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理论与中国的行政改革

中国政府进行改革的目标与官僚制理论的实质不谋而合 ,官僚制理论的优点对于我们的行政改革有着指导意义 ,但其又具有一些消极方面。我们应该对官僚制理论进行扬弃 ,对其合理的内容 ,应该正确的借鉴、学习 ;而对官僚制理论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要进行改革 ,从而推动中国的行政改革     

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

19世纪末,威尔逊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开启了行政学研究的大门,古德诺等人也为行政学研究做了进一步探索,更明确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而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在威尔逊、古德诺等人为现代公共行政及科学研究确立了逻辑前提的基础上,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具有扛鼎意义的官僚制理论,理论的诞生对当时的政府行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人们对政治生活更加理性的诉求,信息化、知识化、经济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在应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悖论并面临着许多危机,就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及内涵、理性官僚制的悖论、官僚制的危机等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进行市场化方案的反思,以及文化方案、伦理方案的阐释与论述,力求找到一条更适合当下政府行政的合理化道路与官僚制的救治方案。     

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理性官僚制的局限与公共部门改革的后官僚制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理性官僚制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对官僚制的批判包括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个人需要和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缺乏应变力和灵活性等多个层面。这也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背离官僚制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其基本思路可以分别概括为新公共管理路径和新公共服务路径。对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需要在构建和完善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公共部门的能力。     

战后日本官僚制和政治经济发展

战后日本官僚制是在美国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 ,但它也有其自己的特点。战后日本官僚制由于其自身的结构和功能 ,使它在政策制定、与政党的关系、“铁三角”同盟以及政府主导制经济四个方面对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 ,战后日本官僚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和挑战 ,战后日本官僚制弱化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阻碍了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造成了日本行政效率低下和行政腐败 ,导致了中央政府难以适应环境和条件的变化 ,此外它还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发展到今天的战后日本官僚制 ,其改革势在必行     

从现代官僚制到后官僚制人性预设转换的动因分析

现代官僚制是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以层级节制、非人格化为特征,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企业家精神改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即后官僚制范式出现了.两种范式管理理念的不同根源于人性预设不同,后官僚制以"理性经济人"取代了"人性恶"的假设.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源于行政生态环境不同.     

浅谈官僚制不可彻底摒弃的问题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在20世纪初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扭转了现代社会的命运。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技术手段的时代性进步,人们对行政管理要快捷且精确地完成任务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官僚制的一些缺陷逐渐被显露出来。人们对官僚制开始进行反思,许多学者相继抨击了官僚制属于低绩效、僵化且非人格化的病态体制,他们列举了种种官僚制的弊端,提倡人们彻底地摒弃官僚制,但他们又没有提出可以超越官僚制的替代物。因而,相关官僚制的研究已形成一股主导性思潮,并且对于官僚制是否能够彻底摒弃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官僚制：中国行政现代化的陷阱？

依据韦伯的“官僚模型”建构的传统政府,受到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浪潮的强烈冲击,从70年代末起,西方各主要国家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并一直持续至今。面对这一全球化的运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行政改革应作何回应?在对官僚制进行梳理和剖析的基础上,并对中国自身传统与现状的深层体认之后,该文认为建构与完善现代官僚制是实现中国行政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韦伯官僚制的理性化追求及其困境

韦伯曾命题,作为现代社会的命运,官僚制体现了行政管理的理性化追求。一个要有作为的政治共同体,除了选择官僚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外别无出路。但其代价是引发社会价值紧张。从否定的意义上说,这一价值紧张显示了理性化追求的矛盾困境。     

韦伯理想型官僚制理论述评

社会科学领域很少有哪一个概念能与“官僚制”一词同样引起广泛的关注。在行政学理论中对官僚制理论的研究一直备倍受重视，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理论的研究就更加引人关注。本文主要对韦伯的理想型官僚制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定位、核心与内容进行重新梳理，以求对聿伯的官僚制理论追行全新的、系统的理解与阐释。     

经济学视阈中的官僚制研究——解析安东尼·唐斯的官僚经济理论

对理性官僚制理论的解析和反思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界研究和争论的一大热点.在这些争论中,安东尼·唐斯率先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透析官僚体制、官僚组织和官僚行为等问题,开创了官僚经济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唐斯对官僚组织的生命周期、官僚的行为以及官僚组织等理论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形成了官僚经济理论,其主要贡献是更加注重寻找官僚组织和官僚整体的内在行为动机,更加注重对现实的解释,更加注重对官僚的行为和心理的研究.     

理性官僚与后官僚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行政

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模型是适合工业化大生产的,在资本主义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正处于工业化时期的我国同样有启示作用。对于后官僚时代兴起的批判或推翻理性官僚制的种种新理论与新派别,我们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详细区别,不能人云亦云。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

韦伯在总结官僚制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性设计问题.但是,这个具有合理性的官僚制体制所体现出来的却是片面的形式合理性.所以,存在着理论上的悖论,而这一理论上的悖论又必然导致官僚制在公共行政实践上的困境.在20世纪官僚制的实践中,集权与授权、效率与责任、科学与价值的冲突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特别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引致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的诸多问题,以致于政府及其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因此,自70年代以来,行政改革的运动提出了告别官僚制的目标.     

官僚制组织的两副面孔

官僚制组织具有两副面孔.官僚制组织的经典面孔是由权威—义务、责任—规则等概念共同谱绘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代理理论则用委托—代理、激励—动机等概念为我们描绘出了官僚制组织的另一副面孔,且人们根据这种描述而对官僚制组织进行改造的结果,就是将组织实践变成了所有组织成员合力蚕食组织剩余的活动.自人际关系学派兴起以来,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人的因素”成为了组织管理的核心议题.传统官僚制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导致组织实践总是受困于官僚自利性的问题.代理理论正视了这一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当代组织理论必须对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的“人的因素”的问题做出新的回答.     

论官僚制危机的对策

作为一种经典的管理范式,官僚制在历经辉煌之后面临着全面的危机。本文从复合型官僚的培养、官僚道德的重新定位、官僚规制的重构、顾客驱使以及政府卸载五个方面着手,试图寻求解决危机的对策,以希能对我国政府的治道变革有所启示。     

中国应该建立完善的官僚制吗?

在当今的中国建立所谓“完善的官僚制,”即使可能的话,那也既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更解决不了中国现行行政体制的弊端与问题。面对知识社会、信息时代、全球化的挑战,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     

论官僚制的反功能

自韦伯提出理性官僚制的概念以来,许多学者对官僚制提出了批评,其中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官僚制的反功能问题,认为官僚制不仅仅存在正功能,而且会产生反功能问题,如效率低下、繁文缛节、保守主义等等.更有学者在官僚制反功能的基础上,提出来官僚制病理学研究的问题.本文首先检视了官僚制的反功能及官僚制病理学研究.其次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分析了官僚制的反功能及病理学研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官僚制的纠错机制——“企业化政府”理论评述

企业化政府考虑了政府组织的运作过程、成本及管理方式,是行政改革的新的理论范式之一。其理论是美国行政改革实践的一个有待改进的版本,我们必须建立在自身行政生态环境中来考查其利弊。     

苏联官僚制对社会和谐的销蚀

苏联的行政体系中存在着不合理的官僚体制,它对苏联解体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分析西方官僚制为起点,历史地考察了苏联官僚制的特点和运行状况,揭示这些不合理因素对民主与法制的破坏,最终指出社会和谐的状态在苏联缺失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