有冲突。无论君子、小人,都不喜欢他。所以在百姓眼中清廉的寇准,却被同僚认为是热爱宴饮与"摆阔",并成为他们眼中"豪奢"的典型。公元1022年,开封城里又一次迎来了友邦辽国的使者,宋廷为使臣举办了盛大的国宴,朝廷勋贵皆出席宴会以示对友邦的重视。在宴会中,辽国使者遍视群人问道:"孰是无     

皇帝向臣子行贿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无奇不有,居然有两个皇帝向臣子行贿,他们是宋真宗赵恒和明代宗朱祁钰。集天下权力和财富于一身的皇帝居然向臣下行贿,这是为什么呢?     

浅析“靖康之变”的影响和启迪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和繁荣的王朝。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面,使中国归于统一,但随后发生的"靖康之变",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亡。     

庆历新政何以失败

自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以后．北宋进入比较安定的和平时期,至宋仁宗庆历年间,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俨然一派盛世景象。这时候,宋仁宗满以为能够解决西夏的边患问题,于是北宋与西夏进行了全面战争。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北宋军队三战皆败．同时国内还出现诸多兵变、叛乱和民变事件。     

北宋的“政党逻辑”

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宋代名臣都发表过“朋党论”。“朋党论”在宋代密集出现,自然是宋朝党争频仍的折射。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人的“朋党论”中,不乏为朋党正名的观点,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在官方话语体系中,“朋党”是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之“钙”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补足理想信念之"钙",是为了铸就共产党人的"金刚不坏之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之"钙",必须直面有些党员精神缺"钙"这一现实问题。补理想信念之"钙",必须加强理论武装,加强实践修炼,强化党性锻炼,不断见贤思齐。     

西汉前期三大政治集团的“平衡”及其破局

西汉前期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功臣、刘氏宗室、吕氏外戚三大政治集团,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以及最高统治者对他们的驾御和控制,构成了政治大局演变最重要的因素。汉高祖刘邦以盟誓示诚,兼施笼络手段,勉力维持三大政治集团的良性平衡,保证了政局的基本平稳,但是矛盾并未完全缓和。吕太后当政后,尽管她为维持三大集团的平衡而费尽心机,但是由于她冲破了"白马之盟"的制约,强行晋封吕氏为王,从而打破了三大集团之间的微妙平衡,最终导致在她身后宫廷军事政变的发生,吕氏外戚集团被功臣集团和宗室集团联手诛灭。     

习近平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论述:从中国之“治”到“中国之治”

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中国之治举世瞩目。事实上,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保障。习近平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论述,既揭示了中国之治的重要经验,也昭示了中国之治的成功之道。具体而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善治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中国疫情防控的根本价值取向,鲜明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是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的根本力量,也是中国之治的力量源泉。作为战胜疫情的两大利器,科技创新之智与文化引领之力是成就中国之治的重要基础。     

试论党在反倾向斗争中的“矫枉之矫枉”

“矫枉之矫枉”是我党历史上反倾向斗争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矫枉之矫枉”符合事物发展和认识发展的规律,有其哲学上的依据.在反倾向斗争中运用矫枉之矫枉关键要坚持适度原则.     

论马克思“哲学之思”的命题意涵

"哲学之思"即对哲学本身的思考和认识。理清马克思"哲学之思"的基本意蕴对于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本清源式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理解马克思"哲学之思"要以文本文献为基础、以哲学发展史为背景、以总体性思想为方法指导,可以从哲学的本质、特性、内容、来源、宗旨等十个基本方面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之思"。综括马克思在不同语境下、从不同角度出发作出的关于哲学的思考和界说,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之思"的鲜明走向:一种革命的能动的实践哲学观。     

“出位之思”:中西诗学对话的启示

“出位之思”在德文里是Anders-streben ,指一种媒体欲超越其本身的表现性能而进入另一种媒体的表现状态的美学。它作为西方的一个美学概念 ,经由中国学者钱钟书和叶维廉先生 ,基于中国传统的美学立场的再诠释得以拓展 ,而使之成为一个兼具中西内蕴的 ,带有普适性的诗学概念。“出位之思”为我国当前的文化诗学建设带来了有益的理论启示     

试论科学发展观的“新”、“维”、“度”

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之“新”思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思想体现了“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是科学发展观之“维”；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伦理，遵循发展的生态规律，是科学发展观之“度”。     

机关党支部书记的“一”“二”“三”“四”

作为机关的党支部书记,如何履行好“一岗双责”,本人工作的体会是要做好以下“一”“二”“三”“四”：“一”是围绕一个中心。即按照河南省委省直工委的安排,围绕办党组统一部署和机关党委的工作要求,认真履行各项职责,不折不扣地贯彻办党组的决策,不折不扣地执行办党组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完成办党组交给的任务。     

制度在“活”不在“多”

日前开审的"新中国最大卖官案"--马德卖官案,暴露出多方面问题。尤其是相关制度频频失灵的现象,最令人深思。在马德担任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的短短两年内,他卖官所得有600万元之巨。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德在大权在握时非常"重视"干部制度建设,多次提出要"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常委会投票表决制"。在绥化市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又"创造性"地提出:"领导干部和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组织推荐干部,必须署名,写清推荐理由,实行推荐责任制。"组织部门专门为此制定了《推荐干部责任书》。绥化有关县市还提出了"五个不用":"溜须拍马的不用,好吃懒做的不用,跑官要官的不用,平庸无为的不用, 无德无廉、形象不端的不用"。     

丘比特之“针”

她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孩,他老实木讷。她嫌他太没情趣,一直想找个机会戏弄一下他,好让他死心。有人说,爱情是一根刺中心脏的针。他非常认同这句话,因为他的心不知被这根针刺痛过多少回了。     

“不言之教”

读史看到一则故事：战国名将吴起，有一次见一名士卒腿上生了毒疮，二话不说，亲自用嘴给他吸出脓血。知道此事的人无不称颂。     

“例外”之害

按照惯例，分明不当做、不宜做的事情却偏偏还要做，还美其名曰“下不为例”。既然是“下不为例”，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当然也就是“例外”之举——“破例”了。俗语说，没规矩不成方圆，无约束难以至美。“破例”，破坏的是什么？是规矩，“破例”则是在惯例之外行事。     

时间的答案

2010年10月26日,贵州第一次以“全省工业发展大会”的方式,响亮提出“工业强省”战略。     

干部成长中“天花板”困局的破解之道

一些干部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会遭遇＂看得见但够不着＂的＂天花板＂困局。要想破解干部成长中的＂天花板＂困局,一要树立干实事而不是当大官的人生观;二要正确运用年轻化方针选配干部;三要建立健全公开、公平、公正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四要助推干部确立正确的职业预期;五要提升干部＂天花板＂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