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治理:韩国民主进程中的市民组织

近些年来,在以发展型国家著称的韩国,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影响不断增强.本文分析了韩国民主巩固进程中市民组织的政治化问题.论文通过分析市民组织在政策过程中的三个政治活动案例,揭示了韩国市民组织的组织特征和政治功能,最后还对韩国市民组织的特征与日本市民组织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并对韩国政治中市民组织在新型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前景进行了评价.     

治理视野下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机制的构建

随着公共事务的纷繁复杂和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使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公共事务治理领域的“关键加入者”。非营利组织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物品、培养公民精神和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两者都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政府应积极地转变职能,合理界定公权力、制定法律法规、加强沟通,促进信任。非营利组织要强化自律,提高社会公信力,回应社会的需求。     

起点信任与过程信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北大核心

合作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的良好关系形态,实现合作治理需要以政府认同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和合作治理系统的建立与维护为前提。合作与信任具有同构性,信任机制可以解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双阶逻辑。从起点信任和过程信任等不同信任阶段看,政府对社会组织低度信任的刻板印象在于政府制度供给能力的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实现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社区治理中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研究

以社区治理项目为研究单元,对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对参与社区治理项目的价值认同推动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建构合作关系;它们之间的资源互补,与受助者在社区治理中的共同决策是合作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其中,行业协会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公益平台、协调推进、宣传推广的作用。研究说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参与社区治理可以成为企业履行社区责任、发挥社会治理效应的常态。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于构建良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恢复与兴起、严格管理与控制、培育扶持与监督管理三个阶段。当前,法律制度与政策的不健全、双重管理体制的障碍、政府职能转移界限不清、税收优惠力度不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规范缺失、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是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良性合作关系的阻滞性因素。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相关法律规范、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妥善调整与渐次转移政府职能、改革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规范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演进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基于新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分析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尝试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应对这一危机的理性选择。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了社会国家化,相应的治理模式是全能型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相分离,相应地,其治理模式则是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近年来,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影响相叠加,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并且越来越复杂,使得社会治理问题愈益凸显,服务型治理模式成为有效应对治理问题的新模式。     

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20世纪后期,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从80年代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们分别是参与治理、社会自治和合作治理。参与治理是在民主行政的理想追求中出现的,社会自治是在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中展现出来的,而合作治理则是社会自治力量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前两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扬弃。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为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     

西方治理理论引入的社会条件分析

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治理理论,源于西方学术界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效。治理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政府与市场二分的一种超越,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是治理在西方的盛行,必须存在其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或者说是载体。因此,在没有对引入治理理论的社会条件加以客观理性分析之前,不要把治理理论当成包治百病的妙方,更不要盲目引入治理理论。     

我国公共服务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障碍与对策

公共服务领域需要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服务的挑战。二者的合作虽然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认识、法律和制度层面的缺陷,还面临诸多障碍。通过建立双方的互信关系、创造支持合作的管理体制、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等途径可以推进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实现与政府的互动合作。     

非营利组织管理创新及其研究价值——从“全球性结社革命”和合作治理谈起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性结社革命"的兴起推动了人类社会治理从管理到合作治理的重大转变。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的新形势,势必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提出相应的变革要求。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下,管理与服务的位置颠倒过来了。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创新既是来源于合作治理,又是为了更好地合作治理。从合作治理的角度研究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创新,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从良政到善治:国家治理的发展阶梯

从追求"好政府"到注重"好政府"与"好社会"的良性互动,体现的是从"良政"到"善治"所代表的统治理论和治理理论的范式转变,是实现社会创新的新手段。     

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回溯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同时也是市民衬会的三种理论形态.即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和当代市民社会理论.20世纪70年代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复兴,并于90年代初被引入中国.市民社会理论是一个复杂的并且经历了重要历史变迁的理论体系,推进中国市民社会的理论研究需要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形态进行回溯和分析,以准确理解市民社会理论,把握市民社会理论的真正内涵.     

协同治理视域下政社合作机制研究

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受人们关注,政社合作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途径进入公众视野。但政社合作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角色困境、合作意愿、制度环境不成熟等许多制约因素,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协同进行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理论的引入为政社合作领域提供一种社会管理新机制,在这种新机制下解决政社合作中的现实问题以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路径选择

十八大以来,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中国政府行政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然而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合作共治中有怎样的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出现的合作共治才能充分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的优越性,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合作共治的发展和完善。据此,本文在界定社会组织的基本内涵与合作共治的领域边界的基础上,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希望对合作共治公共治理新模式的推行有所裨益。     

市民社会:学理分析还是实体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社会发展的结构性转型推动了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蓬勃兴起和快速发展。分析过程中,研究者主要沿着两个视角展开:或把市民社会看作一种学理分析资源来研究,或将市民社会看做一种实体社会资源来分析。不同的研究目的,决定了研究者不同的视角取向,因而两种不同视角不是截然对立的。无论是作为学理资源,还是看作实体建构,市民社会研究都有其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显见价值。     

苏州非营利组织合作营销探索的案例分析

目前苏州非营利组织合作营销缺乏,根据非营利组织的分类,提出了不同类型非营利组织的合作营销模式:文化类非营利组织的合作营销;卫生类非营利组织的合作营销;社会福利类非营利组织的合作营销;基金会的合作营销。合作营销将对苏州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     

论以社会制约政府--兼论市民社会在我国的意义

政府与社会是古往今来学者们所热切关注的。在本文中社会指的是市民社会 ,政府起源于社会 ,而且政府只是作为社会的工具 ,其存在是为了实现社会蕴含的自由和平等。在现实中 ,由于政府具有自我膨胀的本性 ,导致了“强政府 ,弱社会”的现状。而这种局面有许多的缺陷 ,所以在世纪之交“政府权力回归社会”成为一种趋势所向。那么 ,社会怎么能制约政府权力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加以分析 ,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如何加强社会制约我国政府权力的机制。     

社会影响力债券模式下的养老服务合作治理

老龄化社会的迫近使我国养老社会服务供给面临巨大压力,倡导多元合作供给,创新理论、方法和实践已经成为解决我国老年社会服务问题的必由之路.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利用社会影响力债券这一方兴未艾的社会治理工具,联结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使三方共存于同一个利益诉求整合、平等磋商协作的框架下,能够为我国社会养老服务的合作治理提供更高效的供给模式和更稳固的合作模式.以老年健康服务为例,基于社会影响力债券的运作理念,构建社会影响力债券的合作模式,关键是需要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评估机构共同为主体;以实现提供高质量的养老健康服务、节省政府开支、提高资金效率为目标;以第三方评估和数字物联网技术实现过程涵盖式的结果控制.同时,坚持基于成功结果导向的付费机制,倡导互信,维护多元互益的合作机制.基于社会影响力债券的养老服务合作治理模式能为破解社会养老困局提供参考.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