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

１９５９年“反右倾”整风运动曙初１９５９年８月，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并决定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于当年８月至翌年３月，在湖南全省组织开展了以＂反右倾＂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整...     

不是杞人忧天，是忧人民吃饭

1959年庐山会议后。紧接着在全党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李先念由于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被斥为“右倾思想”严重，首当其冲成为国务院财贸口的批判对象。     

1959年庐山会议反倾向问题之我见

关于1959年夏季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反倾向问题,党史学界大多数认为,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前期是纠“左”,后期是“反右倾”。《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所刊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一文,则提出了庐山会议“始终是以反右为主”的观点,即认为庐山会议不仅后期是以“反右倾”为主,前期也是以“反右倾”为主的。对上述两种观点笔者均持异议,现提出自己有别于上述二者的看法,不妥之处,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张闻天庐山犯颜直谏

在1959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张闻天这两位共和国的功臣,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对“三面红旗”的“罪人”,彭是“主帅”,张是“副帅”。张在庐山会议上的长篇发言,犯颜直谏,是促使毛泽东决心发动反右倾斗争的最后一剂催化剂。     

张闻天的政治品格与悲剧人生——对“新跃进”到调整时期的观察与思考

随着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斗争而来的是“新跃进”狂潮,这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时期。从“新跃进”到调整时期,“大跃进”难以为继与继续“大跃进”的冲突,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难曲折的探索。身处逆境的张闻天,以冷静思考应对莫测变局,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维护党内民主的尊严,演绎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人生。     

也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问题——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以下简称《刍议》)提出3个主要论点,一是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未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判反冒进;二是从庐山会议通过的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看,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三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出发点是反右,因此才把主张彻底纠“左”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以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一、《刍议》指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曾经提出过纠“左”的概念,而应着重考察是否在实际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也在多个场合下表达了批判“左”倾错误的思想。     

周恩来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研究述评

反对错误倾向,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建党原则之一,也是开展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体现。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错误倾向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主要表现为“左”和右两种倾向,它们都从根本上脱离了实际,危害革命和建设事业,给党的发展带来损害。中国共产党在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同“左”右倾错误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可以说是在反对“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而周恩来在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漫长历程中,几十年处于党的领导核心,经历了多次党内反倾向斗争的风雨考验和磨炼。因此,他在党内反倾向斗争中的基本实践活动、成功和失误,以及理论方面的建树,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加以探讨。本文从三方面对周恩来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研究作一评述。     

“事久自然明”：庐山会议为彭德怀洗清了一桩历史冤案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一封给毛泽东的信激起了千层浪，后被错误批判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但就是这次会议“在批判和斗争彭德怀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段与会议主旋律不相和谐的插曲”，反而为他澄清了一桩背了20多年的历史冤案，卸下了“反毛泽东”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件事是庐山会议上唯一让彭德怀聊以自慰的事情。     

周小舟庐山会议给毛泽东的信发出前后

湖南省档案馆现今保存着丰富的“反右倾”运动档案材料。其中有一份中共湖南省委工作会议印发的文件,内容为会议重印周小舟1959年8月13日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的信,文后附有信的原稿影印件22页,文件开头用黑体字印有编者按:“……这封信在发出之前,经周惠同志作了修改。”此信主要是把他在庐山会议前后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及相关人员的交往以及他自己的思想状况向毛泽东作汇报。重要内容有:与彭德怀的来往和谈话经过;与黄克诚的关系;与张闻天的一次谈话;与李锐的关系;与胡乔木、杨尚昆的谈话;自己的思想状况和严重错误等。 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档案文献。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经     

军内反思:1958年那场反“教条主义”斗争

1958年开展的反"教条主义"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军内开展的第一场斗争,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在军内展开的范围、影响都比较广而深,后果亦比较严重的斗争。相比于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后的揭批彭德怀"反党集团"和1971年10月以后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后两者更多的则是党内层面、国家范围内的斗争,已超出军队范畴。也正因为此,1958年军内开展的反"教条主义"斗争,就具有特殊性和唯一性。     

让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彭德怀“八万言书”历险记

在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之后，会议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的批判，并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反党集团”的斗争。这一历史事件，几乎是妇孺皆知。然而，lop年6月彭德怀再呈中央“八万言书”，以及这封长信的历险过程，却是鲜为人知。彭感怀说：我最快刀岁的人了，不能把卖国贼的罪8背到格村里去l我要把自己的一生都写出来，让历自真相大白…     

建国以后阶级斗争问题的四次升级

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左”倾错误的产生和发展,党史界通常称为四次升级。 1、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导致对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更改。 2、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     

邓小平1961年的庐山之行

1961年,新中国正面临着三年自然灾害和"反右倾"斗争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当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工作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以往工作中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等错误做法,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学习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思想

1955年下半年,随着党内对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所谓“小脚女人走路”的“右倾”观点的批判,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不顾客观实际,盲目追求高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因而,从1956年年初开始,为了组织好1956年的生产建设和实事求是地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在经济建设上曾一度开展了反冒进斗争。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反错误倾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从哲学层面对“左”、右倾错误思想作了科学分析,并且同“左”、右倾错误倾向做了坚决斗争。邓小平则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这一思想。把反对“左”、右倾错误思想路线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辩证地统一起来。     

参加广州调查和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

一、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继续“大跃进”。有些地方,正如火上加油,搞得更“左”了。几个月后,到1959年11月、12月,河南的问题、安徽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但还没有反映到中央,也没有反映到毛、刘、周、朱他们耳朵里。1959年12月,我们陪同毛主席读书,毛主席心情很平静,好像天下太平,没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问题还没有反映到他那个层次。     

历史牢记1961年——记实事求是变为全党的行动

1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加上1959年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使主观主义猖獗,实事求是难行。一些敢于讲实话、说实情的干部受到批判。1958年至1960年,党在指导工作上发生了严重失误,加上连续的自然灾害,使我国经济受到严重     

逆境中的陈外欧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陈外欧将军历经了“反右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并经受住了多种疾病的磨难与考验。逆境中,他始终保持了一位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伟大胸襟和高尚情操。正如王震对陈外欧的评价那样:“陈外殴同志是个好同志,骨头是硬的,心是红的,对党始终忠心耿耿。”     

胡乔木参与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

庐山会议以后，进行“反右倾”。继续“大跃进”，“左”倾错误越发严重。工业生产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造成各方面紧张：农村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破坏农业生产。加之自然灾害侵袭。还要偿还苏联的巨额债务，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人民生活极其贫困。河南、安徽等地发生饥荒和非正常死亡等突出问题。     

毛泽东亲点邓子恢参加广州会议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全党“反右倾”,继续“大跃进”,这股风气蔓延到农村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大包干的风潮。进入60年代,全国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征购大幅度上升,频繁的自然灾害加上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国家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农村的面目更是惨不忍睹：农民卖过头粮、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普遍出现，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据统计，此时安徽的人口死亡率高达6．8％，即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被饥饿或者是疾病夺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