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公权力异化与腐败的制度伦理向度

公权力异化与腐败是权力滥用的两面,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也是人类历史的难题。虽然人们普遍强调从教育、制度和监督的综合治理模式入手来解决公权力异化与腐败问题,但是从制度伦理视角来分析和遏制公权力异化和腐败则是更为清晰和有效的路径选择。     

公权力的异化及其制衡——刍议“大众权力”

由于互联网等新媒体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创了信息大众传播时代,民众得以参与信息的传播和制造。由此,在公共领域也形成了一种以大众为主体,通过大流量信息的传播和发酵而支配事件的结局,通过众多人群的集体关注和议论形成强大势力而强制相关方服从的势力,这种势力可称为大众权力。而大众权力具有无法定性、无组织性、无代表性和不受限性等特点,可能会出现虚假民意或产生多数人暴力等负面效应。基于权力制衡的原则,面对严重异化的公权力,大众权力的崛起可以视作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衡。     

公权力的限制与住宅权的保护

对公民住宅权最大的侵害源来自国家与政府的公权力。根深蒂固的公权意识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以及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公民住宅权保护不足是国家公权力侵犯公民住宅权的基本原因。防范国家公权力的侵入对住宅权价值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应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凸显对住宅权作为基本人权的私权利的尊重。其次,应彰显宪法精神,对侵入住宅的公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一是在法律程序上明确警察启动检查权、搜查权的前提条件。二是决定权应当与执行权分开,做好权力的制衡。三是明确公民住宅权被侵犯时的救济权。     

社会公权力诉讼的制度建构

转型期社会公权力日益成熟，并可能危及公民权利。社会公权力既不同于国家公权力，也不同于公民权利。社会公权力诉讼存在制度障碍，需要新的制度建构方能对社会公权力加以有效的司法规制。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与贾格尔的女性异化

马克思从劳动的角度论述异化理论,揭示工人同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及他人之间的异化关系。作为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展,贾格尔从性别的角度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女性异化的四个维度,认为商品拜物教和资本主义父权制是导致女性异化和遭受压迫的根源。     

我国公权力法治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公权力法治化方面取得重要成就,这表现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颁布实施了一大批制约公权力的法律法规,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与此同时,我国在公权力法治化方面仍然面临不少问题,这表现为约束公权力的法制尚不够健全,权力设置结构上不够科学,自由裁量权的控制程度偏低,公权力行使者的道德法律意识薄弱。进一步提升公权力的法治化水平,需要通过立法完善权力运行规则,健全行政司法机关的任人育人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     

科技异化的防范与政府责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科技异化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科技异化的三种不同类型,并在剖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部门的应对措施。     

浅论公权力腐败的成因及预防措施——以监督的视角研究

权力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很容易为直接行使权力者制造三个腐败空间:一是决策权空间,二是制造稀缺资源权空间;三是拖延办事时间权空间。公权力腐败与反腐败,已被我党提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将浅论公权力腐败的危害,并进而重点从监督层面探析公权力腐败的成因以及如何加强监督在预防公权力腐败中的重要作用,以望能对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做一些理论上的支持。     

坚持群众路线保障公权力阳光运行的反腐策略

在各种腐败中,"权钱色"交易是共性,其中"公权力"是腐败滋生的中心要素。公权力腐败和异化主要表现在特权、专权、滥权、霸权、越权等方面。随着反腐斗争的不断深入,腐败也推陈出新,如"双面、两手"干部,集体腐败和联手腐败,特权腐败隐性化和扩大化,公权力与资本联姻等。针对公权力腐败特征和发展趋势,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保障公权力阳光运行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保证公权力阳光运行,关键在于把握好"用好公权力、借重公约力、提升公信力"三个环节。其中,用好公权力是基础:要明确职权,依法行政,保障民权;借重公约力是保障:要约束监督,疏通渠道,顺应民意;提升公信力是目标:要取信于民,民生至上,凝聚民心。最终实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政治认同的张力与流变

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权力与权利博弈的演进史。权力与权利的变量既是社会矛盾引发与化解的根本滥觞,也是政治认同考察的核心义理。动态的社会结构场景,引发公权力与私权利不同的排列组合,亦导向政治认同的张力与流变。当公权力僭越与私权利消蚀时,政治认同呈现以权力的伸张为鹄的强力化叙事;当公权力异化与私权利张扬时,政治认同在"我乐故我在"的喧嚣中呈现私密化取向;公权力的制衡与私权利的正当,是政治认同理性化生长的生态逻辑。     

特定公权异化的内生性根由和现实性语义诠释

特定公权异化是在特定阶级国家中,特定公权利和特定公权力的相互异化。它具有内生性根由,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存在动态表现,主要体现为生产力水平的先决作用和生产关系的直接决定作用。特定公权异化的内在结构共分为合法异化、异化风险、隐性异化、异化入罪四个层次。从哲学范畴分析特定公权异化的成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微环境外在性诱导、公共职能主体意识缺失、群众联系秩序链断裂,这是对特定公权异化的现实性语义诠释。     

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三大对策

腐败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即被用来谋取私人利益。防止公共权力非公共运用的关键之点,是对权力实施制约和监督。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应做到以法制权、以德制权、以权制权和以民制权。具体来说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筑牢思想防线。要激发领导干部自我制约和自我监督的内在自觉性,在思想上筑牢道德防线、纪律防线和法律防线。二是推进阳光用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民主监督,从而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赢得公众的信赖和拥护。三是坚持制度管权。制度管权是法治国家制约权力的通行法则,制度要具体实在,针对问题、解决问题,并且确保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监督舆论与舆论监督:网络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进退与平衡

监督舆论与舆论监督是话语干涉的两种形式,存在主体性、结果性、立场性、技术性的权力差异。监督舆论形成公共权力的积极进制、消极进制、无效进制,引导舆论朝着积极正向的方向发展,但也易造成舆论的说教化与虚假化。舆论监督形成公共权力的强制化、主动化、圈层化、边缘化的退制,适应公意的变化,提倡公民权利约束公共权力,保证权力运行的合法化与公开化,存在舆论控制权力的风险,出现群体审判与群氓政治的现象。监督舆论与舆论监督应达到有限性平衡、动态性平衡、有效性平衡、竞争性平衡,保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相互制衡,达到善治的目的,进而实现公共权力与舆论机制的优化,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和谐发展。     

权力崇拜意识与人性

权力的核心是通过统治来实现权力者的最大利益.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必然会产生权力崇拜观念,从而造成对人性的严重扭曲.到了现代社会,人民被视为权力的主体和主人,不能容忍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权力崇拜.但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着权力崇拜意识,应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消除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意识.     

透过"权力的眼睛"的理性批判思想

福柯透过"权力的眼睛"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权力的普遍性,并断言现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圆形监狱".通过分析理性霸权地位的发生历史及知识--权力的联系,他批判了理性对他者甚至主体本身的压制,并试图提出一条通过话语政治和生物政治来瓦解、抵抗理性霸权的道路.在主张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上,他和马克思有相通之处,但在具体实现道路上,二者又迥然不同.他对马克思的一些批评有不公正的地方.     

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其制约监督机制

关于当前中国腐败的本质及其成因,学术界众说纷纭。其实,腐败的本质就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的滥用和私用）,而公共权力的异化则源自国家公共权力及其行使者内在矛盾的两重性。只有构建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才能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行为。探索公共权力异化的根源及其制约监督机制,有助于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展开。     

公共管理的由来及其与公共行政的内在差异--由传统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研究之一

产生并服务于当代西方国家政府改革实践的公共管理,促进了行政科学理论研究的重大变化.这种转变,既丰富了行政科学研究的视野与研究方法,也带来了公共事务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的变革,从而为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开辟了广阔的社会资源和发展前景.本文拟对公共管理的由来、特性及其与传统公共行政的内在差异,进行学理意义上的简要梳理和归纳.     

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网络舆情机制的构建

与传统社会舆情相比,网络舆情信息内容更加多元化,表达方式更加快捷化,同时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特征,也带来了涉腐舆情法律规制缺失、举报及管理无序、应对理念落后、措施僵化等负面效应。因此,必须科学建构反腐倡廉网络舆情机制,其中法制机制建设是有力保障,舆情信息系统建设是坚实基础,责任和约束机制建设是关键内容,网络举报的权益保护和激励机制是动力源泉。     

公共行政的发展与变迁:新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公共行政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理论之一.它的兴起,既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矫正,也促进了政府变革的发展.本文就其主要理论基础进行介绍、分析与评述,并就其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和评论.     

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 Need for Evolution

Recently, British public management has relied too much on private sector approaches suited to market‐facing situations, to the detriment of systems based on a realistic estimate of the special nature of public business, and its needs for economy and co‐ordination. Accountability processes have suffered from over‐simplification (targetry) and from a gross multiplication of mechanisms focusing on individual error, as opposed to ensuring intelligent assessment of business results. There has been an over‐emphasis on management of inputs and outputs, as opposed to systems gearing the result‐producing mechanisms to means for policy form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effort. We need now to re‐think and define properly the systems whereby ministers are advised, account is rendered, resources are allocated and effort is co‐ordinated—and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relevant actors.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these ends.