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拆迁的地方政府行政能力重构

房屋拆迁是一个系统的目标体系,也是一个动态的利益博弈过程。城市房屋拆迁所引发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凸现出地方政府行政效能不足。和谐社会下的城市房屋拆迁,要求围绕城市建设的合理性、利益关系的平衡性、社会控制的有效性、社会资源的融洽性来重构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包括驾驭能力、治理能力、应急处理能力、自我完善能力、社会关系的融洽与整合能力等核心行政能力。政府要围绕这些核心能力,大力加强政府行政能力的建设与开发,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     

发展中国家政府行政权力定位分析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两大类问题:一为市场过分弱小,无力担当起资源配置的合适角色;一为政府不能实施有效的领导。如何为政府行政权力定位,运用权力解决以上两类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经济管理的中心任务。     

实现权力与利益的整合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

加强对权力和利益的整合,实现权力共享与利益的分享,提高地方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地方政府应面对利益多元化的现实,建立整合利益关系与权力共享机制,发展多元的社会结构,使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由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向网络综合治理转变,从而提高地方政府行政能力,建立健全以利益协调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平衡、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审视城市拆迁问题的三个维度——以“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为例

城市拆迁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过程,但在拆迁过程中由于利益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钉子户"现象。在尊重与保护私有财产的时代背景下,对城市拆迁问题从法律、政府与公民三个维度进行审视,有利于促使城市拆迁工作顺利开展,也使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得到有效的尊重与保护。     

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与节约型政府的建构

行政权力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都是在运行中得以体现和实现的。建立科学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是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的重要保证。有效的载体配置机制,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前提;有效的主体选拔机制,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关键;有效的程序机制,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基础;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保证;有效的信息公开和参与机制,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手段;有效的责任机制,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的条件。     

国家行政改革与政府权力的规范运行

行政改革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现实条件下 ,行政改革是政府权力规范运行和高效运作的条件和保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 ,我国必须深化行政改革 ,以取得显著的行政成就 ,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     

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权力制约

30年来我国政府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目标确定、路径选择、改革方法等方面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从政治和行政两个层面,我国逐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行政体制.政治上的民主和行政上的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两个基本路径,改革目标是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手段制约公共权力,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它给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进一步深化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析地方政府行政服务机构的组织边界和行政权力

本文围绕地方政府行政服务机构的建设和运行,需要遵循什么原则、又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其适度的规模应该是怎样的,在其发展阶段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未来的走向又如何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地方政府行政服务机构的组织边界和行政权力范围,笔者提出从静态层面,主要就“管理部门职能”、“行政文化塑造”、“电子政务建设”、“行政成本控制”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消除负面影响的对策和意见;并针对该类机构的建设规模的“适度”问题,提出了一个动态建设模型。     

从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看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

以城市房屋拆迁的性质分析为起点,不难发现城市房屋拆迁实质是一种行政征收.国家行使征收权必须具备:公共利益的目的、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予以公正的补偿这三个法律要件;以"重庆钉子户"事件法律分析为核心,可以看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立法不完善和制度设计不合理.突出表现为:欠缺公共利益决断机制、程序不当、补偿原则不明确、救济途径不畅.     

"最牛钉子户"案与行政规划的程序法控制

“最牛钉子户”反映出我们对行政规划行为理论研究和制度规范的严重不足。作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普遍使用的行政规划具有行政裁量性的特征,为了防止“依计划行政”代替“依法行政”,行政规划应当具有行政实体法上的依据,更要有程序法的保障。只有通过制定程序的民主化,创立充分反映与该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意向的机制,才能保证规划内容的科学性与合法性,而完善的行政规划实施程序又可以监督违反合法的行政规划的行为,保障既定行政目标的实现。     

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

本文对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梳理。文章论述了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仍在于提高效率。行政民主是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取向,不能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目标相混同;改革要兼顾机构改革与政治职能两个方面,使二者协同发展;目前改革的难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形成良性互动,行政体制本身的改革并不配套和适度,改革在操作层面上有很多阻力。对此,文章提出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对策,并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应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进行     

社会回归——行政权力的演进方向

随着先发国家逐渐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国家行政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上。根据自由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观点,国家权力是由社会让渡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势必要求将让渡给国家的部分权力收回。而这些需要回归社会的权力往往是通过传统的政府的行政职能来体现的,因此,通过调整政府职能范围来重塑行政权力的行使空间,是确保行政权力向社会回归的关键。     

城市房屋拆迁中行政补偿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城市拆迁往往产生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关于补偿问题。目前,我国的行政补偿还不是很完善,主要体现在行政补偿立法不完善,行政补偿的方式单一且标准偏低,行政补偿的范围过于狭窄,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完全以及非政府组织发展不健康等造成的,因此,必须从这些方面来完善行政补偿制度,从而让其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提升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的案例分析——大同矿区棚户区改造工程的证明

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主要体现于对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棚户区改造问题的解决能充分体现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当前,地方政府在对棚户区改造中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在获取信息方面强弱互现,在协调利益方面显出较大不足,在政策执行方面效率很高,在学习创新方面能力较强,在资源支持方面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因此,棚户区改造中地方政府要善于处理优先发展和优先解决的关系问题,重视市场经济手段,承担公正分配与利益协调的责任,逐渐步入小政府、大社会的良性治理轨道,依托典型项目进行延展提升。     

全面提高地方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行政能力

加强行政能力建设,提高地方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是把和谐社会建设落到实处的关键,为此,需要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     

政府再造与政府能力之提升

政府再造对政府而言是一场革命,其实质与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提升政府能力;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政府能力已是一国核心竞争力的综合体现。就我国政府目前的状况而言,可通过创造良好的行政文化,政府组织机构的重塑,合理的分权和权力下放,改革公共服务的提供体制,建立和推广电子政务,培养积极主动和精明强干的公务员队伍等途径来提升政府的能力。并建立健全提升政府能力的常效机制,在政府改革的动态进程中长期持续,与时俱进。     

政府权力的回归与地方治理的向度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原来的"政府神话"、"市场神话"都被打破,政府权力不断地回归到社会与公民。权力的分散化加速了地方治理方式的变革,地方治理的向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更新,集中体现为:从传统的统治与管理转变为以治理与服务为主;从单一权力主体模式转变为多中心治理模式;从传统的科层制向社会网络体系发展;从集权与控制逐步转变为分权与协商。     

论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行政法治化

权力清单制度体现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然而权力清单制度在地方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诸多行政自治现象,表现为权力清单名称不统一、"权责清单"重权力轻责任以及权力清单内容的多元交叉。权力清单制度应遵循形式统一性、程序合法性的行政法治形式合法性原则,同时应遵循裁量限制原则、平等原则以及特权禁止原则的行政法治实质合法性原则。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由行政自治向行政法治转变的进路为:权力清单制度应严格遵守公布前的行政磋商程序、公布后的行政运行程序以及运行过程中的监督程序,确保权力清单制度与立法进行有效的衔接。     

论行政伦理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与影响

作为法律约束的重要补充,行政伦理对行政权力具有多方面的约束与影响,必须从制度建设、决策过程、行政管理方法等层面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权力、信息公开与政府清廉度 ——基于韩国中央政府机关的实证研究

各国政治实践表明,作为公共权力代理人的政府拥有过大权力是诱发腐败的主要原因,而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使得腐败愈趋严重。本文以韩国李明博政府(2008—2012年)和朴槿惠政府(2013—2017年)执政期间的375个样本为对象,依托韩国政府机关权力指数和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等统计数据,采用面板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行政权力大小与政府清廉度显著负相关,信息公开程度与政府清廉度显著正相关。同时,信息公开程度发挥着调节作用,缓解了行政权力给清廉度所带来的负向影响。因此,在行政改革和廉政建设中,必须优先调整政府机关的职责类型,限制行政权力范围,规范权力运作,并积极推广运用信息公开制度,使之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