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主体结构的重建——以类型化为视角

民事主体是民事立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建什么样的民事主体结构,该结构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民事立法的成败。当前学界的观点往往是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和构建自己的民事主体结构,显得有所偏废。鉴于此,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民事主体进行类型化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以类型化为视角,在评价现有民事主体结构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民事主体本质和“类似性”认定的阐述,提出重建民事主体结构的“一环四分说”,以期有助于民事主体的多维度研究。     

论民间借贷的合法化——以民间借贷主体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金融有效地弥补了正规金融资金供给的不足,为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民间借贷却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不时被国人冠以“非法集资”、“高利贷”等罪名.从不同的民间借贷主体出发,对我国现有的民间借贷作出分类和归纳,并就不同民间借贷模式的合法性进行评论和分析,最后对完善我国民间借贷立法提出一些有益的设想.     

审讯工作边界刍议——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视角

审讯工作的边界,从理论角度看应为不得侵犯嫌疑人的自由意志;从法律文本的角度看,应为不得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从案例角度看,应当高度重视法院已经做出的涉及肉刑和威胁的典型排除案例。     

强制医疗程序的问题探析——以主体责任构建为视角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填补了强制医疗在程序法上的空白。尽管立法机关对强制医疗程序有了进一步的细化,但是司法实践上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索。通过对强制医疗实施环节上的各方主体责任加以明确界定,从机制上保证强制医疗措施的依法适用,能有效预防精神病人对社会和公民的再次侵害行为。     

论医疗纠纷专业化人民调解组织机制建设——以四川省乐山市为视角

医疗纠纷是当前阻碍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一大社会问题。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是通过引导医患双方平等自愿调解纠纷,推动医疗纠纷非诉解决的一种途径。目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存在诸多制度性问题,必须通过去行政化改革,理顺运行机制,提高调解供给侧保障能力,提升调解公信力,更好地为医患双方服务。     

论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新模式——以刑诉法修改为视角

新刑诉法修改后,对职务犯罪侦查技术侦查的确立、证据种类的增加、证明标准的修改、相关强制措施适用条件的改变,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时规定了律师提前会见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与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也使职务犯罪侦查面临着严峻挑战。     

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视角

党的第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自从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服务型政府的概念以来，近几年很多地方政府都开始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和效果。但由于受过去政府管理模式的惯性影响，以及现阶段我国公民社会基础比较薄弱，缺乏完善的法治秩序和市场秩序的现状来看，要走出管制型政府模式，建立一个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还须进行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论检察公诉环节刑事调解模式的构建——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刑事诉讼领域要求检察机关更加注重社会效果.检察机关在公诉环节引入和实施刑事调解制度,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检察刑事调解模式的构建应在调解的参与者、适用范围、程序设计、配套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完善.     

论行政主体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治理——以行政参与为视角

行政主体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是现实中较为常见的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一方面损害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害法治。这类违法行为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防范,究其原因是现行管理行政模式下的法治手段存在信息收集不及时、成本高以及监管者能力有限等不足。针对该问题可以引入行政参与制度予以治理。行政参与制度是不同于事后责任制度的事前治理制度,引入行政参与制度应当将设定行政参与权、参与事项、参与程序作为内容,将遵守国家秘密、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合法利益作为其参与限制。而落实到我国的法律制度中,还应当就信息公开、参与范围、参与程序、参与责任以及参与救济制度进行完善或建构。     

论公务员培训激励模式的构建——以期望理论为视角

本文以弗鲁姆的期望理论为基础，从努力-成绩、成绩-奖励、奖励-满意三个环节出发，分析了公务员培训激励存在的问题。根据期望理论，解决公务员培训动机强度不高的问题，须抓住“培训内容”“培训考核”“培训奖励”三个关键的要素。由此，文章构建了由这三个关键要素组成的培训激励模式，为解决公务员培训激励失效问题提出了有效对策。     

论中国式量刑模式之构建——以规范化量刑为视角

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如何设计与构建科学、合理的量刑制度、制定规范的量刑标准、减少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不仅直接关乎到实体正义的实现与否,是保证法的衡平与权威的根本,更是世界各国刑事法学研究与刑事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考察、借鉴域外法律的相关量刑模式,我国未来的量刑程序模式应当是层次式和分解式相结合的一个整体,即以...     

论网络通讯监听——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网络通讯监听，是指利用网络技术为主轴的相关技术，截取他人秘密通讯的行为，包括任何通过网络所截取的声音、文字、图片、影像、电子邮件等信息。网络通讯监听与传统电话监听不同，电话是点对点的传送，网络是通过封包交换系统处理许多使用者的封包。网络通讯监听如果是截取通过某一节点的封包，必须进行过滤，进而取得所要的内容，在此过程中，侦查人员可以看到无辜第三人电子邮件的具体内容。在进入聊天室观看他人聊天的过程中，可能会听到被监听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的聊天内容，牵连到许多无辜第三人，因为该监听节点不限于被监听人使用，每一个通过该节点的人，其聊天内容都有可能被截获，容易侵害第三人的权利。因此，网络通讯监听应当遵循降低侵害第三人权益被侵害可能性原则。因网络的特性，对网络通讯可以实行机动性监听。     

论侦查制度、政策构建的基本路径——以博弈论为视角

博弈论是分析社会制度的重要工具。以博弈论为视角探讨侦查制度、政策建设,有助于推动更有利于侦查主体以及国家法治大趋势下的侦查博弈进程。侦查过程具有特殊性,侦查制度、政策的构建不能依赖侦查领域的自发形成,而主要应依靠有权主体的外部推动,而且所制定的制度和政策应具有可置信的威胁,能够对侦查博弈参与者特别是侦查主体形成有效制约。     

论企业的品牌战略——以商标法为视角

一、企业品牌战略的必要性分析. 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世界知名品牌全面登陆中国内地,中国企业越来越认识到国际竞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中央政府提出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的热情,一些中国品牌主动而积极地融入到世界品牌竞争的潮流中.然而,作为世界工业品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我国货物出口的55%是加工贸易,具有自主品牌的产品不到10%.众多企业的对外贸易只能采取来料加工和承接订单方式,多使用外方品牌,贴牌生产.     

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开发体制

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顽症之一。要解决这种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仅从科技系统本身入手是不够的,必须把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科技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走产学研一体化之路。这就是以企业为主体,建立全新的科技开发体制。     

主体论视角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最关键的因素,主要包括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思想家和领袖四个部分,具有社会性、阶级性、实践性等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个主体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论,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伪证罪的适用范围和犯罪主体研究——以诉讼法为视角

从诉讼法理的角度对伪证罪的适用范围进行探讨,伪证罪是否适用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需要分析法条的立法宗旨,考虑立法原意和历史因素,同时对法规范本身所处的法律体系的协调性作必要的考虑;探讨伪证罪的主体问题要对我国被害人地位、无罪推定原则、当事人陈述性质、处分原则等诉讼法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当事人伪证进行两层意义上的考察.     

单位犯罪主体浅论——以“犯罪主体”与“刑事责任主体”为视角

我国刑法理论对“单位犯罪主体”、“刑事责任主体”等问题缺乏相应的理论研讨,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适用的诸多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一个犯罪主体、两个刑事责任主体”的大胆观点,并建议批判地吸收美国公司犯罪中的“上级责任原则”,以增强对我国立法尤其是司法的指导作用。     

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研究——以检察监督为视角

民事公益诉讼的建立是必要和可能的。国家机关、团体、自然人均可以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但是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检察机关的公共性特征使其最适合担当公益诉讼的原告。公诉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构成要素,公诉权中应当包括保护公共利益的民事诉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龙头地位,可以有力地推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     

行政审判庭的困惑与路径选择——以法官的专业化为视角

中国行政审判亟待改革，但建立一套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在成本效益分析上不可取，也不能解决行政法官专业化的问题，超越了我国现有的本土资源环境。法国行政法院的成功得益于行政法官的专业化。因此，我国行政法庭应谋求专业化与独立性的调和与统一，探索行政法官的专业化本土培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