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美国隐性腐败治理与借鉴

腐败，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制度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顽疾。相对于传统的显性腐败，隐性腐败具有隐蔽性深、腐蚀性大、欺骗性强、渗透性烈、手段灵活及危害渐显等特点。在当代社会，美国在治理隐性腐败的制度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卓有成效。鉴于隐性腐败的共性，美国的做法对我国预防和治理隐性腐败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官员腐败的内在机理及其治理网络建构

官员具有"经济人"的特征,既有实施腐败行为的可能,也有不实施腐败行为的可能,其内生动力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建构的决策空间,依赖于制度建设的质量和官员个人的羞耻度。反腐败的成效好坏不限于要求、规定或条例堆砌的多少,而更多地取决于是否能从制度要素建设升级为显性制度架构与隐性制度结构并重的制度体系网络建构。     

构建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程序探析

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是为了提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力度和透明度,加强社会公信力,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新的《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与此相配套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不但能够促进和完善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上提制度,更好地加强职务犯罪案件的内外部监督,还能为建立新型的良好的检察机关与律师的关系奠定基础,对检察机关和律师来说是利益博弈的双赢.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美国隐性腐败的治理

隐性腐败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顽疾，具有隐蔽性深、欺骗性强等特点。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美国在预防和治理隐性腐败方面建立了积极有效的制度，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中美两国隐性腐败的成因具有共性，这为中国借鉴美国经验提供了技术性支持。为治理隐性腐败，中国需要建立公权和私权的割裂机制，加强思想教育，规范公务人员的道德行为，推行财产公示制度等。     

从经济人假设的视角论当代中国的隐性腐败

当代中国的隐性腐败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全面改革战略的深入推进必然要求我们在治理隐性腐败方面有所作为。借助于经济人假设的视角可以发现,当代中国隐性腐败与人性中的自利和理性密不可分。因此,隐性腐败的治理必须从经济人假设入手,摆脱传统的运动式治理方式,通过制度预防、法律惩治、权力监督等措施,形成隐性腐败治理的新常态。     

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基本特征与制度解析

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上级政府需求主导型偏好结构、精英政策模式为主轴的政府过程和强制性工具为主体的政府工具选择结构。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形成的制度变量包括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显性制度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领导制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隐性制度包括党组织是各级地方政府体系的中枢、上级政府占支配地位、权力运行人格化和非正式关系影响政府过程。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共同构成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形成的制度变量。     

高校领导干部腐败现状及其治理策略

我国有两千多所高等院校,两百多万教职员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庞大社会群体。近些年来,高校领导干部腐败案件易发、多发,并呈现涉腐干部位高权重、数量和金额不断增大、腐败呈群体化倾向、学术腐败较为隐性、腐败渗透到各层次大学等特点和趋势,应当引起高度重视。预防和治理高校领导干部腐败问题,应当着力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高校权力运行机制和学术评价机制,建立重大事项公开制度和廉政风险制度,加强高校防腐专项巡视工作。     

沉默权的分类与选择

沉默权从不同标准出发主要可以分为绝对的沉默权和相对的沉默权、行为意义上的沉默权和结果意义上的沉默权、明示的沉默权和默示的沉默权、显性和沉默权和隐性的沉默权以及审讯沉默权和审判沉默权。我国事实上已经确立了结果意义上的、默示的、隐性的、相对的沉默权制度。在现阶段没有必要引进行为意义上的、明示的、显性的审讯沉默权制度。     

腐败治理：解释框架、逻辑基础与制度设计

从经济学角度探寻腐败行为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无疑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分析视角。官员接受政府委托,成为政府代理人,他们在行使公共权力时是否进行权力寻租,常常会在成本-收益之间进行博弈,本质上是理性经济人的选择问题。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涉及腐败行为暴露概率和暴露后果两个重要的终极变量,这两个变量的计算结果将影响到腐败行为的选择。这为腐败治理的制度设计提供了路径:一方面要加大腐败行为的暴露概率;另一方面要提高腐败行为暴露的代价。     

油气田企业腐败案件发生的特点及对策

油气田企业腐败案件发生有其自身特点,滋生原因有油气田发展形势影响、价值观念发生扭曲、监督制度不到位等。深化反腐倡廉教育,抓好管理人员强基固本工程;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狠抓制度有效执行,执行有效监督,坚决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等,都是预防腐败案件发生的有效手段。     

沉默权的类型化研究

尽管国内学者对沉默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主要是从内涵挖掘历史演变的角度出发,缺少从外延方面的类型化探索。沉默权从不同标准出发主要可以分为绝对的沉默权和相对的沉默权、行为意义上的沉默权和结果意义上的沉默权、明示的沉默权和默示的沉默权、显性的沉默权和隐性的沉默权以及审讯沉默权和审判沉默权。我国事实上已经确立了结果意义上的、默示的、隐性的、相对的沉默权制度,在现阶段没有必要引进行为意义上的、明示的、显性的审讯沉默权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腐败滋生风险探究

熟识的场合中，个人利益依靠“人情”联系起来的人际关系仅凭借个体的力量难以得到实现，因而“互助”成为潜在规则，对国家制度造成破坏。非熟识的场合中，除非行贿、受贿的预期损失极大并超出双方各自的预期利益，否则博弈双方更倾向于做出行贿、受贿之决策。足够强大的腐败规制力量是权力拥有者拒绝走向腐败的最后一道防护门，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及检察机关主导作用下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为腐败的滋生留下空间。     

反腐败与树正气

反腐败要反"显性腐败",也要反"隐性腐败"。拿了"俸禄"不好好工作,消极怠工懒散成习,此风蔓延同样会腐蚀我们的肌肤。治理整顿的举措是树正气,由此使每个人能保持政治坚定、思想纯洁、遵守纪律、作风务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办好社院齐心协力。     

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医疗领域职务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当前制度安排的缺陷。我国在医疗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以药养医"体制,使公立医院逐渐丧失了公益性,强化了医务人员的逐利动机,导致医疗腐败案件日趋严重,而医疗腐败的加剧,又使医疗体制改革面临新的困境。罪犯从事腐败活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亦即对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的权衡。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出发,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职务腐败的成因予以理论分析,并提出预防职务腐败的一系列相关对策。     

论国际民事管辖权的扩张——基于国家之间的非合作博弈分析

国际民事管辖权是指一国法院或具有审判权的其他司法机关受理、审判具有国际因素的民事、商事案件的权限.对于国际民事管辖权规则的确立,我们可以运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和完全动态信息博弈理论进行分析.无论何种形式的博弈都导致各国采取扩大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策略,引起了国际民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造成了较差的博弈结果.在非合作博弈中,此种情况无法改变.从目前的各国实践来看,各国多采取各种方法扩大本国的国际民事管辖权.     

社会转型、利益博弈与制度成长——以《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为个案的研究

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分化必然带来利益分化,而制度化、合规则的利益博弈有助于实现利益均衡,促进制度成长。以《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为个案,考察其具体的修成过程,有助于厘清社会转型期中国利益博弈的基本状况。《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过程充满各个利益主体间激烈的利益博弈和相互妥协;立法过程中体现的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精神有望固化为一种制度,从而对中国的制度成长产生深远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利益博弈的过程中也存在话语权不对等、非均衡博弈等缺陷,因而,我们需要规范利益博弈过程,抑制强势利益集团过分的利益主张,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实现利益博弈与制度成长的良性互动。     

浅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隐性教育及其思考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两种重要方式，在大力推行显性教育的同时，如何把隐性教育渗透进去，是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所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分别从隐性教育的含义，特征，必要性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何有效地发挥隐性教育的作用，使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地开展。     

腐败的根源与治理——兼论邓小平的反腐败思想

从近年来全国所查办和披露的腐败案件来看,腐败发生的频率高,涉案金额不断加大,犯罪主体的职务越来越高,涉案范围越来越广。通过对我国社会腐败现状的分析表明,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只有从根源上客观、准确地认识腐败才能在实践上有效地防治腐败。现阶段我国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不良思想对领导干部的腐蚀,二是我国制度和体制的不完善,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因此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完善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构建腐败犯罪推定规则之思考

腐败犯罪推定规则设置的初衷和价值追求,是严厉打击腐败犯罪。我国关于腐败犯罪推定规则的规定极度缺失,有必要借鉴国外特别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腐败犯罪推定规则的规定,从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构建腐败犯罪推定规则,以适应对腐败犯罪追诉的基本要求。     

以刑事诉讼规则为指导推进案件管理工作

推进案件管理机制改革意义重大.案件管理是刑事诉讼规则应有的重要内容,在刑事诉讼规则中增加案件管理内容是新形势下案件管理工作发展的需要,是严格规范案件管理工作的重要举措.新修改的刑事诉讼规则对案件管理工作的范围、流程、方式等都予以了明确的规定.案管工作的推进有利于修改后刑事诉讼规则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