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关系的探析

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它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本文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中国政府体制中的特殊地位,分析了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关系,重点论述了构建以民主集中制法则处理集中与自治关系的原则。以期实现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关系的正常运转,达到民族团结、国家富强。     

《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评介

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领域,党政关系、中央一地方关系、条块关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三个最基本的政治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以政企分开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中央一地方关系、条块关系的实践调整,但是始终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徘徊。实践表明,在条块分割的政府体系中寻求不同政府主体之间合理关系的难度相当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跳出"条块关系"的框框去思考问题,恐怕相关研究和具体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会困难重重。能不能跳出"条块关系"的固囿,从政府体系的其他结构方式来调整"条块关系",直至理顺政府间关系呢?这些不仅是张志红的《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写作的社会政治背景,而且是全书的逻辑起点。     

疫情防控下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与创新意义

我国央地关系的建构模式能够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治理情境进行动态的协调与平衡。从权力分配、行为动机、体制根源等三个方面阐释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可以解读出疫情防控下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成功经验与创新价值:中央临时"上收"地方应急指挥权,是高效应对地方非常规重大突发事件的创新型权力分配方式;中央领导下的地方政府间帮扶模式,有效分散了中央的应急治理压力;央地之间良性互动与有效协作,支撑国家应急治理体系高效运转;央地关系调整兼具灵活性与多样性,彰显国家应急治理的韧性与弹性;危机状态下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控,有效稳定了国家应急治理秩序。     

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管理多元化发展的分析与启示——以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为例

经济特区的设立是中央政府为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也形成了我国中央一地方政府的新型关系.本文通过分析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的历程,发现中央政府设立经济特区并有效促进其发展的宝贵经验在于,从实际国情出发,将横向权力结构凋整与纵向权力关系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从而最终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良性互动发展.     

利益结构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及其法治化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两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关系上既存在显性的一致性,又存在隐性的差异性.由于权力划分的不明确与利益竞争的失范,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呈现出不协调,而唯有法治化才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途径与理想模式.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新进展——兼论纵向政府间关系的重构

地方政府创新是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业已成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已有研究揭示了两种最具显示度的创新机制,即"自主探索"和"设计试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自主探索"的范围、幅度和可能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地方政府创新出现了不同于"自主探索"与"设计试验"的新形态,即"请示授权",而且这一新形态已经获得湖南、山东、山西、浙江、内蒙古等五省(区)的制度确认,可能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新趋势。作为"自主探索"与"设计试验"的重要补充或综合,"请示授权"将纵向政府间的非正式互动纳入了正式的政府过程,是实现"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良性互动的一种可能路径,它或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厘清纵向政府间的职权边界,型构一种新的纵向政府间关系,即基于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分工进行权力配置,该集中的权力必须集权,该下放的权力彻底分权。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逻辑

理顺政府纵向间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深度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既对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在新的历史基点上深化对调整政府纵向间关系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实践平台。到目前为止,由于各方面对此的认识仍然不够和相关工作还有欠缺等因素,制约了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的推进速度与“到位率”。总体来看,应充分利用好“放管服”改革提供的机遇,细化对各层级政府职责的定位,进而实现各层级政府职责的合理归位。同时,由于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程,还需要相关配套性改革同步跟进,从而为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工作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在此基础上,从树立“政府间伙伴关系”理念着手,全面调整政府纵向间关系,以推动中国政府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点与改革

在中国政府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既具有一般地方政府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独具的特点。特殊的行政环境、特殊的使命与职责、特殊的法律地位与权力构成等等,使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政府在全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行政管理改革逐步深入的背景下,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和艰巨的任务。     

轴心辐射模式:一个制度性分权长期难以推行的解释框架

合理划分各层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即制度性分权是处理政府间纵向关系的主要思路.中国政府间纵向事权划分的工作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主要原因在于以轴心辐射模式为特征的国家整合方式.轴心辐射模式是对中国国家整合方式和政治权力结构的一个总体概括.这一模式通过以下几个中间变量和机制影响和作用于政府间纵向关系.第一,人事任命;第二,地方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机制;第三,对地方政府"一把手"监督乏力使实行制度性分权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第四,党政关系.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

服务型政府建设对政府间纵向关系这一中国政府体制重要方面的调整和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国的政府间的纵向关系在结构性要素上具有权力较为集中的特点,在体制性要素上也有一系列独特性。这样的政府间纵向关系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建设服务型政府对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提出的基本要求是:使各级政府能够有效回应和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推进行政管理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保持与提升政府间纵向关系的优势并克服其不足。     

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消解自治立法的自治属性——自治立法非自治的一个分析视角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的充分行使,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好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自治立法权行使得不尽人意.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现实宪政体制下集权的政治理念和行政化的分权体制.因此,必须将行政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模式转变为立法化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进一步明确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     

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

在政治学上,国家的权力分配一般包括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是横向的分权,指的是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的划分;一种是纵向的分权,指的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划分,对于世界上各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世界上除了极个别小的国家如梵蒂冈外,一般都有一个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的问题.     

中国府际关系的路径依赖和现实选择

目前,西方对府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都已比较成熟,但在中国,无论是上下级政府间,还是平级地方政府间都存在着不得不解决的困境.以横纵两个向度的政府关系为研究焦点,借助“竞争型政府”和“合作型政府”的概念,以及新制度变迁理论,以纵向“钱粮之统”和横向“地域之分”的历史演进过程为例,探究古代中国权力运行逻辑和府际关系设置规则,具体分析中国府际关系普遍存在着纵向的合作性有余而竞争性不足,以及横向的竞争性有余而合作性不足的制度性困境,在此基础上探讨何种制度变迁方式才能更好地解决当下中国面临的府际关系问题,十分重要.     

法律保障央地关系

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立法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原则,是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制度保障。中央与地方关系只有在制度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才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保持一种均衡和稳定的状态。现行《宪法》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但缺乏配套法规,操作性不强,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宪法》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和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总原则,但没有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宪法》列举了国务院的一般职权,但没有明确哪些职权是国务院专     

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研究

本文在纵向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动情况。作者认为,要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必须实行中央适度集权和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混合体制。为此,要在科学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还要发挥法律和政策在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过程中的作用。     

国家能力与政府间财政关系

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研究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演进的逻辑及改革有其学术价值。国家能力两大支柱是市场增进能力和控制动员能力,政府间财政关系通过事权、财权和转移支付制度设计,对这两大能力均有重要影响。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进始终围绕提升国家能力而展开,它在不同时期,在各级政府层面,均有不同的展现:统收统支制度通过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来提高国家的控制动员能力,从而强力推动国家工业化;分灶吃饭制度通过放权,使得地方政府运用辖区控制动员能力来创造市场;分税制有效提高中央政府的控制动员能力,同时中央与地方分别在建设统一市场、促进局部市场发展上合理分工。为匹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行政府间财政关系仍需进一步改革,中央税要导向生产性税基,地方税要导向消费性税基和财产性税基,事权分配要体现事权分置与中央制衡原则,转移支付要扩大分类拨款的比重。     

对我国“大部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大部制顺应了市场经济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它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与服务型政府职能相一致的政府组织体制,是与西方地方自治前提下的中央地方权力功能性分立相一致的。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在实行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应深刻调整中央地方的关系,协调与党的机构、人大政协机构的关系,从决策、执行、监督相一致的高度设计,打破目前部门利益格局的权力运行框架。     

从行政性放权到制度化分权: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改革趋势分析

30多年的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的调整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性放权,作为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特定产物,其将会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中被否定。制度化分权替代行政性放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走向制度化分权的改革进程中,要注重建立宏观层面和微观主体的沟通机制,强化顶层设计在整个改革中的核心作用;赋予公众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管理和监督的权力,将自下而上的监督同自上而下的监察相结合;建立独立的具有较高权威的中央地方权力分解、确认和裁判机构。     

制度竞合：中央与地方关系演进的必然趋势

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激活了当地经济，但中央对这种创新行为回应的滞后甚至默许又造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罅隙，进而形成地方保护。因此，必须通过分化政府职能、调整权力结构、健全决策过程以及重构绩效评估机制来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制度竞合。     

央地财政关系新论:基于权力清单的考察

权力清单的发布既是政府自我约束权力的体现,更是政府职能的整体梳理。而财税权力清单作为央地财政关系中的一种配权工具,通过对其进行纵横向度的比照,也有助于厘清各级财税部门的事权,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规则之治。但是这种权力清单式的划分的效力和效果如何,是否足以完成纵向府际之间的事权划分任务,显然存在疑义。基于规范央地财政关系的考虑,极有必要从地方财政自主权、事权划分视角反思当下的财税权力清单制度,进而对其进行体系优化。也唯有优化财税权力清单内容,建立健全责任清单制度,规范清单的动态调整机制,才能促进财税权力清单的规范行使,助推权力清单的深入实践,实现央地财政关系的深度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