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金融资本阶段下的金融危机

2007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以惊人的传播速度和破坏程度横扫了全球.不同于以往爆发的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背景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金融资本阶段.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垄断金融资本的研究成果,分析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特点,解释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必然性,可以为有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从经典到现代: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由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使美国陷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也不同程度地引发了美国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动荡,它使得人们又重新思考金融资本对经济社会到底有什么影响、经济金融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等问题。要探寻金融危机的根源,一味地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出发是无能为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探求经济危机及其解决方法的新视阈。经济金融化的经济发展趋势更加凸显了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的理论指导性和现实启发性,它将为解释和化解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提供新的理论视阈和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哲学视域下的资本逻辑及其批判

在马克思哲学视域中,资本所具有"生产要素"与"社会关系"的双重含义衍生出资本的广义与狭义的双重逻辑,这双重逻辑又必然产生双重作用。从总体上看,可以从"维度"和"领域"两个方面把握资本逻辑的不同表现形式。在维度上,可以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把握资本逻辑;在领域上,资本逻辑在政治、文化、社会和哲学诸领域有不同表现形式。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嬗变导致资本的形态及其表现形式和运作方式不尽相同。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分析范式并未过时。     

对当前金融危机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美国周期危机和霸权悖论

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周期和全球金融霸权两个大的层次上对当前金融危机起源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可以看出,这次危机是由积重难返的三十年保守主义政策和二战后美国不断强化的霸权逻辑共同作用使然,这体现着美国特有的周期危机和霸权悖论。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演进逻辑

从经典科学社会主义到俄国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重心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向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指向从追求人类解放转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构方法从批判演绎转向实践生成;理论形态从一般形式转向各国特色形式。透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演进的逻辑理路,把握其中的变与不变,对于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科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宏观调控定位的逻辑演进与发展趋向

宏观调控的定位,即宏观调控的主体、任务和手段,是理解和实践宏观调控这一国民经济管理行为的重要前提。在中国,一个典型的事实是,改革开放后的宏观调控几乎伴随着经济运行的大部分进程,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宏观调控的定位随着经济转型的深人发展是不断演进的。通过考察中国改革开放后宏观调控定位的探索和演进情况,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看待和了解宏观调控。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创立时期演进逻辑探析

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共产党宣言》三部经典著作,解析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何以是必然”“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等重要问题,从而凸显了马克思在研究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所蕴藏的逻辑起点、客观必然和实现路径等演进规律。这一演进规律表明,回到马克思来理解共产主义,就是要把共产主义从真正人的人性升华、贵在追求的现实运动、社会与个体的双重解放等维度来辨证看待,从而批判对共产主义的“遥遥无期论”“与己无关论”。     

政策科学的演进逻辑与范式变迁

政策科学作为一门应用性跨学科研究的新兴学科,在世界各国和各领域因其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蓬勃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政策科学势必面临各种新的挑战。文章以政策科学的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国内外文献,归纳总结政策科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演进逻辑,提炼出政策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路径。同时,文章针对现阶段政策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对民主性或科学性的盲目追求,提出今后政策科学应当促进民主与科学的融合以及跨学科研究,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新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推动中国政策科学的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学:演进轨迹与内在逻辑

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与改革开放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学作学术史回顾时需将其置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近四十年来,中国政治学经历建构学科基础、提升研究规范和深化学术发展等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既是前两个阶段的升华,也受到新时代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实践、全球化趋势与科学技术的更新、中国政治学人的孜孜付出构成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新时代将会持续供给乃至更加强大,中国政治学的前景是远大的。     

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演进及内在逻辑

从建国后乡村基层治理的纵向发展来看,我国大体历经了改革开放前的"政社合一"、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和新时期的"多元善治"三个阶段,尽管这三个阶段的治理环境及治理的主体内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不论是过去突出国家行政力量的治理理念,还是如今强调自治属性的治理模式,实质上都是国家在特定的治理环境下实现其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而在当今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原有模式为基础并立足于本土因地制宜的创新探索和以国外成熟的治理经验作为参照并充分与我国国情相互结合的创新探索,为新时期乡村基层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指引和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认识时代问题的逻辑演进北大核心CSSCI

时代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一以贯之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实践之中,这也是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经验所在。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在救亡图存中开启,在革命摸索中前进,在曲折建设中发展,最终走向了当前的理性认识阶段。百年来,党对时代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始终围绕把握时代主题,明晰两制关系的发展,精准历史方位的勘定,满足人民阶段性的需求展开,形成了时代问题认识的逻辑理路。当前,坚持用问题思维把握时代,对于党继续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不无裨益。     

数字经济视域下政府治理创新的取向与逻辑

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和挑战,探讨数字经济形态下的政府角色与边界,提出政府治理创新的取向、逻辑和路径。从特点来看,数字经济具有数字化的经济形态、平台化的市场模式、要素化的海量数据、泛在化的技术载体和多元化的协作协同等特征,在安全治理、平台治理、数据治理、技术治理和协同治理等方面带来挑战。因此,政府需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找准政府定位,转变政府角色,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在数字经济视域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可分为“治理1.0”“治理2.0”和“治理3.0”三个阶段,价值取向需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维度,具体可从数字政府建设、数据要素治理、平台经济治理、多元协同治理等路径,实现政府治理创新,并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     

金融资本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竞争

通过数次产业转移,发达国家转型升级之后率先进入追求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阶段:一方面,由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靠增发货币和增发债务来满足福利开支,遂演变为发达国家的债务不再刚性支付,而是通过信用扩张将债务变成吸纳货币的可交易资产,其福利社会成本借此向世界转嫁;另一方面,金融资本新三性(流动性、短期性和集中性)特征之下虚拟化扩张加剧,使得全球资本流动愈益频繁,连带发生多次区域金融危机。因此,只要是加入金融"全球化"的国家,无论施行何种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卷入金融不稳定中。需要比较研究的是,不同的国家在历次危机中如何应对:哪些国家陷进去出不来了;哪些国家"危中转机"了,形成独特的发展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机构改革的经验塑造、逻辑演进及其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机构改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改革经验,即"强制—推动性"改革、"被动—适应性"改革、"单边—封闭性"改革、"渐进—阶段性"改革、"实践—经验性"改革。同时,我国机构改革实现了多重逻辑的演进:从"政治逻辑"到"行政逻辑"再到"政治逻辑"、从"组织逻辑"到"职能逻辑"再到"体系逻辑"、从"权力逻辑"到"效率逻辑"再到"民生逻辑"、从"科层逻辑"到"市场逻辑"再到"网络逻辑",它们共同构成了机构改革的"中国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2018年机构改革,从经验重构与逻辑强化两个方面对这一模式进行了重塑。未来的机构改革应进一步完善和强化2018年机构改革的经验与成果,实现由碎片政府到整体政府的转换、定型,推动"中国之治"迈向更高水平。     

“历史主动精神”概念溯源及其演进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历史主动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精神品格,也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宝贵精神品质。百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劈波斩浪、坚毅前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与基本要求,历史主动精神具有显著的生成性特征,其概念渊源最早能够追溯到马克思,并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新时代、新征程展示出更加鲜明的特点和优势。考察“历史主动精神”概念缘起和形塑过程,阐扬其理论逻辑和语义嬗变,对于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代性视域下资本逻辑的批判与突围

在资本逻辑影响下,现代性出现了新的特征。当劳动成为理想与现实的媒介,利益成为理性与非理性的标准,剥削成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症结,现代人的意识开始觉醒。现代心性的构建、利益追寻的碰撞和技术革新的变质使得资本的现代性成为可能。在资本逻辑影响下,交换价值的利益凸显,物与资本有了符号代言,利益冲突的矛盾升华,意识形态开始进行隐性架构,社会在资本逻辑的掌控下运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凸显。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正向交往和阶级联合去批判和突围资本逻辑,辩证地看待现代性问题,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时代逻辑再认识——兼与新帝国主义理论比较省思

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最高和最后阶段的时代逻辑论断发自不同语境、具有不同内容侧重点,他主要是从垄断代替自由竞争的角度说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趋势强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和战争对革命起促进作用的语境宣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后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和帝国等论说,并没有完全超出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研判。     

次贷危机预示美国金融霸权的终结

危机源头是在世纪之初，美联储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及“9·11”届美国经济的衰退风险，降低利率以刺激消费，挽救经济。美国货币扩张导致大量美元资本流向中印等国寻找新的资源配置。同时．大幅增长的东亚贸易美元和中东石油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美国，从而支撑美国人依靠廉价信贷消费，造成即使当美联储在2004年开始加息后，长期利率仍然出现了下降。这刺激了美国住房消费，推动了房价上涨，随之这又释放出更多的投机和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